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里隐姓埋名的清河翻译组（ZT）

但凡对1950到1960年代的外国学术、文学和政治类图书的翻译与出版情况有过关注的人，一定都会对“清河编译组”和“北京编译社”这两个机构有些印象。

事实上，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机构当年翻译的不少译著一直都在重印，以前积压的旧稿也陆续有新刊;更不用说，其部分劫后余生的成员在新时期中国的翻译界、出版界、学术界、教育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如今都已经故去，但是他们为新中国的翻译出版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不该被遗忘。

近些年来，得益于翻译家黄鸿森的努力，“北京编译社”的一些基本情况得以披露。然而，对于“清河翻译组”，至今未见任何总体介绍。

翻译组的成立

“清河翻译组”指的是1950到1960年代，北京市监狱（俗称北京市第一监狱、半步桥监狱）利用在押服刑的犯人、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为相关机构提供外语翻译服务以及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翻译任务而设立的生产小组。

新中国对在押犯人实行思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改造方针，所有服刑人员在监狱中都需要进行强制性劳动。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北京市监狱使用“北京市清河联合工厂”的名称，旗下有袜厂、塑料厂、印刷廠、毛巾厂等，另有工程队、翻译组等生产单位。

北京市监狱系统的劳改、劳教单位多以“清河”“新都”“新生”命名，“清河”的名称沿袭自北京劳改农场的前身“清河训练大队”，寓意是“昭示他们通过清清的河水，洗涤前非，重新做人”。

“清河翻译组”的“清河”不是北京市海淀区的清河镇（街道），也不能把它理解为隶属于北京市监狱系统的、新中国第一个劳改农场清河农场，虽然清河农场也曾存在过相关业务。

出版界老前辈陈锋、汪守本回忆说，1954年8月出版家郭敬调任时代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对时代出版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和清河劳改农场联系，利用在清河监狱中服刑的、精通外语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知识，为时代出版社翻译某些书籍或给某些稿件作初步加工。……这个建议得到了公安、司法部门的赞同与配合”。

20世纪50年代。北京第一监狱开会表扬悔改好、劳动好的犯人

但检索发现，时代出版社译者署名为“清河”的译作从1954年6月开始即有出版，并且主要集中在1954、1955两年。“清河”译的出版物共计有80种左右，时代之外的大约8家出版社出版了30种左右，特别是中华书局、五十年代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53年就有“清河”署名的译著，都早于时代出版社。可见，狱中翻译组动议于郭敬一说不能成立，它的成立时间应早于1953年6月。

不过清河翻译组最初主要为时代出版社译书，因而与郭敬有很大关系，却是完全可能的。

资料显示，时代出版社在1953年移交中国政府，主要出版苏联作品。翻译组“最初只有俄文一个文种，后来增加了英、德、日、法等文种。最初只为时代出版社译书，……后来译书范围扩大了，为多家出版社译书，笔名甚多”。

如果我们的推测大致不谬，那么从1953年设立到1966年解散，清河翻译组存续的时间超过十年。

翻译组的运作

“女犯纺线织袜子，我有文化，被搁在清河印刷厂翻译组搞翻译。翻译组二十来个犯人，个个懂外语，有的还精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

1951年初被判刑的中学英文教师朱良澐回忆说。她提到的翻译组成员有沈立中、张文华等。朱服刑八年，1958年9月刑满释放。

而退休前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的翻译家黄鸿森回忆，他在1954年被判刑后，先是在北京监狱织布厂劳动改造，1955年初调入狱中翻译组，1959年9月获释。“狱中翻译组是调集一些通晓外语的犯人组成的。我进去时有十多人，我离开时约30人。”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从时间上看，朱良澐和黄鸿森应该有交集，但他们的说法互有出入。不过，依据同时期出版的出自翻译组之手的译著的工作量来看，无论是二十多人，还是三十多人，规模似乎都小了点。可以佐证的是，1959年9月被关押进北京市监狱的鲍若望回忆说，那里有一个由140名专家组成的翻译大队，“翻译大队的定额是每人每天4000字。人们分组工作，一人翻译，一人校对。隔一天一换工作。他们是一个杰出的、多才多艺的集体。中译外、外译中都干。”

1958年夏到1964年底服刑的北京市前朝阳区政协副秘书长何宗智也曾回忆到，“我记得当时的翻译组分工非常细致，包括各种语言。我因为当时的英语还好，就被分配到了英文组。其间我翻译了《西班牙共产党史》十余万字;此外还翻译了有关电器、机械、养蜂、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各种著作、论文大约二十余万字。除此以外，还有德文组、日文组、俄文组等七八个组，都是按照语言来分类。”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之外，参加过清河翻译组的还有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中国人民大学翻译董果良、新华社翻译奚瑞森、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江枫、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员徐式谷都在其中，他们以及前文提到的黄鸿森在《中国翻译家辞典》和《中国翻译大词典》有专门的条目记载其履历和成就，但他们的履历都没有提及翻译组这一片段。

与编译社的关系

事实上，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的关系密切而复杂，它们是无法切割的，但也不能混为一谈。

北京编译社成立于1956年7月，由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提议，经中共北京市委报请党中央批准;社长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续纲兼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社长先后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处级干部李蕴生、王建斌担任。

当时，编译社的主要任务是为出版社翻译正规出版物，以及为相关机构翻译文献资料，也为外单位借用临时担任口译工作。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后，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翰伯兼任编译社总编辑，并由商务印书馆派出黄子祥担任编译社总编室主任管理业务。

所以说，北京编译社实际上接受双重领导：业务上，由出版部门兼管;政治上和人事上，则由公安部门监管。一旦了解这一背景，便不难看出，北京编译社与清河翻译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一种拓展与延伸。它们在业务和人事上的联系也得到了关键性的揭示：“编译社成立，该组（清河翻译组）的翻译业务遂归编译社代管，由总编室陈崇来负责此项业务的联系。从1956年至1965年，清河翻译组翻译能手刑满释放后进入编译社工作的共有9人。”这9人中就包括黄鸿森、贺永增、徐式谷和江枫。

翻译组的译品

从现有的回忆来看，清河翻译组以及北京编译社承接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大量翻译过来的文献资料——包括政治、军事和科技文献、设备说明书等实用技术资料——不会公开出版，而且肯定还有不少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并未出版的译著。

因此，下面关于翻译组译品和署名的探求追索，仅限于公开出版的教育、科技、文学、学术和政治类图书。

1956年北京编译社成立后，与清河翻译组在业务上展开了密切合作。根据黄鸿森的记述，我们可以确定它们至少在以下两种书的翻译中存在合作。第一种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该书的版权页称：“本版由北京编译社依据原译本改译，由编译局及其他有关单位校订。”此书“任务很急，我清楚地记得是连夜赶译的”，其时黄鸿森尚在狱中，所以他是作为翻译组成员参与翻译;他推定，“北京编译社的翻译人员也参加了此书的改译工作，集体之作，故以‘北京编译社署名”。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起码翻译组的董果良、编译社的傅中午也参与了此书的翻译。

另外一种是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三联书店，1959年开始出版）。全套《世界通史》的翻译和出版过程非常复杂，第一卷多人署名，北京编译社署在第三;第二卷至第八卷北京编译社是唯一署名译者。但是，清河翻译组显然也参与了翻译工作。黄鸿森说，“笔者在狱中就参加了《世界通史》的翻译，译了第一卷的古埃及史，第二卷的古希腊史。我到北京编译社后就承担起《世界通史》第六卷、第八卷、第九卷的定稿任务”。

有迹象表明，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还合作翻译了另外一本书，即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3卷，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1964年）。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参与此书翻译和校订的人至少有：董果良、罗自梅、陈焕章（以上为清河翻译组成员）;陈少衡、丁钟华、黄邦杰、罗式刚（以上为北京编译社成员）等。

我们发现，北京编译社署名的译著总数在100种以上，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署名为“北京编译社译”的著作却尤其之少，只有十来种;在双方业务往来频繁的前提下，这就说明，除了少数集体署名外，许多编译社成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都署了本名或固定笔名。

比如，《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在商务印书馆1963年编订的《十年规划》中注明“已约北京编译社译”，但直到新时期才由著名德语翻译家李逵六等人校订后出版。李先生在自传中说，“出版说明称这本书最初是由北京编译社翻译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编译社原来是一些在押的国民党的将军”，一个叫朱汉生的人告诉他，其父朱亚英“在狱中翻译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

而由于朱亚英曾任胡宗南参谋，身份特殊，无论是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出版规划”、两家出版机构的“出版说明”，还是事后正式的回忆，都不便透露他是在狱中作业的，所以，就都用北京编译社这一公开机构来代指保密的清河翻译组。

甚至还有一些后来出版时署名为“北京编译社译”的著作实际上也是由清河翻译组翻译的。北京编译社毕竟是正式在编的公办机构，其成员的署名权一般不会受到影响;相比之下，清河翻译组的成员，身在狱中，绝无可能署自己的本名或专有笔名。在编译社代管、代理翻译组的情况下，有些时候直接用“北京编译社”代署译者名，倒也顺理成章。

翻译组的笔名

清河翻译组到底使用过哪些笔名呢？一开始当然是“清河”，但署名“清河”的译品仅限于1950年代，全部为苏联作品，大多数由时代出版社出版。这个化名后來被弃之不用，又变换出许多其他的笔名。

“何宁”也是清河翻译组的常用笔名，这个署名最早出现在1955年：早期以时代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主，几乎都是苏联作品;1958年以后逐渐以商务印书馆为主，并以英语作品居多。

“何青”最早出现在1957年，署名作品中《笛福文选》《魏克拉马沁格短篇小说集》出现在徐式谷的译著目录中，并且《笛福文选》后来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再版时，译者署名改为徐式谷。黄鸿森提到，“我在狱中还参加翻译《简明经济学辞典》”，查此书也是译者署名“何青”。

“何清新”的署名从1958年开始出现，作品数量超过30种，仅次于“清河”;不少作品译自法文，有些品种后来收入“汉译名著”。董果良在履历中便提到“笔名何清新”。

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猜测是清河翻译组化名的还有：“何清”“何倩”“何钦”“何易”“何慕李”“何璧人”“何新舜”“何式谷”“何瑞英”“何泽施”“何光来”“何光莱”“何瑞丰”等。万变不离其宗，译者都姓“何”。甚至可以说，在1950-196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中，几乎所有署名为何姓的译者中，大概只有何兆武（著名翻译家）、何渝生（该馆编辑）是本名了。

在林林总总的“何氏家族”之外，清河翻译组使用的另外一个化名也比较有名，那就是“秦水”（与“清水”音近，仍然离不开“河”）。署此名的译著大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张福生记述，他在一次聚会中向绿原（“胡风分子”，1962年从秦城监狱获释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代曾任副总编辑）求教“秦水的笔名是怎么回事，都是哪些人，他们是怎么翻译的”，在座的都明白，“我社有些译稿的译者署名秦水，实际是一些秦城监狱的服刑人员，当然是些懂外语的知识分子。绿原先生说他也不清楚，更没有看见有人在秦城监狱里搞翻译”。由这段记述可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们零星知道一点关于监狱翻译组的往事，但由于事涉机密，即便是绿原这样的老编辑也一无所知。张福生“循名责实”，以为“秦水”与秦城有关，其实不然，“秦水”“清河”都发源于北京市监狱;虽然秦城监狱一度也曾设有翻译组，但那已是绿原出狱之后的事情了。

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猜测，在“何氏家族”之外，还有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秦氏家族”也是清河翻译组的笔名，它们包括：“秦衡允”“秦士醒”“秦士勉”“秦果显”“秦光允”“秦文允”以及“秦柯”。另有“柯新”“柯青”（与“河清”形近）、“青珂”（与“清河”形近）想来也是其化名。

而除了北京市监狱的“清河翻译组”之外，北京市其他的劳改、劳教机构也曾设立过翻译组。

比如，北苑农场翻译组的存在因为著名作家梅娘的一些回忆而得到确认;而留美归国科学家严忠铎的经历表明，清河农场、团河农场也存在着一些特定的翻译活动，只是详情不得而知。

另外，在1950-1960年代，翻译组作为一种独特的劳动改造经验还在其他省市的监狱系统（笔者目前所知的有上海、天津和新疆）乃至秦城监狱推广。其中，秦城监狱翻译组由公安部在1963年初从全国各地监狱调集24人组成，“文革”期间中断，但其余绪“京安翻译公司”甚至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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