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震灾区当赤脚医生－－震中日记（续一）

（三）乡村医疗队

五月二十九日

清晨，我们在酒店大堂会合。我们的医疗队由志愿者组成，其中有三位医生。除了我们两个来自美国外，还有一位是来自香港的年轻的外科医生J。J医生是我们几个人中最早参与救灾的，地震前他刚好因事来到成都，地震一发生，他马上成为志愿者，投入民间救灾的行列。J医生目睹了地震中最惨烈的场面。他在重灾区都江堰聚源镇，绵竹汉旺镇都工作过。在废墟中救过伤员，在余震中运过救济品，一个任务结束，他又投入另一个任务。和我们混合组成医疗队时，他的身心已经非常疲劳。

另一位香港男护士L，普通话说得谁都听不懂，脸上常带着孩子般的笑容。他在地震三天后来到灾区。和J医生一起转战过不同的战场，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他也在废墟底下扒过人，高山上运送过救灾物质，灾民营里照管过孤儿。

我们的领队兼向导兼川语翻译小Z是一个秀气漂亮的成都姑娘。她原来的职业是电视台记者，现在是杂志编辑。地震发生后，投身于民间救灾。Z小小年纪，却有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几个大老爷们都得跟着她的指挥棒转。Z具有职业记者的敏锐嗅觉，又在新闻传播界有一班朋友，从她那里，我听了许多救灾中的“untold stories”。

另一位队友是北京的一位画家R。R在著名的通县画家村拥有一个宽大的画室，在同行中小有名气。地震发生后，只身赶来灾区。和我们组队时，他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拯救队员了，但他在队里的任务却是帮我们打杂。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秀水镇，在北川和绵竹之间。秀水镇本来就是个穷地方，缺医少药，地方土霸王横行。地震发生时，农民多在田里，因而死伤不多，但房子大部倒塌，村民只得住在简易的帐篷里。在电视上，我们看到灾民住的蓝色帐篷，里面备有各种各样的生活设施，我们或者会想当然的认为所有的灾民都住上这种帐篷。其实不然。那蓝色的帐篷城其实是国家的面子工程。在秀水镇农村的贫苦百姓可没那么幸运。蓝色的救灾帐篷轮不到他们，早被乡里的领导独占了。贫苦的村民只能用一块塑料布搭个简易棚子，即不遮风，也不挡雨，更不隔蚊子。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生活，没病也会熬出病来。

沿途看见很多民房都倒塌了，包括一些看上去很新的房子。这些房子的倒塌对房主是一个双重的伤害。盖房的多是外出的打工仔，说不定还有做皮肉生意的。在家乡盖房子是用来光宗耀祖的，一场地震，不但将他们一辈子的血汗钱顷刻化为乌有，也令他们想光宗耀祖的梦烟消云散。

我们首先进入离秀水镇不远的一个村庄，村里谁穷谁富，一看就知道。穷人的房子都倒了，富人的却还站着。我们在一家村民的门前找了一张桌子和板凳，设了医疗点。村里的人知道我们来，便奔走相告，纷纷来到医疗点，等看病的人，一下子排长了队。J医生显然比我熟练。我在美国看病人，初诊30分钟，复诊15分钟，已经自觉够快的了。而J医生却象国内的大夫一样，不到3分钟就看完一个病人。病人多数并没有在地震中受伤，或顶多受了点轻伤。重伤的早已经运到城里抢救了。我们看得最多的是上呼吸道感染，胃肠道感染和皮肤感染。这和灾后的卫生条件与帐篷生活有关。

村民们住在帐篷里，早晚温差大。白天闷热，晚上寒凉，清晨露水重。大多数人都有嗓子疼，咳嗽，头晕。室外蚊叮虫咬，很多人也没洗澡，皮肤瘙痒和皮疹的人特别多。除了许多是慢性湿疹近期加重以外，还有很多是蚊叮虫咬后继发感染的。轻度腹泻和腹痛的人也很多。我称这些为帐篷综合症。大概以后写教科书时得补上去。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体癣和足癣等真菌类感染的，比我原来想像的少得多。

乡民中来看各种疼痛的也很多。其中大部分并不是在地震中被砸了，而是各种慢性关节炎和相关的并发症。腰痛，颈痛，腿痛，膝关节痛，手腕关节痛是最常见的主诉。四川的乡民们大多有关节炎。乡民们年纪大一点的都有高血压，但吃高血压药的几乎没有。我专门带了网友们捐的血糖计回去，却发现派不上用场。测了血糖有什么用呢？他们没 钱买降血糖药。我们原来是来救灾的，现在把乡村医疗都包了。

有一位乡民跑来说，他们村里有一位在地震中被砸伤了腿，不能走来。另一位的肩膀被砸了，手不能抬起来。我们说：“那好，我们去看他们！”我和H医生收拾了一点药物和纱布绷带，放在背囊里，和领队的小Z一起，跟着来人往那村里走。

乡间的路本来就凹凸不平，由于下过大雨，路上一片泥泞。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里赶去。幸亏我们穿的是登山鞋子，才没有滑倒。路的两边是农民的田地。听老乡讲现在是双忙的季节。农民这时正是冬小麦收割和早稻插秧的时候，但不少的田里，冬小麦还没有收割。强壮劳动力本来就少，这房子一塌，把农活都耽搁了。可是这早稻要是现在不插下去，误了季节，明年吃什么呢？我们默默无语，只有为农民担忧。

村里大部分的房子都倒了，到处是断壁残垣，碎砖烂瓦。农民在倒塌的房子旁边搭简易帐篷住。在一根撑起的横木上挂上一块塑料布，就是他们的栖身之所。我们首先赶到那被砸了的农民的家。她家四口人，男女主人，小女儿和老母亲。他们搭了两个帐篷，大的是男女主人和小女儿住，小的给老母亲住。废墟里拉出一床垫，放在大帐篷里。老母亲的帐篷里没有床垫，一块木板上面铺了稻草，那就是她的床了。女主人的左肩膀在地震中被倒下的横梁砸了，不能动，一动就痛。检查之后，发现是左锁骨闭合性骨折。所幸骨折端移位不大。我建议她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医院照个X光，如无错位，不用手术。她苦笑一下，因为她没有照X光的钱。无移位锁骨骨折除肩膀肩带固定外，无需特别治疗，但我们连这肩带也没有。我们只好给她一些止痛药，嘱咐她不要提重东西。她的右腿踝也给砸了，不过是软组织损伤而已，我们给她上了点外用药膏。

这时另一位村民走来，他的脚给砸伤了。村里的医疗站给包上了，但还觉得疼。我把他脚上缠着的纱布打开，看到一个开放的伤口，已经化脓了，幸亏并不深。我给他用生理盐水洗了，涂上从美国带来的抗菌素软膏，用干净无菌纱布给重新包扎了。村民千恩万谢，但我在想，我们离开之后，谁给他换药呢？

周围慢慢聚集了附近的村民，他们也是来求医的。大部分的症状都一样，都是住帐篷给弄出来的感冒，支气管炎和皮炎。少数有胃肠道症状，年纪大的普遍有关节炎和慢支肺气肿。有时我在想，在这里确实不需要一个正规训练的医生，象在美国的四年under，四年med school 和四年的resident 训练在这里显得实在多余，他们当中有赤脚医生就够了。

回程的路上，小Z跟我们说，许多村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人关心他们。乡长村长都是一方土皇帝，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村里的水塘被村长霸占着，村民们敢怒不敢言。村民们不知关爱是何物。握手，拥抱，是他们一生中从未享受过的奢侈品。给他们做灾后心理治疗，确实不需要长篇大论。我们在美国学过的心理学，对他们似乎并不适用。和他们坐下来，握住他们的手，看着他们的眼睛，拥抱他们一下就够了。每次我们握着村民的手，看着他（她）们的眼睛的时候，他（她）们的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掉下来。爱对他（她）们来说，比医药更重要。

（四）黄土灾民营

五月三十日

今天我们去探访黄土灾民营。地震后政府设立了多个灾民营。我们要去的这个灾民营设在安县，是政府三个最早设立的灾民营之一，收留了从北川下来的三千灾民。因为北川是这次地震中受灾最惨烈的城市，所以这个灾民营也是媒体最感兴趣的灾民营之一，温家宝总理在这里视察过，许多影视明星也来这里访问过。这个灾民营是政府的模范灾民营，也是政府的面子工程。全国大量的捐赠物质，带着捐赠公司的广告，全涌到这里来了。我们去的时候，营地里有崭新的蓝色救灾帐篷城，有自来水，卫生间和热水淋浴室。还有医疗站，理发室，心理辅导站，免费通讯设备和一所帐篷学校。营区内有一个大投影电视，装有新架设起来的卫星天线，以解决灾民们的娱乐生活。灾民在这里的生活条件与我见到农村里的艰难生活条件，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不过，住在这个灾民营里的灾民并非每人都很满意。北川的灾民，多是县城里的人，本身就带着小县城居民的习气。他们开始时对各种援助都感恩戴德，慢慢地就对援助品挑挑拣拣起来了，毕竟各种选择太多。营区的生活与原来小城相比，不免枯燥。帐篷之间的家庭以前素不相识，小城居民也不习惯与无亲戚关系的陌生人一下子熟络起来。一些从附近乡村来的，也只在熟人中扎堆。有心理创伤者，更不愿与任何人讲话。白天一半的帐篷都空着，灾民们都出营投亲靠友或改善生活去了，只有傍晚才回来。

当我们来到灾民营时，营地最热闹的时期已经过了。大部分媒体已经撤退，只剩下几个驻营记者在这守着。灾民营里的人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地方官员和国安部的官员，他们不住在帐篷里，只是来这里上班。他们的任务是管理和监控灾民营。第二部分是志愿者。志愿者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各地单位组织来的，另一类是完全自发来的。他们其实是救灾工作中最值得歌颂的人。他们被媒体着眼最少，但干的工作最多。第三部分是灾民。如前所说，这里的灾民主要来自北川县城，他们当中身体受伤的不多，因为受伤的都运走了，但精神受伤的不少，很多家庭都失去了亲人。有一个广东来的心理治疗队在这里工作，但主要是为孩子们服务，对大人只是做了调查，记录在案。没人给大人做心理治疗，或者政府认为大人能自我疗伤。

这个营区里的帐篷是由志愿者搭起来。当政府决定在此地建灾民营时，这里是一片花生地，最艰苦的工作，如平地，铺砖，搭帐篷，卸物资，架设管道，全由志愿者完成。他们来到这里时，无水，无电，无粮食，无厕所，烈日之下硬是将灾民营建起来了。这些志愿者全由营区内的志愿者指挥部统一指挥。虽然他们搭起了诺大一个帐篷城，他们却无权住在政府拨来的标准蓝色救灾帐篷里，无权吃救灾食品。他们自备帐篷，自带干粮和水。不公平吗？是不公平。有怨言吗？没有。他们是志愿者。

说到志愿者，这时的成都市，每天都有大量外来的志愿者涌入。他们一部分受团委，NGO，教会呼召而来，另一部分完全以个人身份投入。中国从来没出现过这样庞大的志愿者大军。志愿者的身份从公司老板到普通农民都有。大批NGO（非政府组织），在地震发生后突然冒了出来，组织了成千上万的专业或非专业的志愿者从全国和世界各地赶到灾区。大批捐款也通过这些NGO源源流入灾民手中。政府的红十字会门口也天天聚集了一大批人，就象一个巨大的劳工市场。里面出来一个人，说某地需要人帮忙卸砖，马上有一大帮人跟着他去。我听一东北来的志愿者说：“我们什么也不懂，但有的是力气。”有人说救灾工作与其说是政府和军队做的，不如说是志愿者做的。这话一点不为过。虽说政府和军队在这次救灾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他们毕竟是人民的钱养起来的。而志愿者，用的是自己的力气和金钱。这些志愿者，代表了中国的良心。

志愿者小B，搞室内设计，来自北京，二十刚出头，一脸孩子气，非常阳光。地震发生后，她拉上她的男朋友，一起到了灾区当志愿者。最初几天，水电不通，无法洗澡，无处上厕所，天天吃干粮，这对一个北京的秀气女孩子来说似乎有点残忍，但她硬是挺下来了。现在她是营区志愿者的领导，独当一面。那天傍晚，我从帐篷区回指挥部，一抬头看见小B坐在河堤上新建的热水锅炉旁休息，头倚着她的男朋友，落日的余晖给他们涂上金色的轮廓。我不禁动容。我想，在灾区的这段经历，将是他们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志愿者小T，重庆人，教师。她丈夫在地震当天自己开车来到震区，冒着生命危险在废墟下挖人，进出绵竹，什仿灾区数次运送伤员和物质，见到了最惨烈的场面。他一回重庆就哭了，不吃肉，只吃馒头，不睡觉，精神近于失控。小T决定让十几岁的儿子看着丈夫，自己接替丈夫来灾区。在灾民营未建成前，她负责带着一群失去父母的小孩子，跟他们玩，安慰他们。她描述说：“孩子们脏兮兮的，但很可爱。他们的眼睛里充满惊慌，无助的眼神。一有余震，他们马上趴倒在地尖叫。经过有裂缝的墙壁，他们懂得绕着走。”有个叫“强强”的孩子，老拉着她的手，跟她在一起，一步不离。晚上她要离开时，强强不让她走，她只好留下电话号码，跟他说，有什么事就给阿姨打电话。可是，当她刚转过身，强强就开始打电话了。

营区有一医疗站，医护人员来自当地的一个区级医院。他们是被分配安排来坐班的，并非志愿者。我和一位坐班的年轻医生交流了一下，他说灾民的大病不会在这里看，看的都是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闲得很。他们在这工作已经九天了，正希望有人来替换他们。我找到营区管医疗卫生的官员，告诉他我们很愿意帮忙。这位官员倒是客客气气，不过他说因为这营区是政府管理的，在这行医得有中国医师执照和上岗证。我的天！我们竟然不如这区级医院的小医生有资格。其实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美国身份。中国政府对美国人在灾区出现很敏感。君不见，巴基斯坦和古巴的医疗队都可以来灾区救灾，偏偏美国的就不能来。

我们没空跟这些官僚废话，直接到灾民帐篷里挨家挨户地访贫问苦。灾民们在我们面前可不象在媒体的摄像机前那样感恩戴德唱高调，而是抱怨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就算是这个“模范”灾民营，管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灾民抱怨排队领食物的队伍太长，往往排到最后，粥都没有了。这里的灾民住在宽大干燥的标准帐篷里，不象乡村的灾民，住在潮湿窄小的简易帐篷里。这里的灾民患“帐篷综合症”的不多，倒是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因为惊吓，疲劳，生活环境变化而加剧了。不过他们不信任医疗站的医生，也不喜欢他们冷漠的态度，所以不愿意上那去看病。我无言，只有安慰他们，告诉他们一些卫生常识。虽然不让我们在这里行医，但总不能不让我们在这发放卫生用品吧？当我抱着一箱妇女卫生巾逐个帐篷发送时，心里都不禁觉得好笑。

[闲人Filiz]

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