蔡东士 | 她在木棉花含苞待放时离去

她在木棉花含苞待放时离去

蔡东士

　　我到十三团后，团部接着又来了4位女知青。她们分别是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之女、县武装部政委之女、县委书记之女。还有一位其父亲官位也不小，只是不幸戴着所谓叛徒帽子。在山沟的农场里，她们就是人们心目中的高干子女，即现在所谓“官二代”。我尽管一再声明我家三代世医，父母都是乡镇医生；但看到我是跟着团长政委来的，大家也觉得我有些来头。不久，团部又结伴来了一批潮州城里的女知青。她们一个个如花似玉，走到哪里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我好像就成了这批知青中唯一的男子汉，红色娘子军里的党代表。人们明里暗里总在打听和猜测：漂亮女战士里哪一位是党代表的对象？

　　按当时的政治成分划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九类人，特别是前面的五类、七类人，他们的子女备受社会歧视。伟大领袖有一段纠偏的最高指示，说这些人的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于是这些青年得到一个说起来很好听，其实是最歧视的称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74年在广东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师部报道组的蔡东士

　　我的父亲蔡则豪在乡村药店当药童出身，从来只问病不问政治。因为指着天上的流星问人家：“这是不是苏联的人造卫星呀？”被认为是“污蔑苏联老大哥”，屈斗成招划为右派。虽然一年后就摘掉帽子，但那个“右派之子”的沉重帽子，却成了戴在我头上近二十年的“紧箍咒”。

　　我在兵团的简历上没有父亲曾是右派的记录。我心里明白，只要不求上进就不用去填写，就不会自寻烦恼。为此，我不报名参军，不参选积极分子，不求推荐上大学，不写入党申请书，不想当任何一级的官。但是对象却不可不找，只是不敢找根正苗红的人，更不敢高攀“官二代”罢了。我不止一次婉言谢绝她们的友好表示，对诸多爱情的暗示装作糊涂。人家说我骄傲，眼睛长在额头顶上，我也置之一笑。直到二十年后一次兵团九师宣传队、篮球队、报道组的知青大聚会上，时任湛江军分区政委的林兆英，举杯为他当年管教我们太严厉而道歉，我才举杯向各位资深美女道歉说明：“当年我是自卑，不是骄傲。”

　　当年我一直沉默低调，用心钻研写作，静心等待命运能够为我安排“门当户对”的人。

　　有一次连队放假，又逢附近小镇圩日。全连的男男女女，知青、退伍兵、归侨子女三五成群打打闹闹赶集去。回来时，我走得慢，掉了队，慌慌张张中又迷了路。看着夕阳西下，心里正紧张，只见我们连队的卫生员，一位漂亮少女飘然而至，穿着当时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花裙子，亭亭玉立于乡间小路旁。她回来找我了。一路走，她一路谈她在印尼的生活，谈她家在海外的亲人。我们特别谈得来。不久我被调到师政治部报道组。我们的解放军科长林兆英看到我收到的许多信封都是一个女孩的字体，找我谈话了：“在师机关工作，谈对象要注意政治，最好不找归侨。”我心想这辈子得当牛郎了。书信照写，但没那么密。后来这位卫生员也调动工作了，说不清什么原因来信越来越少。

　　一年后，因为报道组经常打电话，我认识了团部总机班一位北京长大的江苏姑娘。她一口银铃般的标准普通话和帮助我们工作的热情与智慧，缩小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有一次知青结伴回家探亲，她邀我顺路到她家住一晚再转车回汕头。我受到她同为兵团知青的妹妹与弟弟的友好接待。而探亲回来时，她来信却告诉我，她那位据说是生产科长的父亲，听说我是华侨农场出来的知青，担心海外关系复杂，不赞成我们的婚事。她很犹豫。我想到我的“紧箍咒”比海外关系要严重百倍，当即就回了信：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落花流水春去也……

　　那时，再红的木棉花在我的眼里都失去了娇艳，变得那样的暗淡无光。

　　我在十三团的那群女知青战友，很快就知道了我的爱情波折。在我下团采访时，或约我到她们宿舍聊天，或请吃她们做的青菜汤，或到招待所来喝工夫茶。然后一个接一个找个理由溜走，最后只剩下一位留着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长着一个深深小酒窝的姑娘和我。有一次，在办公室门前空地上，大家在月光下聊天，慢慢地月光下只有我和她。她就是团部生产处的统计员，潮州姑娘翁庆银。

　　团长的夫人张阿姨常常问：怎么样呀？我看你们是天生的一对。

　　回到师部，戴副师长也说：找那么聪明漂亮又特别善良的姑娘，我举双手赞成。

　　但我和她谁都没有表态，只是觉得见面特别亲切，分别依依不舍。

　　不久，我和外号“肥牛”的报道员一起到广州改稿。翁庆银托我们帮忙带一包茶叶和信给她爸妈。我和肥牛按她写的地址找到工厂，他爸爸没上班。同事只知道她爸爸住六二三路附近，不知详细地址。我们在六二三路乱转一气，竟然十分碰巧找到她家。她爸妈煮了糖丸和鸡蛋招待我们。回来的路上，肥牛神秘兮兮地说：老兄，有戏了。我问啥戏？肥牛说：“红鸡蛋，甜汤丸，这明摆着是招待女婿的。”

　　既然如此，我不得不给翁庆银写信挑明我的政治硬伤：感谢爸妈热情接待，但他们如果知道我爸爸曾经是右派，会吓一大跳；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可能回不了城，而你我的工资加起来才50块钱，能放心吗？

　　没想到翁庆银当即复信：本姑娘的社会关系也颇复杂，咱们五十步和一百步，倒像是门当户对；我从下乡之时就没打算回城也回不了城；生活艰苦不要紧，只要两心相印，喝白开水也是甜的。这封信，没有甜言蜜语，胜似山盟海誓。

我读懂了她，泪洒信笺。

　　我们婚礼宴会是两对知青新人一起举行的。两条板凳架起一块床板就是超长饭桌。饭堂打菜，花两块多钱买一只鸡熬大锅汤，再打瓶白酒，炒碟花生。摆上参差不齐的酒杯碗筷，一班知青频频举杯胡乱吆喝，穷乐也是乐啊。

　　婚后我们一直两地分居，书信不断。后来她调到湛江农垦局，我们难得相聚几年。女儿诞生后，她又支持我上大学，一人顶起家庭重担。1982年她调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当出纳。原以为苦尽甜来可长相守，谁知3年后她却因病舍我而去。临终，她对她的知青知己蔡佳玲说：“我走了，你帮他找个好人。他是工作狂，家里没人帮不行。他很疼女儿，这个我倒放心。”她走的时候，我家门前的木棉花刚刚含苞待放，她来不及看看未来这片美好……

　　22年后，也许天上人间真有相思感应，我和女儿几乎同时梦见她，似乎说她想去一个地方好好休息了，似乎嘱托我们为她办件什么事。老知青们商定：她辛劳一世，我们找个山清水秀之地让她入土为安。按老朋友黄扬略提议，我亲笔为墓碑题字：“翁庆银仙栖处”。谐音为：“翁庆银贤妻处”。入土时，蔡佳玲长跪于墓前放声痛哭，诉说知青战友的不尽思念。在场人无不动容，热泪盈眶……

作者简介

　　蔡东士，广东潮州老知青，上世纪60年代末上山下乡到广东农垦湛江垦区岗美农场（后改编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3团）；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