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靠“空谈”,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过去的历史证明,在人们的心目中,对自己的关注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自由的诉求,它更多的只是一种防卫本能。要改变这种变异的局面,我以为,不能再引导民众陷入当下的政治怪圈中,而是要让他们尽可能地从这个怪圈中解放出来,利用目前具有的环境去争得经济上的相对自由,以产生新的政治思维:从关心政治仅是防卫本能的状况下,逐渐过渡到对政治具有主动的自由诉求。我在乌鲁木齐,阿图什,伊宁,北京,上海,广东等一些相对开放的地区,看到了许多过去的政治逻辑对务实的民众渐渐失效的实例。它的作用,我想总有一天会显现出来。所以,一个务实的社会无论它有多大的弊病,也总比让民众整天活在一个充满政治强迫的社会里好。有意思的是,有些“新青年”竟然在中国语境下用了“民主自由”一词,我把这看作是对当今社会出现的幻觉。真是无奈中的无奈。
我们都似乎很关注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可是,精神上的不自由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吗?许多的时候,精神的苦难比物质的苦难要广阔和深刻得多。对自由的吁求,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支持,就是为了寻找一条摆脱这些苦难的有效途径,这种思想在当下的中国其实是处于弱势的,可一些人却开始担心它的“得势”,这听起来真叫人悲凉。
“以往的思想史、言论史证明,这一言说只不过是一个被压制的言说:它有一百年的历史,却有五十年的沉默。如果说过去一年‘挤出’门缝,那也只是重新开始。以往的历史,提醒言说者没有理由沾沾自喜;目前的弱势状态,也不值得反对者那样悲愤欲绝。除了下列两点,它再也不能证明什么了:现在能够证明的是,在看起来最难说话的时候,事在人为,还能‘挤’出一条言路;将来可能证明的是,它随时都会被再次掐断,重归沉默。”
我想,至少要吸取一个教训:对弱势话语进行批判时,要担心自己的批判会不会站在权力话语的同一边,压制另外的人,以致不知不觉帮了权力话语的忙,导致丧失自由言说的空间;而一旦失去自由言说的空间,你把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说得再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也是枉然;他们还要记住一个深层的常识:“自由主义”是一切其他主义的舞台。“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消灭了,其他主义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繁荣。我们今天听到的民族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后)现代主义等在‘文革’期间听得到吗?没有!任何思想只有在自由主义铺垫的土壤里才能健康成长。没有英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我们甚至不能设想有今日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更不能设想马克思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文革’期间的中国能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可以说,只有在自由主义的土壤里才能产生对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刘军宁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人动不动就要“告别自由主义”或“告别自由主义”或“告别维吾尔在线”或“告别极权主义”听起来真叫人哭笑不得。
每个有良知的人,都有义务保护维吾尔在线这条细小的言路不被掐断;只要这条细小的言路还存在,就证明社会还有希望,争论还有意义;而扼杀这条细小言路的势力,无论它来自哪里,都应是每一个人。如果自由言说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没了,物质上的公正与平等只会引起我更深的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