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北美13个殖民地民众闹独立的缘由
大英帝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从各自建成始便具有浓郁的自治特色。
由于天高皇帝远和宗主国统治者因交替而不时地出现权力真空，使得来自欧洲各国的民众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以致在各个殖民地表现出强烈的、堪比古雅典民主一样活跃的自由生活景象，生活时而如牧歌般美妙。
据1759年定居北美的法国绅士克里维可夫说：“欧洲人来后，开始有一种形同复活的感觉：以前好像并没有活过，度的是麻木无生气的日子；现在他感到自己是个人，因为大家把他当人；他本国的法律把他看成虫蚁；这儿的法律把他当作主人……他不由自主地心花怒放，意气高扬，从而孕育出美洲人才有的那些新思想。”
随着大英帝国统治机器的强化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类似的情形在各个殖民地出现了。
首先，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日益加深。原因是大英帝国日趋严苛的统治愈来愈像政教合一的后期西罗马，在政治上严重伤害了各殖民地的民众本来早已享有的自治权力与社会自由，在经济上给各殖民地的民众套上了沉重的苛捐杂税等枷锁。
其次，各殖民地内部（如同古雅典内部的情形一样）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以致富人与穷人的矛盾也在迅速地积累着。例如，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麻萨诸塞殖民地的港口城市波士顿，两极分化的情形尤其严重。1768年，1%的富人拥有全城25%的财富，到两年后的1770年，1%的富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剧增为44%，而同期穷人（即没有财产的人）的比例从14% 增为29%。在这种商品经济必然引起社会两极分化而政府又被两极分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商人阶层）把持的社会条件下，民众自然深受其害，也自然对商人阶层统治的政府无比憎恨。后来的独立战争和殖民地独立后最大一次武装暴动—谢司起义均在麻萨诸塞爆发绝非历史的偶然。
再次，各个殖民地除保皇党之外的各个阶层都在通过各种密谋方式酝酿着与宗主国统治者及其代理人的抗争。密谋主角除了法国等国际势力作外援，还有愈益遍布各殖民地的各种秘密组织和秘密会社（如兄弟共济会、光明会、自由之子等）做内应。
最后，欧洲新老霸主们（包括西班牙、大英帝国、荷兰、法国等）争霸和瓜分美洲大陆为各个殖民地民众摆脱宗主国的统治和实现独立自主提供了可以善加操弄的良好机遇。
英法“七年全球战争”于1763年结束时“踩”着法国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但是，英国重蹈了西班牙人的老路，即赢了战争，主要是面子上好看，实则背上了巨额战争贷款，而欧洲各地的银行都是犹太人主导的，而且欧洲各王室都是股东，所以没法像以往一样在犹太富翁身上打主意，所以力争让13个殖民地“自负盈亏”，却不“权责相符”，而且苛政日增。
176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食糖法案”，对所有运往13个殖民地的食糖征税。虽然该法引起了一些民众的抗议，并导致食糖走私猖獗，但该法毕竟是向有关商人直接征税，不是直接向殖民地民众征税，所以殖民地民众反抗的力道不大。
1765年，英国议会得寸进尺，颁布了“印花税法案”，对13个殖民地的所有纸制品开征印花税，用以解决住军军费问题，结果激起了殖民地民众大规模的抗争（乔治亚殖民地除外）。同年，经麻萨诸塞殖民地倡议，9个殖民地派代表参加在纽约召开的“反印花税法案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加兹顿提出了“美利坚人”（Americans）的概念。他说，在这个大陆上，不应该再有人自称新英格兰人或新约克郡（即纽约）人，都应该是美利坚人。这个说法得到了广泛响应和认同。
迫于情势，英国议会于1766年取消了印花税法案，同时颁布了“宣言法案”，强硬宣称英国议会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立法对13个殖民地征税。
1767年，英国议会颁布“汤神德法案”，对13个殖民地进口的玻璃、铅、涂料、纸张和茶叶征税，自然又引爆一系列抗争，只好于1770年陆续取消了其它税收，只继续征收主要涉及殖民地上层奢侈性消费的茶叶税，目的是为了挽救实际上已经破产但英国皇家又是大股东的东印度公司。
值得指出的是，大英帝国征税只收取硬通货，而非殖民地流通的纸币，实际上就是不承认各个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权。违反大英帝国法令的人都要接受法庭的审讯和定罪。
自从1767起，英国皇家海关在北美商业重镇波士顿的稽查官员开始受到“自由之子”发动的袭扰。英王于1767年派英军（主要成分是德国雇佣军）驻守波士顿，保护海关人员的征税工作。
北美许多港口能接受东印度公司茶叶船的数量有限，很多茶叶船根本就无法进得了规模小的港口，所以纷纷涌向大港波士顿。
1773年12月16日，殖民地当局与大英帝国海关围绕遣返茶叶船的谈判失败，以“自由之子”为主力的殖民地民众化妆成印第安人，将数船茶叶倾倒海里。当时，此举被称为“茶叶之毁”（Destruction of the tea），几十年之后才在党争甚嚣尘上的气氛中被美誉为“波士顿茶叶党”。如今，美国又出现新的“茶党”，但此茶党非彼茶党也。
这样，英国议会讨论问题的焦点不再是征税，而是如何惩治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民众。
公允地说，英国议会中也不乏睿智人士，曾经在议会辩论中慷慨激昂地赞扬殖民地民众的抗暴精神，主张撤军。例如，曾做过首相的上院议员皮特发言道：“任意确定税收制度必将引起反抗，这是早就应该预料到的。今天殖民地民众反抗税收的那种精神正是英国本土人民数十年前反抗苛捐杂税的同样精神。北美大陆辉格主义的光辉点亮了300万北美人民的心，他们宁可选择贫穷而有自由，而不愿意因选择富有被套上锁链。我们能够反对这样一支力量吗？驻美的几个团和国内的1.8万精兵够吗？首相官邸的任何阳谋与阴谋也无法抵抗这样一个全美全体一致的大联合。再多的法案、再多的纸上增兵案，都无法阻止危险的到来。。。任何旨在将奴役强加到他们身上，把专制制度强加到如此伟大人民的企图将徒劳无益，也必将一败涂地。我们迟早将撤退，让我们在可以主动撤退时撤退吧，千万不要到被迫撤退时再撤退！”然而，他的撤军提案以68对18票被否决掉了。
1774年5、6月间，英国议会一连通过了4个令波士顿人“不可容忍”的法案：（1）马萨诸塞政府法案（5月20日）；（2）司法管理法案（5月20日）；（3）波士顿港口法案（6月1日）；（4）驻军法案（6月2日）。例如，驻军法案规定殖民地当局为英国驻军提供营房。但是，波士顿人拒绝为英军修缮营房，迫使总部由纽约移到波士顿的英军在波士顿公园驻扎了近半年。“军民对立”的结果是“波士顿大屠杀”，即英军镇压民众激烈抗争时杀害了5位市民。
这时，各个殖民地政府在本身的权力已经受到损害的形势下，分别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建立了通讯委员会，号召绝食等，宣布“不经殖民地政府同意而征税就是暴政”。
到了1774年，英国议会颁布的“魁北克法案”威胁的不仅是马萨诸塞殖民地，而且威胁到所有13个殖民地民众共同的福祉，令其它殖民地由同情和声援变为无法继续共同容忍下去，是压迫各个殖民地联合起来进行暴力抗争的最后一棵稻草。
“魁北克法案”规定，大英帝国允许原来的法裔加拿大人和法属印第安人（他们是原法军的同盟）可以到已经归属大英帝国的俄亥俄和密西西比谷地的广阔地带定居，从而对13个殖民地构成了两大严重威胁：（1）法裔加拿大人和他们的印第安盟友是天主教徒，从宗教信念的角度看，是13个殖民地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敌人和共同威胁。以清教徒为突出代表的非天主教派将自己的信仰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当然不会坐视在欧洲贻害深远的罗马天主教在自己周围泛滥；（2）如果任凭大英帝国这个“粗暴的父亲”继续“胡作非为”，故意围堵13个殖民地，则13个殖民地就会丧失合力向西扩张的潜力和机会。这一点实际上是当年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因由在北美的再版。大英帝国的作用，对北美的各个殖民地而言，相当于罗马教廷。
眼见大英帝国居心险恶和天主教势力极有可能在北美席卷而来，北美12个英属殖民地（乔治亚原本没有参加）于1774年决定组成大陆会议，借口处理各殖民地与宗主国—大英帝国日益严重的冲突，实际上是要通过开会来抱团儿，筹划与“大英老子”决裂了。
1774年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来自各殖民地的55名代表都是公认最有才能和最富有的具有各种“美德”的人，其中多数代表在大英帝国在各殖民地的各种政府机构中工作。因为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们都是社会精英，更都是社会富豪，所以才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才可能共同花大把时间思政、议政、干政，才可能有效地为富豪和精英阶层争得最大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大会上，约翰，后来的《联邦党人文集》三作者之一和后来的美国最高法院的首位首席大法官，被选为大会主席。大会结果是，原本各自为政的13个殖民地变成了“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并通过了《权利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不可剥夺的财产权。《权力宣言》通过重申《大宪章》以来的传统，向英王请愿，废除诸多“不可容忍的法令”，同时决定一致抵制英货，停止对英出口。乔治亚的棉花没法不向英国出口，所以开始时没有参加大陆会议。
殖民地上层富人阶级主导的有限反抗被英王乔治三世视为叛乱，宣称这些殖民地人民“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属于这个国家（英国），还是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