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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倩月（1970-），女，汉族，籍贯恩施。文学硕士，副教授，主攻学科文艺学，主研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求索》、《学术交流》、《名作欣赏》、《江淮论坛》等等核心期刊及省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近五年来讲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基础写作、大学语文、佛道精神与中国文学、现代礼仪等课程。任湖北民族学院文学院教学科科长。]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的诗歌传统的国家，但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进程却只有近百年。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大众文化背景下，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诗歌在其诗人群体、诗体形式总体格局及与高科技结合发展等方面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这些新动向必将推动新一轮诗歌潮流的形成。
一、诗人群体由多元化向整体化整合，六十年代诗人集体亮相。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诗歌在其发展过程中连续地出现一个个以新诗体创作和研究为对象的新潮流和新命名。作为“新诗潮”的“朦胧诗”的反动而出现的“后朦胧”或“后新潮”、“后崛起”，“九十年代诗歌”，“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诗潮叠涌；“第三代诗歌”、“七十后”、“中间代诗人”、“晚生代”几年一更代，你方唱罢我登场；非非主义诗群、南京的他们文学社、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整体主义和新传统主义诗群，相互之间你攻我讦……不同的思潮、派别、诗歌主张及创作都有一批诗人群体为之呐喊呼吁。这一时期突出的诗坛现象之一是诗人群体此消彼涨。以“代”命名的诗人群体在短时期内骤然走红，然后又被新的一“代”反叛并打入“冷宫”。整个九十年代的诗人群体呈现出多元化局面，诗坛中的活跃分子既有朦胧诗人余脉、知识分子或学院派主力，也有泛口语写作的新生代诗人，他们各自的诗歌主张不一，创作风格不一，故而诗坛总体格局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特点。1999年的盘峰会议可以说是在世纪末对这种诗坛局面的一个总清算。在盘峰会议上引发的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大争论也促成了诗论家和诗人们对诗人群体构成的再思考。
诗论家和诗人们在世纪末和新世纪初意识到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所谓“第三代诗歌”、“后朦胧诗”、“九十年代诗歌”、“知识分子写作”以及所谓“中间代”的写作，都是由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发起的，上世纪末二十年被大家忽视的潜力巨大的诗人群体原来竟然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参与当代中国诗歌发展的进程时间很长。在八十年代前期，这些诗人中的陈东东、张枣、赵野、李亚伟、丁当、海子、戈麦、骆一禾、朱朱等等就开始了他们的诗歌生涯，当时的“大学生诗派”以及八十年代后期十分活跃的“第三代诗歌”、“后朦胧”即是由这一代诗人发起的。而所谓“中间代”也是指介于“第三代”和“七十后”之间的诗人群体，是出生于六十年代的非“第三代”诗人。“中间代”这一命名最先见于2001年10月在广州出版的由黄礼孩、安琪主编的诗集《诗歌与人》，安琪呼吁“中间代，是时候了”，在实质上起到了推动人们对前二十年诗人群体作整体观照的作用。这种整体观照使诗论家及诗人们意识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事实，六十年代诗人极可能成为整合分崩离析的诗坛队伍的主力军。对六十年代诗人的整体介绍与研究浮上海面，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群体亦抓住这个时机恢复了他们的话语权。哈尔滨《诗林》季刊于2002第1期和第2期重点推出“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专栏”，选介了西渡、周伟驰、李德武、朱朱、马策、臧棣等等共十九位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歌。该刊在第一期专栏中说：“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6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创作成绩和发展势头，令人瞩目。他们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诗歌最有活力的创作群体。”[1]，该刊同期还推出了四位六十年代诗人臧棣、桑克、敬文东、西渡的谈话录，就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的文学史特征、诗歌方式、美学趣味、诗歌位置、作品情况、语言特点等各方面展开了讨论。六十年代诗人的创作之所以受到重视，可以用诗人、诗论家燎原在一份问卷调查中的回答作解释，他说：“就先锋诗人而言，20世纪50年代的倾向于诗质的重，偏重于人文立场，有一种自觉的责任道义意识；70年代的倾向于‘轻’，但在文本上并无让人吃惊的表现。60年代的介于两者之间，综合了人本与文本的双重元素，对诗歌的理解也更为纯粹、本质。”[2]这一代诗人居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的中间地带，无声地调合着二者的矛盾，坚持诗歌的独特品质，既不迎合读者也不拒绝读者，既不否认现实也不认同现实，而是立足于现实、提升现实，以真切地体悟到的诗意引领着民众。在认识到六十年代诗人的巨大的群体力量后，诗论家及诗人们期冀依靠“六十年代诗人”来解救诗歌创作现状不景气的危机，并试图把九十年代的各个潮流和派别归纳到六十年代诗人中来。这种尝试预示着诗人群体的整合趋势开始出现，可以推想，被整合过的诗人队伍将产生巨大的合力，在新世纪带领诗作者们冲击诗坛，掀起新的诗歌高潮。
虽然现在还不是给这代诗人下最后定义的时候，但毫无疑问，他们绝大多已经用自己的实践开拓了诗歌的写作途径和精神空间，推动了新诗在语言和形式上的探索。他们在当前写作中所焕发出的旺盛的创造力也将令他们之后的诗人感到压力，因此，他们无形中将试图超越他们的年轻诗人，将诗歌创作带到一个更高的起点。
二、诗体形式总体格局多样化，旧体诗词回归诗坛。
二十世纪是中国新诗诗体的建设取得突出成果的时期。在中国诗歌现代化进程的百年风云史上，新体诗的建设经过了二十世纪初的白话诗运动之“开新革旧”，二十年代中期的象征诗派、三十年代的现代诗派、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的深入拓展，中经五六十年代港台诗人的转承发扬，一直发展到新时期大陆的“朦胧诗”或“新诗潮”，新体诗一直以锐不可挡的气势占据着诗坛的主流地位，我们的正统和主流文学刊物上通常只发表新体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也只写新诗（领袖人物的古典诗词偶尔占据一隅），新体诗的建设既创下了辉煌的实绩，也确立了新体诗的基本美学规范。但是新体诗发展到“后朦胧”或“后新诗潮”时期，我们的诗体建设出现了新的危机。众所周知，“后新诗潮”是以对朦胧诗的反动为其开端的，其根本目的是要破除陈规，寻求自由，是继“五·四”白话诗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彻底的反传统运动。这次反传统运动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个人化写作”的加强和“精神逃亡”母题的彰显；二是对诗歌审美规范的解构和对诗歌崇高性和神秘性的颠覆，这都是“后新诗潮”诗人在诗歌精神内涵与艺术策略上的极端表现。诗论家郑敏先生认为这一思潮下的诗歌，遭受着几股浊流的袭击，其一是反崇高、反美、反共性、反文化、反意义，反主题，割裂并破坏了诗的生命活力；其二是瓦解语言，玩弄语言，借口表达非理性，增加了人为的文本的混乱，使诗歌作品无法卒读；其三是对完整的个人的反叛和对自身独立的个人的碎裂，使诗中只能找到感觉的碎片，无法上升到“感情”，思想也被放逐到诗外[3]。所以，虽然在短短一二十年间，大陆上就有了两千多家诗社、近千种非正式打印诗集以及成百种五花八门的旗号，但新体诗的创作仍居于混沌的困境，难以阅读和不被理解的障碍使新体诗成为处境最为尴尬的文学形式。
新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面临着诗体总格局重建的重大问题。在各种风格、流派、形式、体裁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单靠某一种诗体形式支撑起诗歌创作的大厦是不合符诗歌创作规律的。向传统诗词要经验的趋势使旧体诗词回归诗坛成为可能。于是在新体诗的创作走入困境时，在二十世纪初那场彻底的诗歌革新运动中失去发言权的旧体诗创作借机复归。继1985年5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由张志民、雁翼、林呐主编的《当代诗词选》之后，1990年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叶元章、徐通翰主编的《当代中国诗词精选》，此书共收录781人的古诗词曲共计1446首。紧接着，1991年10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外百家诗选系列丛书，选编了一本《中国百家旧体诗词选》。除此之外，国内的许多地方都有古典诗歌爱好者的自发组织和内部刊物，以刊发古体诗词为主的诗词刊物的发行势头也日益见涨，《诗刊》、《星星诗刊》等等纷纷开辟旧体诗词专栏。近十年来，由于网络给诗歌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自由发表空间，在网络的很多诗歌版块上可以发现发表旧体诗的人数很多，旧体诗词的点击率比新体诗还要高。所有这都是旧体诗词向诗坛复归的表现。旧体诗词的创作群体以中老年人为主，但点击网络，可以发现青年人对旧体诗词的热衷程度同样不可忽视，大学生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加入了写作队伍。这一现象说明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是永恒的。
旧体诗回归的现象应促成我们对新体诗诗体建设的重新定位。那种不顾汉语语言特点，完全排斥传统的诗体，是否应考虑吸收旧体诗词的长处呢？郑敏先生认为：“篱下的生涯愈近年愈加难以维持了。原因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中间隔着本质的语文差异，而对于诗歌，语言就是诗的灵和肉”[4]，诗论家提出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思路：“今天诗歌圈子里有一种困惑，究竟什么是中国新诗自己的特色？难道中国新诗就没有任何可以向几千年汉语诗歌借鉴之处吗？”[5]。“中国新诗发展到当代，诗体形式上‘自由’与‘格律’仍是各领风骚。……自由与格律的交替变奏，已成为当代诗坛艺术运动的一个规律性现象。”[6]既然这是一种规律，我们何尝不能在这种交替过程中重建中国诗歌的诗体新格局呢？
笔者认为，旧体诗词在中国当代诗坛中复归是一个好现象。它一方面促成了当代中国诗歌诗体总格局的多样化，同时也可以促使中国诗歌的诗体形式在继承与革新的总思路中获得真正的解放。中国当代最理想的诗体总格局应该由新旧体诗词共同构成，它们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沟通融汇，我们没有理由以“复古”、“保守”这样的名头来嘲笑旧体诗词的创作。新体诗在现代化进程中矫枉过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应该尽快纠正。
三、高科技时代为诗歌的新发展创造了机遇，网络诗歌开花结果。
大众文化流行的背景下的高科技时代为中国诗歌开辟新的前景提供了契机。在整个诗坛充满矛盾与彷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网络这个神奇的数字英雄为诗歌的发展打开了新窗口。网络空间天生具有的覆盖广域性、传播的跨界性、数码复制功能、网页和数据多向快速链接能力、容量巨大的信息传播流通功能等等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潜力无限的新机遇。传统的文学文本在网络空间激活，电子文学文本在网络空间狂欢。
2001年是网络诗歌盛行年，虽然在各诗歌网站和诗歌论坛中的诗歌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但网络上诗歌满天飞，诗歌论坛暴涨的现象是有目共睹的。在民间诗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诗坛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有名气的诗歌网刊，如诗生活、诗江湖、或者论坛、橡皮、界限等等。民间诗刊与网络诗刊一起向传统的纸质诗歌刊物吹响了宣战的号角，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在2002年5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江湖·先锋诗歌档案》前言中，编者说：“本书的宣传词”是“先锋诗歌的高峰体验，网络诗歌的狂飙突进。”2002年9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网络诗典》更是宣称所选网络诗作达到了一个无以超越的高度。面对来自网络诗的挑战，一些著名纸质诗刊相继向网络靠拢，建立自己的网站以争取读者群。例如《诗刊》、《诗潮》、《诗歌报》、《星星诗刊》均建有自己的网站。同时，这些刊物还纷纷推出网络诗歌专栏，在网站上向诗歌作者们约稿。《星星诗刊》2002、4月号推出《星星》互联网栏目，选载了诗江湖网站、橡皮网刊、同志诗歌网站的诗，同期刊出了在诗歌报网站上发表的一篇网文《2001年华语网络诗歌不完全梳理》，给《星星诗刊》注入了新鲜的网络气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歌拳头刊物《诗刊》也于2002、2上半月刊开辟网络诗坛，下载了诗江湖、界限、诗中国、中诗网、终点等几个网站的八篇作品。
目前，我还不能肯定网络究竟会在多深的程度上影响诗歌的发展，但网络确实为诗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1997年，在武夷山现代汉诗国际研讨会上，美国学者杜国清提交了重点研究“网络诗”的论文，他认为在网络时代，由于载体的转变，现代汉语诗歌的生存境遇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正是网络那无以伦比的开放性流通渠道，使生存于民间的旧体诗词创作浮上海面，也正是网络提供了广阔的传播空间，诗歌创作才真正走向了民间。随着网络诗歌的出现，诗歌理论界的“网络诗学”（网路诗学）也应运而生，台湾、香港、德国、美国等地的学者对此都很感兴趣。网络诗歌的出现也同时冲击着已有诗歌的形式观念，特别是诗的形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自编自写矢量图形制作下的诗文艺术样式深受人们的青睐。可以预言：网络诗歌将引发当代中国诗歌新一轮潮流，将给当代中国的诗歌创作与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诗林》.2002,1. 92.
[2]《星星诗刊》.2002,5. ９4.
[3] 郑敏.《企图冲击新诗的几股思潮》.《文学评论》.2001,6. 151-152.
[4][5]郑敏.《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文学评论》.1998，4，79.
[6] 杨匡汉.《悲欢交集的诗季》.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1.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