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胜平：四方面军北上之谜

张浩国际代表身份是一个精心策划、长期隐瞒的神话，这个神话改变了一代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引言

1942年3月6日，张浩（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逝者备受殊荣，由毛*泽*东提议，延安政治局委员轮流守灵三天。3月9日，张浩下葬。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战友执绋抬棺。之后，毛还为张浩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张浩（1897-1942年），原名林育英，1922年入党，长期从事职工运动，1933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1935年11月回国，随即参与中央政治局工作，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同张国焘电报往来，最后促其取消“第二中央”，带兵北上。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政委。1938年回延安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2年病逝。

张浩1935年7月离开莫斯科时，一、四方面军还没有分裂，回国后由于电讯不通，张浩和陕北中央一样，也断了同国际的联系。如果说张国焘在四川另立的中央没经过国际批准，属于“非法”，毛等人在遵义另立的中央同样没经过国际批准。事实上，自1934年7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电台被破坏后，中*共就同国际断了联系，重新恢复电台通讯，是1936年6月16日。在此之前，张浩所有代表国际发布的意见、指令，都属盗用名义，假传圣旨。

张浩国际代表身份是一个精心策划、长期隐瞒的神话，这个神话改变了一代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一、张国焘另立中央

事情的起源是张国焘另立中央。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两个月后，12月5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布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称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报来，以便批准。”

张国焘卓木碉另立中央，没有受到多数人反对。据张国焘回忆，会议有三千人参加。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原属一方面军的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罗“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继罗发言之后，李卓然、何长工登台。据宋侃夫回忆：“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多年后，毛*泽*东在北京见到何长工，说：“草地上那点事我早忘了。”何心领神会，继续谦虚谨慎。

中*共*党史对卓木碉会议讳莫如深，因为它涉及太多人的难言之隐。此刻——1935年10月——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草地会师后，毛本想利用中央威望，控制张国焘和他的八万部队，却不料事与愿违，丢掉三分之一的部队，还赔上了老搭档朱德。毛张草地分裂，是一场七千对八万的对决，毛失去的，不仅是军队，更是人心。

中央不辞而别，单独北上，被抛弃的几百名伤兵（他们随即被马家军全部杀害）会怎样想？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三千士兵会怎么想？留在左路军的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会怎么想？四方面军八万官兵又会怎么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心向背，不问而知。

要收拾失去的人心，毛*泽*东必须同张国焘放手一搏。

二、张浩的三封电报

利用张浩，假传共产国际指示，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豪赌。输了，身败名裂，不齿于天下；赢了，统一红军，执中*共牛耳。

1935年12月22日，张浩给张国焘发了第一封电报。作为试探，张浩表示赞同张国焘召开中*共七大的提议，建议把一、四方面军的分歧交国际或七大裁决。在这封电报中，张浩没有贸然代表国际发言，而是以个人身份与张国焘沟通：“我现时只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宜弄得太尖锐；”第二，国际认为“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为配合张浩，毛*泽*东1936年1月1日致电朱德：“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联系，（皆不实——笔者注）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平心而论，张浩这封电报立论公允，提出的方案——交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不失为解决两军分歧的一种办法。也许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张国焘接受了张浩的建议，在次年1月6日的复电中表示：“党中央（指张国焘的第二中央——笔者注）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得知张国焘态度， 1936年1月16日，在毛*泽*东授意下，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假传圣旨，给张国焘发出第二封电报，全文如下：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过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你敢自称“中央”，我就敢自称“国际”。政治斗争到了这个份上，已无原则可言，遑论正确。

从任何意义上说，这封电报都逾越了党内斗争的底线。国际没有派张浩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因为国际根本就不知道一、四方面军有问题。张浩不是国际代表，他只是一个信使，负责恢复国际与中*共的电讯联系。潘汉年1936年8月到延安后，曾告诉张闻天，“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毛得知后，对潘的‘直率’很不满。”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国际是上帝。冒充上帝假传圣旨，这种事只有杨秀清之流能做。问题是，杨秀清代上帝发旨是为了自己，张浩又为了谁？

官方说法是，为了统一红军。可红军由此受益了吗？张国焘被迫北上，时刻担心被清算，不想同毛*泽*东待在一块，于是驱兵西进，企图打通国际路线，结果祁连兵败，全军覆没。细究西路军兵败原因，毛*泽*东有责任，张国焘有责任，难道张浩冒充国际代表、假传圣旨就没有责任？

1936年1月20日，张国焘发电质疑张浩：“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

无法回答张国焘的质疑，张浩一不做，二不休，于1936年1月24日第三次致电张国焘、朱德：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此时的张浩已是孤注一掷，不顾后果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国际根本不知道陕北中央的政治路线，怎么同意？“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一方面军到陕北时人数不足四千，如果这算胜利，四方面军的八万官兵算什么？“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这也就是说，直属张浩；而张浩又属于谁？直属毛*泽*东。

毛*泽*东战胜张国焘，靠的不是党，也不是枪；他靠的是电报。历史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和刚回国的张浩散步，说：“有些事是可以追认的”。笔者推测，毛说服张浩假冒“国际代表”时，一定用了“先斩后奏”、“事急从权”之类的说辞，而张浩也做过最坏的打算：事若败露，个人负全部责任。以上三封“假传圣旨”的电报，皆由张浩一人签名。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并未联署。以后双方所有往来电报，也一律把张浩（林育英）名字放在第一位。此时的张浩，俨然已是一个“太上皇”，受共产国际委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

三、愿意当孙子，就要认孙子的命

张国焘不怕毛*泽*东，但他怕国际。愿意当孙子，就要认孙子的命。在无序状态下，政治在中国是一场流氓比赛——底线越低，胜算越高。项羽的底线是人不能吃自己的父亲，刘邦越过这一底线，轻而易举战胜项羽。张国焘的底线是国际不可冒犯，毛*泽*东跨越底线，让张浩假冒国际代表发令，迫使张国焘向陕北输诚。

其实，四方面军不乏与国际关系密切的人，即使国际没人来，他们也可以派人去莫斯科，申述另立中央的理由。但张国焘没有这样做，而是服从张浩传达的国际“指示”，解散了“第二中央”。他到死都不知道，张浩只是毛*泽*东的木偶；没有什么国际代表，自始至终，他都是在同毛谈判。更糟糕的是，在得知“国际”态度后，自陈昌浩起，“第二中央”的委员们纷纷倒戈，与张划清界限。与此同时，目睹毛、张斗法，以张闻天为首的陕北国际派对毛五体投地，心悦诚服，真正领教了什么叫中国政治。这种政治是他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永远学不到的。至此，未来已无悬念：中国革命的领袖，非毛*泽*东莫属！

张国焘怕国际，毛*泽*东不怕。毛没见过斯大林，但他比张更了解斯大林。毛知道，莫斯科喜欢强人：要取得国际的支持，必须控制红军。至于怎样控制，手段并不重要，反正很多事情是可以追认的。李德的任务是给中*共送款，他能成为太上皇，张浩为什么不能代表国际？既然张浩可以冒充国际发几十封电报，与张国焘讨论红军北上南下事宜，日后声称张国焘也有一封“密电”给陈昌浩又算什么？反正双方有那么多的电报往来，谁能分得清是非真假？谁又有资格到共产国际去查证？

作为心理学大师，毛*泽*东以张浩名义发给张国焘的每一份电报，都经过仔细推敲。张不想北上，毛就欲擒故纵，说北进是上策，但南下或就地发展也可自便。张怕算老账，毛就承诺“过去的分歧不必谈”。知道张有意西进，毛就顺水推舟说：“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为促使张解散“第二中央”，毛甚至同意朱德的建议：两个中央暂停职权，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总之，不惜一切代价，诱使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听“国际”调遣。

张浩假传圣旨的效果，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在人数和声势上，张国焘的中央远胜过陕北中央。张浩来电后，张“急谋统一”，同意了朱德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表面上双方各退一步，实际上对毛有利。毛当时最担心的，是张一意孤行，不接受调和，而国际鉴于四方面军势大，最终同意既成事实。毛没想到，“国际圣旨”有那么大的威力，张不仅取消“第二中央”，而且含泪北上，做好了被开除党籍、军法从事的准备。这一下玩笑开大了，险些无法收场。张到陕北后，毛没有再次假传圣旨，置张于死地。（即使毛真想这样干，恐怕他的国际派同盟也不会同意。当初毛说服他们一起欺骗，用的不外是“化解分裂”、“统一红军”之类的理由。现在目的达到，国焘俯首，愧疚之余，他们没有理由再打落水狗。）然而，以后的历史证明，凡事皆有自己的逻辑，尚方宝剑即已出鞘，就必须见血。即使毛不想一意孤行，他也没有退路。

在心理素质上，毛*泽*东远胜张国焘。徐向前说：“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 “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内部众叛亲离，外有“国际”压力，张国焘心理崩溃，不战而降。

与毛*泽*东相比，张国焘还是个书生。四方面军决定北上，不是因为毛*泽*东正确，而是因为“国际”威力。“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吗？他光田地就有三百亩！”张出身北大，服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毛来自民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奥妙。搞中国政治，《三国演义》显然比《资本论》好使。

1936年5月30日，取消“第二中央”前夕，张国焘最后一次向张浩核实：“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现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没有查到张浩回电，却看到毛*泽*东6月15日给彭德怀一封密电，“我们同友邦通讯联络快要成功，特闻。”翌日，6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信联络正式开通。7月22日，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集体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电台联络从六月起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的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

基本可以肯定，7月22日电的签署人，就是张浩骗局的知情人。发电的目的是未雨绸缪，以防不测。此电在“不经意间”，回答了张国焘最关心的问题——“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这是一封长电，内容分甲乙丙丁，甲谈陕北紧急战况，乙论三大主力会师光辉前景，丙讲西北大联合的伟大局面，最后在丁处附带提到，与国际联络近已“畅通”。“畅通”字面意思可理解为，以前也通，只是不畅。电报作者心思之缜密，令人叹服。

未能识破“畅通”一词的奥妙，张国焘几经反复，终于北上。会师后未被责罚，反而受到欢迎，张倍感意外。深知“国际”家法严酷，张曾做过最坏打算。北上途中，他哭着对陈昌浩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据徐向前回忆，陈在岷州会议上抵制张的西进计划，虽是执行中央指示，也多少含有取而代之的意图。

岷州会议（1936年9月16-18日）是张国焘的最后一搏。会上张以总政委身份决定西进，随即调动部队。命令下达后，陈昌浩联合朱德、刘伯承，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名义否决。这是张陈之间一场公开的决裂。就此陈昌浩写道：“命令下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深夜三点多钟找我来了，谈了三点：（1）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2）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3）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我当时表示：（1）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2）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侯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历史如可重演，不知陈昌浩是否还会说同样的话。

会师后的情形是，秫秸秆打狼，两头害怕。毛*泽*东把张国焘这条大鱼钓到陕北，却没地方安置：张浩说了太多的谎话，一旦谎言穿帮，后果不堪设想。更令毛担忧的，是张国焘还有四万人马，陈昌浩、黄超、李特都是狂热的教条主义者，唯斯大林马首是瞻，他们如果知道张浩“假传圣旨”，必定不会善罢甘休。无奈之下，毛只好顺水推舟，同意张国焘的西进计划，使两军保持距离，让时间来解决问题。

如徐向前所说，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并非张国焘 “擅自决定”。但更想西进的是张，恐怕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对张来说，离开陕北，无异是逃过一劫。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后来批判张国焘“逃跑主义”，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想借刀杀人，有意造成西路军失败。但西路军的覆灭的确为毛*泽*东解决了一个难题：至少，不会再有人追问张浩“国际代表”身份了。

1935年10月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大约是一比二十（四千对八万），毛*泽*东处于绝对劣势；1936年10月会宁会师时，这一比例升为一比四（一万对四万）；1937年3月西路军兵败后，这一比例再升到一比二（一万对两万）。加上二方面军的支持和四方面军上层的分裂，毛此时已控制了红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发动整肃张国焘运动，在党内高层抛出“草地密电”，指控张曾企图以武力挟持中央，为自己在草地的不辞而别做了政治交代。一年后，张叛逃，共产国际追认毛*泽*东在反张国焘斗争中的一切做法，张浩全身而退。

四、谎言的后果

张浩“假传圣旨”，的确统一了红军，但代价是党的堕落：不择手段成了手段，欺骗成了常态，说谎成为必须。如果说毛*泽*东掌权之前党文化的主要表现是教条主义，掌权之后则是弄虚作假，对此张浩难辞其咎。从1936年到1976年，经过延安整风、反右、大跃进、文革，以功利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伴随以假、大、空为特征的党文化，在中国上演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直到今天，不少人仍以欺骗为荣，撒谎为业。现成例子是《共识网》上一篇盛赞张浩临危受命、智斗张国焘的文章：《张浩“假传圣旨”化分裂，张国焘解除伪中央》。联想到祁连山下的森森白骨，能为欺骗写出这样的颂词，一定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就是为张浩执绋抬棺的毛*泽*东，事后也不愿谈及张浩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林肯说，你可以欺人一时，也可以骗人一世，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这句名言本身也是谎言。正如好友芦笛所说：无论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还是伟大领袖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都是政客发明的最大谎言。这些美丽的谎言之所以永远不会被戳穿，只是因为人民喜欢它。要推动历史，必须忽悠群众。在任何制度下，政客都需要媚俗，而赞美人民永远是通往权力的捷径。

列宁说，“撒谎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个限度”。什么是限度呢？好心人会说，张国焘到陕北后，毛*泽*东应坦诚相见，告诉他张浩是“假传圣旨”，其动机是化解党内分裂，统一红军。遗憾的是，政治不是好心人的游戏，它有自己的逻辑。可以断言，毛如果真实情相告，结果一定是自取灭亡。在中国，政治是你死我活，没有双赢。

开弓没有回头箭。 1936年10月30日，在两军会合、张国焘见到张浩后，毛*泽*东批评张浩：“对张（国焘）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

“不要太软”，是怕穿帮，引起张国焘怀疑；“也不要太硬”，是怕激化矛盾，不好收拾；“诚意相处”，是叫张浩掌握火候，继续欺骗；“避免硬化”，是让张浩小心维系与张的关系，保持沟通。很明显，毛*泽*东决心欺骗到底。赌博即已开始，就只能按自己的逻辑结束，谁也经不起翻盘的风险。

张浩完成了任务。终其一生，张国焘视他为挚友。30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张闻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

张闻天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毛*泽*东同志拿‘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应付张国焘这位野心家。”张这里指所的，可能是“草地密电”，也可能是“假传圣旨”，亦或两者兼之。

非常可能，张浩的故事也瞒过了陕北以外其他中央领导人。其实，就算朱德、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何长工等人日后识破了张浩骗局，他们又能怎样？草地分裂后，与张国焘一起另立中央，担任要职，呼口号“打到毛*泽*东”，已使他们抱憾终生，那里还敢旧事重提，挑毛的错！

如果说“草地密电”至今还是一个迷，有待进一步史料的发掘，张浩“假传圣旨”则早已真相大白，是一个公开的事实。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在档案中发现，张浩“国际代表”身份纯属子虚乌有；没有人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他与国际之间也没有电讯联系。

此时毛*泽*东、张国焘早已去世，事件的当事人也都退出了政治舞台。面对新发现的史实，国人无动于衷。相信“成王败寇”的古训，真相，对中国人来说，从来就不重要。他们被骗过太多次，不在乎再多这一次。生活在谎言中，人们早已麻木。不要说什么历史真相，历史没有真相；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成功者创造历史，“胜利者不受谴责”。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王明的角色。时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对张浩的身份应该了解。但即使是在与毛*泽*东最对立的时侯，他也没有揭穿张浩骗局。这里只有一个解释：大家都有难言之隐，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他也是毛的同谋。没有国际派的协助和纵容，很难想象毛能瞒天过海，在那么长的时间内，撒那么大的谎，骗那么多的人。

回国途中，王明在新疆以托派罪名捕杀了黄超、李特。到延安后又把消息有意透露给张国焘，吓走了这位前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叛逃，解决了国际派一个宿敌，也除了毛*泽*东一大心病。从此，国际派和毛*泽*东的矛盾成了党内的主要矛盾。

张浩“假传圣旨”，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骗局。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