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路上莫徘徊
岁月如水，流到什么地方，就有什么样的风景。
大杂院以及和大杂院有关的往事
(一) 姥姥家
六十年代的北京人，就算没住过大杂院，也一定和大杂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对大杂院最早的记忆是从姥姥家开始的，说到姥姥家难免要啰嗦几句。其实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都是我小时候从姥姥嘴里东一句，西一句听来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对隔代的故事是不耐烦听的，而现在想听她讲了，却已然是阴阳相隔，无从听起了。
姥姥生长在书香门第，毕业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能接受到这样的教育，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姥姥上师范的时候和邓颖超同学，可那会儿不时兴同学会，姥姥毕业以后也从没跟她联系过。我记得我们之间还有过这样的对话。姥姥说：“你看，我跟邓颖超一块儿上学，我们的命运这么不同，就因为她革命了，我没革命。”我逗她：“那您当初怎么不革命呢？”她回答说：“我是‘解放脚（被裹过脚，后来又放开了）’，不方便啊。”我暗笑。我看过姥姥的脚，跟正常的脚也没什么区别，裹是裹过的，但当初她娘疼她，根本就没下狠手，再说，没过几个月就赶上好时候，给彻底解放了。于是我心说：得了吧您，别找辙了，您是没那觉悟！要真想革命，就是脚不解放，心也得先解放了不是？
姥姥毕业以后，当了多年小学教师，30岁的时候才嫁给我姥爷，那个年代就敢这么晚婚，真不知她怎么想的。姥爷文革之前就去世了，我对他没印象，只见过他的照片，很慈祥很英俊的样子。
解放前姥姥、姥爷住在北京，他们却在河北乡下拥有许多土地，靠收租过着富裕的生活。姥爷同时还在旧政府做个小官，相当于小科长吧，玩儿票而已。
我姥姥一共生了五个孩子，我妈妈是老四。老大老二小时候是过过好日子的。那时候，每年租户们按时上京来给姥爷交租，姥姥家住的是三进的跨院儿，家里雇着佣人，请着奶妈。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我姥爷喜欢城里的生活，懒得往乡下跑，好几年都不回乡一趟，一有租户来哭穷他还陪着人抹眼泪儿，几句话就免了人家租金。他自己不去收租，让租户们每年上京城给他送来，这事儿就搁现在也不靠谱儿啊。你想，这收租要是件容易的事，当初那黄世仁也就用不着兴师动众、大年三十的不好好在家过年，非跑人杨白劳家逼债逼出人命来不是？
果然，后来交租的人越来越少，他也懒得计较，收多少算多少。可人都是占便宜没够的，租户们看他仁慈，不但不来交租，干脆就鸠占鹊巢，明目张胆将土地占为己有了。姥姥家就这样慢慢败落了。先是从三进的跨院儿搬到了两进的，没几年又从两进搬进了普通的小四合院儿。到了解放前夕，乡下的土地已然化为乌有，只能靠典当家里的老家当过日子了。那时候大人好面子，自己不愿拿东西出去卖，我几个姨姨都会上典当铺，也都很精通鬼市上的交易。
有意思的是，也正因为没了土地，因祸得福，解放以后，我姥爷得以免遭沦为地主的厄运，而强占他土地的那几位当年的租户却戴上了地主的帽子，在运动中被整得很惨。福兮祸兮全是命，人生啊！
原本坏事变好事，加上解放前几年，我姥爷恰好又失了业——政府的小科长也没能混下去，如果一切就到这里，那真是皆大欢喜，解放后评定成分的时候，大概也就算个城市平民。可谁都没想到我姥爷他老人家又节外生枝整了一出……
话说我姥爷赋闲在家，靠典当度日，好生无聊，只出不进，又恐坐吃山空。此时北京城解放了，新政府给居民发下表格，让大家填表登记，那表格想必是我们习惯的那套吧：姓名别名曾用名，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社会经历什么的。
我姥爷居然以为是天赐良机：天无绝人之路啊，我这英雄终于要有用武之地了。既是新政府缺人才，那我还窝家里干嘛？我得把我这经历写好点儿，兴许还能被委以重任呢，以我这资历，再不济了，在新政府里混个一官半职总该可以吧？他老人家越想越激动，填表的时候居然灵机一动，把他当过小科长的经历就直接填成了处长。
这还了得！吹牛也没这么个吹法儿不是？您想，那是个改朝换代的敏感时期，但凡有点儿政治头脑的人，也知道避风头，谁像他非往那风口浪尖儿上冲，这不是自己把辫子（还是个吹牛吹出来的假辫子）往人家手里送吗？这能有个好儿吗？您一定猜出了故事的结局：我可怜的姥爷非但没能在新政府大展宏图，反而成了历次运动的靶子，吃了不少苦。说起来不幸中也有万幸，那就是姥爷文革前就病逝了，人死如灯灭，两眼一闭，才算是没人再来找麻烦了。他若是活到文革，还不知要多受多少罪呢。
有个道理值得玩味：生命纯乎个体行为，不会见风使舵，不能刻意迎合朝政的，往往是那个时代的不合时宜者，在当时的帷幕下沦为笑柄。然而也正是这些不合时宜的人，让我们后人看到了人性的本色。
姥姥家的四合院从此也被政府收了去，还算是办事的人心慈手软吧，总算给他们留下了三间北房。我小时候去姥姥家的时候，她家就已经从一家一户的四合院变成了乱七八糟的大杂院。
那时候姥姥家只有我姥姥和舅舅两个人住，姨姨们早已成了家出去过自己的小日子了。院子里新住进来的那两家都是铁杆儿的无产阶级，根儿红苗正，家里人多势力大。他们经常盛气凌人地教训我姥姥和舅舅。我小时候不懂事，有时跟邻居的小孩儿玩儿着玩儿着吵了嘴，姥姥总要带着我给人家赔礼道歉，不管我占不占理，我当时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现在想来那个年代很多话儿是要反着说的，比如“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这句话，就应该改为“在人屋檐下，低头是房东”。
在姥姥家的大杂院里，快乐的时候也是有的，姥姥在她家墙根儿下，开了一小块儿‘自留地’，她种的都是些皮实的花草，好养活，像喇叭花儿啊，“死不了（一种很皮实的花，属于给点儿阳光就灿烂那种）”什么的，那些花儿好像永远都开不败似的，给大杂院带来了一些生气。我们几个表兄妹来了，也拿这儿当试验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看着自己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每年的春节在姥姥家的饭桌上有我们全家聚会的盛宴。几个姨姨带领全家去姥姥家吃年夜饭。一进院门，姥姥做的黄焖肉、红烧鱼、油焖大虾香气扑鼻。妈妈和几个姨姨那时候还那么年轻，那么漂亮，站在她们面前我常常感觉自己象丑小鸭一样难看。爸爸和几个姨父凑在一起聊得火热，我们几个表兄妹笑闹成一团。后来当我学“天伦之乐”这个词的时候，脑海中出现的画面就是姥姥家的春节。
春节的聚会的时候姥姥在院里走来走去，腰杆儿硬了不少，嗓门也大了许多。在大杂院生活，人丁兴旺是很重要的，何况姥姥的这些女儿女婿们，都在大学任教，个个知书达理，他们对院子里每个人都彬彬有礼，慢慢就得到了院里那两户人家的尊重。我觉得虽然在那个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的年代，其实人们的内心深处也还是尊重有知识的人的。
邻里关系好了，大杂院才能住出点滋味儿来，最方便的是缺油盐酱醋的时候，一转身就能借到。下雨家里没人的时候，邻居会帮你收晾在外面的衣服。搬个家具，全院的男人都出来搭把手。织件毛衣，全院的女人都帮你缠毛线。
我这说的都是大杂院好处，当然也有我最惧怕、最不能忍受的地方，就是上胡同里的公厕。那个地方真是……，想想还是不说了吧。总之，那种地方是很摧残人的神经的。直到现在我偶尔还会做公厕的噩梦，醒来总是一身的冷汗。
后来落实房产政策，我们希望能收回姥姥家的四合院，然而到现在也只收回了一部分，它现在依然还是个大杂院。我舅舅继承了这点祖业，我们多希望他一家人能住回那栋老宅四合院里去，姥姥已经不在了，可是姨姨、姨父们都还健在，我们一家人多想再在那里团聚一次啊！那个在谢家胡同的小四合院，有着我们表兄妹们童年的记忆，有着对姥姥亲切的回忆。可如今却因为院里住着别家，舅舅只好自己住公寓，把那几间收回的房子出租给别人。
我想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像一股股巨浪，而我们只是巨浪中的小泥点儿，左右不了什么，随波逐流地活下来也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尽管很多事情不尽如人意，尽管很多时候对生命无奈，但这毕竟就是人生的过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垂不朽，四合院也好，大杂院也好。
我在香港街边买夏威夷产的papaya,10港币3个，（7.5港币大约1美元）十分甜美，比在美国买的papaya香甜很多。我想，也许您在夏威夷也买不到这么物美价廉的papaya吧。同情ing！居夏威夷不易。
回复长亭路MM：
盼下集！
谢谢！
是这样的，住在夏威夷真的很贵。一切用品都要从外面运过来。因为当地的土地和人工都贵，所以买当地的农产品比外地运来的还要贵。
房子也贵，一个小单元卖掉，可以在本土很多地方买个大house,可居住环境和气候得天独厚。得看你觉得什么重要。
呵呵！你跟我一样对公厕恐惧，那不住就对了。
我跟你的感觉是一致的。大杂院是当时年代的产物，不得已而为之，绝不是理想的居住环境。说大杂院好的，恐怕是怀念那个年代相对纯净人心，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吧。其实那时候就算不住大杂院，人与人交往也比现在显得真诚。
谢谢你的评论。真正认识一个人、一个城市、一种生活方式，需要眼睛、头脑、脚及其长久的时光，日积月累。有些当时看不准的，隔着岁月，反而映像变得更清晰起来。
有个问题，夏威夷的物价太贵了！
和美国本土的物价有点离谱，
在加拿大，夏威夷的木瓜比在夏威夷买还便宜。
是我们的错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