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扯《源氏物语》（4）：源氏在流放时，带的是什么书？

源氏在政治上失意后，被流放到须磨。那是个离京都不远的海滨。

临行前，他带了一点自己的物品，“又带些必要的汉文书籍。装白居易文集的书籍和一张琴，也都带去。”这里没说源氏带日文书籍，仅说带些必要的汉文书籍。在当时，中国重要的典籍如《史记》、《汉书》等历史书和儒家等书都传入。统治阶级中的年轻的成员读的书和中国的太子读的书有许多是一样的。这些大概就是必要的汉文书籍吧。另外，又特别强调源氏带的是白居易文集。

这表达了什么呢？

第一点，在当时的日本，中国的诗人影响最大的不是李白、杜甫，而是白居易。为何如此，那是社会学家们的事。《源氏物语》的女作者紫式部就对白居易的诗造诣颇深。曾在宫中讲解白居易的诗。她便让源氏也喜欢白居易的诗。

白居易诗一个善良、正直的政治家。他的诗和文章充满了对下层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恶势力的切齿痛恨。因而他的诗文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芒。

他的诗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下层人民的痛苦；另一类闲适诗。前者是作者急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写成的韵文。如《卖炭翁》一类的诗篇。因作者没创造出什么像样的image，因而，就艺术价值而言，不高。后者是作者在失意后或老年写的一些表达人生情感的诗。如《长恨歌》、《琵琶行》等。此类的诗文学价值极高。

《长恨歌》是描述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这是个充满矛盾的题材。李隆基是一个极有作为的皇帝。所谓盛唐就是出现在他年轻的时代。唐诗的兴旺与他直接的推动很有关系。但在晚年，多年的极端权力的捧托，加上老年人的固执、愚见，使他自己，甚至是整个国家都走向毁灭。唐帝国就是从安史之乱后一蹶不振了。那些可怜又可叹的男人竟总结出什么“女人是祸水”一类的谬论。明明是男人对皇帝百般奉承，跪葡在地，求几根骨头，极力强化他的权力才导致的结果，反而把这一结果推到女子身上。女子只不过是充分利用了她们的生物特性罢了。对持这样论调的男人，“饭桶”大概已是很高的赞赏词了。

老牛喜欢啃嫩草，皇帝更是如此。而且，这个嫩草还曾是他的儿媳妇。李隆基让她先“出家”，后再入他家。大概他自己也明白，这种行为太损了点。杨贵妃大概是狐狸精的代表。行将就木的老男人通常会异常喜欢“狐狸精”的媚态——古今中外一样。当李隆基将整个帝国一年财政收入的几分之几一次送给杨氏兄弟姐妹时，他实际是签发了他们的死刑判决书。可惜他不懂这一点。

当在马嵬坡哗变的士兵要求处死杨贵妃时，李隆基一定明白：他若说一个“不”字，那他的脑袋能否还在肩上，应是有很大疑问的。鉴于人通常认为自己的生命比其他人都重要的原则，李隆基让她去吊死了事。

在中国传统中，在皇帝眼中，女人仅是一种东西。连有几个钱的男人都这样看，视“普天之下，莫不王土”的皇帝这样想就不奇怪了。但这一点，对李隆基来说，有几分例外。当李晚年回到长安，已失去了皇帝的位置时，他又想起狐狸精杨贵妃。他想去祭奠她。但别人告诫他：有人知道了，可能对你不利。这“有人”就是指处死杨的军人，那可是他儿子肃宗的台柱。他便偷偷地去祭奠一番。这个偷偷的行为说明他对杨的感情至少有几分真实的成分。也许是他失去了权力后，痛苦无比，通过对过去岁月的追忆，他想自我安慰一番；也许是将死的人对生命的一种留恋；也许是他对当年自己所为的一种补偿。反正不是为了在电视上表演一番用的。中国人有时调侃说：“祭奠逝者有时是为了给活人看的”。但这并不适用于李隆基，他已不可能靠这个行为来吸引新的“嫩草”。他仅仅是要安慰一下心灵的创伤。这也许是他的人性的真实一面。白居易从人性出发，对这一爱情作了前无古人般的描写。留下不朽的《长恨歌》。“长恨歌”意味着“长久的遗憾”，不是“长久的仇恨”，虽然那样解，好像也通。白居易在诗中可没表达对谁的仇恨（请不要推论白居易写这首诗是歌颂什么老公公对儿媳如何如何，那样是侮辱了这位诗人）。这样如歌如泣的诗篇自然会打动那位源氏公子。

白居易的《琵琶行》是用文字描写音乐的绝篇。在没有录音机的时代，不用曲谱，仅用文字描述，就能使人领悟到音乐旋律的起伏跌宕，抑扬顿挫，轻重缓急，激昂低沉。除了白居易这一篇外，我还没发现第二篇。白相当于把音乐固化了。这样的诗篇对声色追求无比的源氏而言，喜欢是自然的。再说，白居易被贬，他自己被流放，可谓“同病相怜”。白的诗引起他的共鸣是太容易了。他曾在几处引用白居易的诗作。

白居易的另一些诗，如：“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这是相当清新爽丽的，很会适合源氏的口味。

对白居易第一类诗，根据书中描写他的traits，我们推测他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他对下层百姓一早就起来劳作都厌恶，还会对他们同情？更别提对白居易这类诗的共鸣了。

源氏生活的时代是北宋早年。若他再晚生一些年，我们推测他大概会喜欢柳永的词。柳的那个风格应最合他的口味。

看来，源氏对白居易的诗是喜欢一部分，并厌恶另一部分。这应是合理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