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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感之五

(2008-10-21 17:09:35) 下一个

     

                                              ——王亚法

      

我读书有个习惯,不喜欢看的书,略翻几页,就抛弃一旁,何时想起,再翻阅几页,甚至永远打入冷宫,犹如我所吐弃的人那样,永远不欲相见。

上次回国,我在上海书城看到一本某教授注释的《推背图》,甚觉新奇,因为在崇信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度里,能出版这样的书,颇为难得,因此买了一本,回家一翻,大失所望,原来注释者利用《推背图》内容,穿凿附会,大肆歌颂当今的和谐社会,极尽拍马之能事,读了不禁使人无名火起,因此在感叹注释者的无耻时,只好将此书扔进字纸篓。

可是我对这本《黄裳书话》却爱不释手,一连写了四篇读后杂感,还是欲罢不休。

在该书结束前几篇的《访书琐记》中,作者突然委婉地提到一件事:“……二十年前承蒙一位熟人的揭发,说康生有话,我(指黄裳——作者)在书前书后写的许多题跋都是企图‘以伪乱真’的手段,目的是投机倒把,因此造反派就要细查、追查,责令我细细交代历年所买的书,每本的进价……”

康生突然眷顾黄裳,被局外人看来似乎有些突兀,其实其中大有三昧。

所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暴力登上权力宝座后,像李自成进北京城一样,就开始分赃了,武将抢官阶财色,文官夺书画古董,分赃不匀时就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相互撕咬,直到了文化大革命砸锅露馅。

康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最有学问的一位,写得一手好魏碑,以前出版的《文物》和《考古》杂志,封面上的字都是他的手迹,还有云南风景区的“石林”二字也是他题写的,康生打倒后被凿去,改为云南王龙云的题字。康生还是一位大收藏家,据说他收藏的顶级端砚,堪称全国第一。他还藏有历代的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余万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人陈半丁、齐燕铭的私章。

       康生被清算后,有人揭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前都是完美无缺,打倒后立即臭不可闻,狗屎不如):他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抄家文物堆放处——作者注)三十二次,窃取图书一万二千零八十册,窃取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着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九十六名知名人士私藏的书画。还有二十五个单位,和三十一个仓库中“无主户”查抄文物,也被康生纳入私囊。据王力交代,文革前邓拓﹑田家英都是康生亲近的玩友,可是文革一来,玩友倒霉,康生就乘火打劫,大发朋友财了。

著名藏书家傅惜华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藏有一套宋版的《史记》,这套书,他三十年代时和康生同时在一家书店看中,康生因手头拮据,被傅惜华买去,就此康生耿耿于怀,没齿不忘。“文革”中,抄家风起,康生就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当得知傅惜华的书已被抄出,并被集中在国子监藏书库时,他喜出望外,立即赶往书库,叫人翻出那套《史记》,一屁股坐在书堆上喃喃自语,欣喜之情,溢于词表。

还有一件趣事,一九六九年七月八日,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说“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是清朝的版本,我从前也有一本,不知被谁给拿走,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就这样,这本清朝的《百家姓》就归他所有了。  

从上看出康生是位书癖,因此在文革他关心黄裳的藏书,也就顺利顺章了,至于他有否吞没过黄裳的抄家书,黄裳在文章中没有提及,或许黄裳的藏书还不够级别,或许《黄裳书话》一书在大陆出版,作者有所顾忌。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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