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回乡记：没有叛党 政见不同 （ZT）

1990年9月13日晚，龚楚回到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县长乐村定居。亲朋和邻里来他的住所表示欢迎。

1990年9月13日，刚建成三年的深圳罗湖口岸，还不像现在这样人来人往。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县长来镇副镇长陈红珍和县里统战部门负责人聚集在这里，等着迎接龚楚。他们都对他了解不多，总结起来是六个字——“红军第一叛将”。

早上9点，90岁的龚楚坐在轮椅上，被侄孙龚庆韶推着，从香港来到关口。他瘦瘦高高，穿藏青色西服、白衬衣，系黑领带。这身打扮，在多数人只穿短袖的罗湖关口颇为显眼。他手上抓着一个比A4纸还小的单肩皮质挎包，里面放着重要证件。

海关工作人员仔细验看了他的港澳同胞回乡证。回乡证全新，一个戳都没有。工作人员抬起头来问：“阿伯，这个年纪还来旅行？”

龚楚此时已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只能隐约看到一点光。一直没怎么说话的他，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字一句地说：“不是，回乡。”

逃亡者

1925年6月，在广东韶关的滇军讲武分校求学的国民党党员龚楚加入了共产党。

当时是国共合作期间，允许两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另一党。他相信：国民党积重难返，不可能完成中国的革命，连孙中山都说过要以俄为师，加入共产党才能发挥青年人的才能。

1927年，龚楚带领广东农军奔赴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1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下辖28团和29团，陈毅任28团党代表，龚楚任29团党代表。同年，红四军进入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加了百色起义。起义后成立了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楚。

1931年2月，龚楚负伤，离开红七军休养。8月，进入红十二军，任34师师长。当年10月，他接到消息，他的讲武堂的老同学、在百色起义前被策反的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

他得知，红七军到江西时被改组，二十多个干部被杀。李明瑞逃向白区，不曾想被身边的心腹卫士、受训过的特务员杀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第一次体味到共产党中的派系斗争、倾轧和迫害。”

1933年5月下旬，时任第七军军长、政委的龚楚到江西瑞金参加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中央提出了“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以雇农为基础”的农民政策。在全场沉默中，龚楚站了起来，提出应“反对地主，中立富农，以稳定农村生产；以中农、贫农、雇农为基础，充实与巩固人民阵线”。

因“阶级意识一向薄弱”“右倾机会主义”，他受到开除党籍半年的处分。但两个月后，他的党籍便得到了恢复，并接替病中的刘伯承，代理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之后的一年，龚楚一直留在中央苏区。不断有他熟悉的人在肃反中被抓被杀。“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惶，不知死所，即高级干部也感到人人自危。”他暗暗萌生了“从速离去”的念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时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留在了中央苏区，不久被令收集野战军遗留部队，建立新根据地，并负责该区党政军事务。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央对龚楚的信任，让他独当一面，但他却觉得，自己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挫折。“毛泽东以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尊，也屡次受到开除、警告及留党察看的处分，那便是最好的榜样。”

龚楚带着1200人的队伍从江西突围，转至广东，到达湖南郴县。

1935年5月2日，他托词不舒服，早早休息了。待特务员睡后，他悄悄起床，留下了一封信给政治部主任：

何同志：你回来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的革命党了……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的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么，人各有志，请从此别。

再逃亡

龚楚逃亡后的经历，在他的回忆录中再无一字涉及。

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一名徐姓村民是龚楚部下的后代。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龚楚逃亡后，回到了乐昌长来。数月后，经人引荐，赴任国民党军第六绥靖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

期间，他遭遇了昔日战友项英、陈毅。长征时，这两人均留在了苏区，带领赣粤边游击队在江西、广东交界打游击。

目前国内公认的说法是，1935年10月13日，龚楚率领三十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诱使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变。他们设埋伏圈，欲迫使该游击队中北山的一支队伍投降，结果发生了战斗，游击队三十余人被杀，三十余人被抓。在搜捕途中，遇到一侦察班战士，龚楚以找项英、陈毅汇报工作为名要其带路，但被识破。在到达营地时，此人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等迅速撤离，躲过一劫。

但龚楚的侄子龚锦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龚楚曾说，是他放的第一枪，以通知项英和陈毅。“龚楚说，他没有干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

1949年10月，解放军攻占了广东北部重镇曲江。龚楚带着部下缴械投诚。

11月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成立，昔日与龚楚在红军中共过事的叶剑英任省主席。据说，当时叶剑英写了一张字条，令龚楚前往海南，劝时任海南防卫总司令、同是乐昌人的薛岳投诚。

但龚楚没有前往海南，还是逃向了香港。

“可以去内地做生意了”

随叔公龚楚、父亲龚衍淘去香港时，龚庆韶才7岁。一家人住在新界的侨园，一住便是30年。

侨园是国民党党产，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国民党人。龚楚分到了50亩地，一家老小在这里安顿下来，从事养猪和种植，门店则出租收租金。他会书法，一幅字在香港市面上能卖出万元高价。有时候，住在侨园的其他国民党将领聚在他家，共忆过去，但都闭口不提回内地。

1950年，蒋介石派专机接龚楚去台湾，二人泛舟湖上。蒋介石提出，希望他能搬来台湾，任中将高参，组织“反共救国军”。龚楚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在他看来，当年国民党在大陆都打不赢共产党，现在退居台湾，还反攻什么？

龚庆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每隔几个月会回内地一次。按规定，活动范围只能限于广州，而且手续繁复。他会带着钱回去，周济留在老家的奶奶和弟弟。

他记得，那些年，有个共产党军官几乎每个月都从广东来香港看望龚楚。他们都叫他“刘团长”。此人是龚楚的老部下，后来跟随叶剑英。刘团长留着寸头，一米七几的个子，身材敦实。他以平民身份入境，有时候会在侨园住一晚，有时候当天返回。家里人隐隐约约猜测，刘团长可能是代表叶剑英来看龚楚的。

1979年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龚楚忽然跟龚庆韶等后辈说，你们可以去内地做生意了，因为邓小平出来了。

龚楚和邓小平一起领导了百色起义，龚楚结婚时，邓小平是证婚人。“他了解邓小平的风格。”龚庆韶说。

1979年，龚庆韶回到内地，在广东省惠阳县的秋长公社办了一家毛衣厂，成为第一个在惠阳投资的外商。

也正是在这一年，龚楚动了回乡的念头。

1977年，36岁的龚洪永担任了中共乐昌县县委副书记。这是第一次有龚姓的人当“父母官”，在香港的龚楚很快就听说了消息。他瞒着家里人，托从乐昌来港经商的一个姓邓的年轻人，替他去拜访这位龚姓书记。

“都听宗叔的”

1979年春天，龚洪永见到了这个姓邓的年轻人。对方代表龚楚，邀请他去香港面谈。

龚洪永瘦瘦高高，和龚楚颇有几分神似，两人同族不同县。他从小就常听到龚楚的名字，但大家似乎都闪烁其词。退休前任广东省清远市直属机关工委书记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乍一听龚楚的邀请，他并不想去。“那个时候韶关也没开放，比较忌讳跟香港有关系，尤其我在县委工作，比较小心这些事情。”但他答应会考虑。

第二天，他将此事向时任乐昌县委书记蔡森林作了汇报。蔡是印尼归侨，早年参加革命，建国前便听说过龚楚。“蔡书记跟我说，这是好事情，你答应他，去吧。”蔡森林还指示县委统战部，办理报批手续。

龚洪永来到长来镇了解情况，得知龚楚曾有一大片地，解放后，房产被征用，成了镇政府所在地，龚家的祖坟也在文革期间被破坏。

经省里批复，1979年夏天，龚洪永只身赴港。去之前，他心里有些没底。“不知道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怕话说重了，他会生气，说轻了，他又听不懂。”

时年78岁的龚楚患有白内障，眼睛看不清，但仍保留着军人的习惯，站起来时腰杆挺直，坐时两腿微分，腰板笔挺。龚洪永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便叫他“龚将军”。

龚楚问了他父亲、母亲的姓名，叫孙子从楼上搬来当年带出来的三本族谱，让妻子王庆玲从第一本翻起。

第一本翻完了，没有龚洪永父亲的名字。“我当时心都凉了，怕他以为我是骗子。”

幸好，在第二本里翻到了。霎时，龚楚泪流满面，抱着他痛哭。按照族谱，38岁的他比龚楚大一个辈分，因此龚楚管他叫“宗叔”。

龚楚说，这些年乐昌曾有人来香港，想见他，但他都没有见。一来，他不信任外姓人；二来，就是乐昌人征了他的房子，毁了他的祖坟，他很恼火。他想过回内地，但顾虑很大。他不了解内地的政策，不知道回去会不会被清算。

龚洪永说：“我是你的叔叔，那你就要听我的。”龚楚点点头：“好，都听宗叔的。”他告诉龚楚，祖坟已经修好了，但用作镇政府的房子和土地是收不回来了。“我说，你龚楚戎马一生，旧屋址拿出来做镇政府所在地，有什么不好的？至于你的田地，你也不会回去耕田，分掉就分掉了。钱财都是身外物，你这么大一个官员，有什么想不通的？”龚楚心动了。

“我又说，人家说你是叛徒。龚楚啪一拍桌子问，谁说的？!我说，别人都这么说。他说不是，他们冤枉我的。我说，那你拿实际行动出来啊，为什么不敢回老家？你是欠了谁的债，还是对不起共产党啊？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回去啊，我给你规划，给你重新盖一个房子，百年以后做学校图书馆。他高兴了，问我，我要是回去，你敢不敢保证我的人身安全？我说，没问题的，老叔说的你都不听，你还听谁的？”

龚楚松口了，答应回乡。临别时，他送了自己的两本回忆录和一幅书法给龚洪永。因为看不见，书法上的印章盖倒了。他还托龚洪永，回乡后给他捎老家山上的野蜂蜜。

不久，龚洪永托人捎去了两瓶野蜂蜜。至此，龚楚完全信任了他。

建楼

龚洪永回到县里汇报后，县委决定统筹龚楚回乡定居的准备工作。但此事没有立刻落实。

两年后，龚庆韶回乐昌投资办厂，并邀请同为厂长的龚洪贵去香港观光。退休前任乐昌市副市长的龚洪贵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香港期间，他见到了龚楚。他问龚楚何时返乡，对方没有明确答复。

那段时间，国民党收回了龚楚位于侨园的地皮和房子。他分别跟着定居于美国、英国的两个儿子住了一段时间，于1980年代中后期回到了香港，由留在香港的儿子照顾。

1988年，龚洪贵担任了长来镇镇长。这期间，他又陪着乐昌县侨务办公室主任陈汉民去了一次香港，动员龚楚回乡。

此时，刚回到香港的龚楚住在一栋出租房内，健康日下。按照老家的风俗，人不能死在外面。即使重病在医院，死前也要抬到祠堂里，这样才能葬入祖坟。漂泊在外的他，更盼望落叶归根了。

同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公告中称：“对去台人员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大陆犯有罪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对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的精神，决定对其当时所犯罪行不再追诉。”1989年9月，两高再次发布公告，将这条规定的适用性扩大于去台湾外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员。

两份公告明确表明，龚楚如果回到大陆，将不会遭到清算。不过，龚庆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没有听叔公提起过这个公告，他们在筹划回乡的过程中也没考虑过这一点。

龚家人担心的，主要是龚楚的身体状况以及内地的医疗条件。为此，在乐昌开工厂的龚庆韶被派去长来村探访。他看到，村子里有医疗所，医生可以上门帮村民打针。如果病情严重，则可以送往县医院治疗。这个担忧解决后，龚楚下了决心。

龚庆韶带话给龚洪贵，龚楚决定回乡，并希望政府帮忙建一座两层小楼，设施稍微现代化一些就行。

乐昌县委侨办得知龚楚的意愿后，立刻上报广东省委统战部。经统战部批准，县侨办拨款三万元给长来镇，为龚楚建屋。

1990年春天，这栋两层小楼竣工。一层是客房和厨房，二层有主卧、会客厅和洗手间，会客厅外有一个小阳台。房子外带一个小院。据时任长来镇副镇长的陈红珍回忆，长来镇上有一个电话所，居民打电话都要去那里。但为了方便龚楚，特意牵了一根电话线过来，置于主卧床头。

房子修好后，龚家派人来做了装修。主卧里装了空调，会客厅里放着彩电，洗手间里安了浴缸。

在只有土路、以平房为主的长来村，这栋小楼很是显眼。不过，龚家仍然做好了龚楚住不惯、返回香港的思想准备。

回乡

9月，距离中秋尚有一个月，已90虚岁的龚楚确定了回乡的日子。

龚庆韶通知龚洪永、龚洪贵，龚楚将在本月回到韶关，请他们帮忙安排。当时，龚洪永已调任韶关市口岸办主任。他联系了韶关火车站，请其腾出一间贵宾室，又联系了市委迎宾馆，准备两桌家乡风味的酒菜。

1990年9月13日下午，龚楚乘坐的火车到达韶关。当晚，他尝到了久违的家乡芋头扣肉和白斩鸡，胃口大好。

晚上7点，一行人从韶关出发去长来。村里的人或跟着龚楚外出打过仗，或早听过龚楚的大名，此刻都等在他的家中。会客厅里备好了水果，鞭炮和烟花只待点燃。龚楚踏入院门的时候，寂静的长来村沸腾了。

第二天，龚洪永再去龚楚家里看他，龚楚请他帮一个忙。

龚楚回乡时，时任乐昌县文联副主席沈杨由于会摄影，临时充当了一周记者，一直跟着他。沈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龚楚在香港时就托人写好了三封信，收信人分别是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回乡后，他托人帮忙寄了出去。寄信之前，沈杨特意用相机拍了下来。也许是担心信收不到，他又请龚洪永帮忙给邓小平办公室拍一封电报。

龚洪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报的大意是：原红七军的龚楚，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加上有白内障等原因，已回故乡广东乐昌定居，安度晚年，敬请首长经常给予赐教。

龚洪永问，是否需要发给其他人，龚楚想了想说，再发给杨尚昆和王震吧。随后，他去电信局拍了电报。

谁知，电报被截留，送到了韶关市纪委。纪委书记找龚洪永了解情况后表示，这属于统战工作，同意拍出电报。

大约一个月后，龚洪永接到省里来电，转达“邓办”的意见，欢迎龚楚去北京，在人大或政协任职。

龚洪永立刻转告了龚楚，没想到，他大发脾气。“他说，我回来安度晚年的，不是回来要官的。何况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一身都是病，哪里都去不了，做什么官？”龚洪永没有继续做他的思想工作，此事也就没有了后文。

回乡的龚楚作息规律。因视力不便，他很少下楼，但偶尔去镇上走走的话，一定会穿上西装、打好领带才出门。

回乡的头两年，龚楚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几拨访客。朱德的女儿来过，一些历史学者也前来访问这位中共党史的“活化石”。

龚楚会谈红军里的事情，但对自己离开共产党后的故事闭口不谈。如果有人一定要问，他说，自己不算叛党，只是政见不同，跟随了不同的政党。

1995年，95岁的龚楚因肺部感染在家中去世。正如后半生尽力与政治绝缘的他所愿，出殡的那一天，只有龚洪永、龚洪贵、龚庆韶等族人相送，乐昌县、长来镇政府仅送来花圈。

龚楚的墓地是他生前自己选好的，在长来镇外一座荒山上。荒山下是农田，山上没有路，至今他的后人在清明扫墓的时候，都要带着镰刀披荆斩棘。墓在2001年经过了重修，黑色的碑石上，刻着龚楚生前自拟的碑文。因风吹日晒，有的地方，字迹已湮没难辨。碑文如下：

龚楚将军，讳楚，乳名福昌，字鹤村，号松庵，乃洪德公之三子也。公生于光绪廿七年辛丑，1901年至1995年岁。自少致力于军事政治学术。参加国民革命，及广东北江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官。乐昌县志载，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廿军中校参谋，广西南宁公安局局长。参加红军第七军政委总司令部参谋。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187师、152师参谋长。1949年任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保安司令兼第八军军长。1949年冬往香港经商。不幸于1995年7月吉日于本乡长来私宅疾终正寝，享寿95岁，葬地庙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