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插队”纪实

著名的作家王晋军是个很高产的“写手”旅澳军队作家。2001年，我们共同创建了《澳大利亚中国老兵俱乐部》。他任政委，我是主任。旗下共有会员70余名。

在墨尔本的这些岁月里，我们共同“打拼”，在中华美食节，“丑女的包子”，“王子的花卷”是买家的最爱，因为里面包含着“文化”在华人文坛里，我们是最“搞笑”的搭档，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他的父亲--一位老革命战士，在澳洲出医院后，深有感触地说：这就是我们想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啊！他又对他的孙子说：你要在澳洲给我生五个孙子，子子孙孙在这里扎根。

前几年，他回国发展。我回北京看他时他正在和网络打“官司”，我和他还有解放军画报社的摄影家金大校一起吃饭时，他们慷慨激昂地据理力争。还真行！打官司的钱买了一辆“宝马”,他在“伊妹儿”写道：下次来京，宝马伺候。如果你找我，我不在家，就在走向宝马的路上，如果我不在路上，就一定在宝马车上。

他的作品包括：《南疆木棉红》《香港-我的1997》《北京-我的2008》《澳洲访谈录》《美国之痒》等二十部作品。《袋鼠家园》是他最近的一部力作。下面介绍的就是他的部分章节。

 

“洋插队”纪事      王晋军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有了“留学潮”之后，“洋插队”一词就渐渐流行开来。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土插队”。巧的是，这两种插队，都让我赶上了。尤其是在袋鼠家园“洋插队”期间的不少亲历见闻，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朋友”珍妮

初抵澳大利亚，我的朋友珍妮和她的男友去机场接我，因为我帮她捎来一大箱东西，尽是景泰蓝等工艺品之类，她要以此做点小买卖挣点零花钱补贴开销。左等右等，早晨7点就出了海关的我一直等到日上三竿的10点多，才终于见到久违了的姗姗来迟的珍妮。

一见面，珍妮就“Sorry”连声，说打工太累睡过点了。的确，看她那模样，与我在北京相见时简直判若两人。

 

30分钟后，珍妮把我拉到了她与男友的一个一室一厅的公寓住处，很快，4盘小菜，每人1瓶“VB”啤酒加1份水饺，欢迎我抵澳“洋插队”的便宴便正式开始。吃完后，珍妮拿出一张刚结算完账的白条，指着那钱数说3个人要“Share”（分摊，即AA制），我这才猛然感觉到这已是彼国而非故国了。

 

接着，珍妮说：“帮你买了一个二手床是40澳元，买了一个二手床垫是30澳元，这些钱一并加起来付清。”

 

交完钱后，珍妮送我到我的暂住处。我草草收拾一下，躺下来休息之时，脑子一过账，才着实感到澳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巨大落差”。要知道，这是1990年的6月，我交完学费之外，身上所有的财产只剩下几百澳币，刚才近一百澳币就那样转瞬即逝了，我真不敢往后想……

 

来澳的第5天晚上，珍妮给我打来电话，说帮我在她住的那条火车线上的一个购物中心找到一份清洁工，而且是在每天下学之后，既能上课保证出勤率又可以打工挣钱，真正是“革命生产两不误”。珍妮接着告诉我：她因故要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为方便我打工，她向男友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她的男友已同意我搬到他们的公寓里，住在厅里，房费分摊。我听着别提多高兴了，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个大馅饼”嘛!那时候，澳大利亚失业率创新高，加之大批中国留学生的涌入，找个工作比登天还难呀!何况还是收入较高的清洁工!我对珍妮一谢再谢，内心充满感激。

 

我开始了在袋鼠家园的清洁工工作。每次干大约2~3小时。主要任务是做一家公司楼上楼下的办公室以及卫生间、咖啡间的清洁。

 

我珍惜这份工作，就像珍惜我的眼睛一样，因为它来之不易呀!我敢发誓，就是当年我在解放军行列里学雷锋见行动，也没有如此这般严谨认真，这般一丝不苟，这般兢兢业业。

 

清洁工干了一个星期后的那天晚上，珍妮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她的态度之“突变”令我猝不及防：你太不争气不太像话了!怎么连个清洁工都干不好?!老板说你干的活太糟糕，已经把你炒鱿鱼了!你呀，你……

 

如同噩梦一般?不!这就是我“洋插队”噩梦般的开始!我扪心自问：我连清洁工都干不了，我“洋插队”还能干什么?如果没有勤工俭学的收入补贴，我的自费留学势必会中途夭折。可是，面对这天大的冤枉，我又有口难辩，真正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呀！

 

后来，随着时光飞逝，我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逐步感化了珍妮的男友，一次酒后，他吐露真言：其实，你一进入澳大利亚就踏上一个陷阱，一个由珍妮“挖”好的陷阱。卖给你的床和床垫是她在楼下捡的；让你搬来在这儿住是她跟我打翻了另寻新欢找个分摊房费的；给你找的工作是因为她外出旅游玩耍无法请假找个替工；说你干得不好其实是她玩回来了，她要上班“回归”原位却谎称老板炒了你的鱿鱼。其实，她自己都“掏良心”说，你干的比她干的要好多了……

 

这就是到了国外之后的我的朋友珍妮的所作所为，仿佛与在国内时有天壤之别，从某一个角度看，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我掉在她编织的“美丽的陷阱”里，束手无策，欲哭无泪。

过了一段时间，珍妮托人给我捎来一袋5公斤装的泰国香米，说是老板“良心发现”，毕竟我做清洁工干了一个星期，这算是给我的劳动补偿。实际上，珍妮在这里又玩了一个“猫腻”，她把老板如数照付的工资自己揣了腰包，而给我买了一袋价值10澳元的大米应付我了事。

 

在对待朋友的问题上，珍妮把自己的“智慧”在海外发挥到了“极致”，闻知此事的人们莫不对我的这位“朋友”“肃然起敬”：人心之叵测，这也算一桩非常典型的事例吧。

 

留学澳大利亚半年后，我搬到了一处位于中东移民聚居社区的old house里，算是彻底远离了那个“美丽的陷阱”。

 

一根葱的故事

 

其时，留学生们正忙于搬家。车开到街上，只要看车顶上“顶”着床架，床垫，车内装的鼓鼓囊囊的东西那就甭问，保证是“洋插队”的中国留学生在搬家。为什么大家都忙于搬家、诡秘迁徙呢?原来，当时许多留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保不住签证，都“黑”了，移民局趁势频频发起“扫黑”行动，鸣着警笛的车满街跑，到处抓捕中国学生黑民。由此，便产生了当时悉尼、墨尔本街头的一大景观：人称中国留学生的“耗子大搬家”。

 

许多留学生期待搬家能给自己带来福音，免遭厄运。一来搬家可以切断过去的“关系链”，以防被捕入狱的昔日同学招供“出卖”；二来搬家能够置身一个新环境，舒缓一下太过紧张的心理压力。还有一点仿佛是大家达成的共同默契，这就是谁也不外露新搬家的地址与电话，外人免问，问也不答，高度保密，就像当年“国统区”里党的地下工作者。

 

我新住进的old house算是一个“大家庭”，男女留学生共15人，6个房间每个房间住2人，厅里也摆开了地铺，住3人，这样做就是为了省钱。厨房共用，大家轮流做饭，流水作业的时间能从晚上下课下班后直至午夜后。

 

没过几天，我就在厨房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许多房客的诸如油瓶生抽（酱油）瓶老抽瓶醋瓶香油瓶牛奶瓶橙汁瓶可口可乐瓶上面都用水笔划上了刻度，他们每天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厨房检查液体是否与刻度等高，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有人“挪用”了自己的东西，当了小小的“梁上君子”。当然，如果是自己使用了，次日刻度会随着液体的改变而改变，这真成了当年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租住房里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一日，黄昏时分，我刚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房中，就听“二房东(从别人手里转租大房东房子自己又当房东)大卫紧急通知：“全体房客立即到客厅开紧急会议!”我一听心不由加速跳荡起来：天哪!到底又出啥大事啦?当全体房客都应召而来后，大卫以焦虑而愤慨的语调说，今天回家后经清点，他少了一根葱!大卫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谁吃了，谁就勇敢地站出来承认……沉默。

 

短暂的沉默。长时间的沉默。大卫见状，再扫瞄大伙一番，然后绝情地说：“如果再没有人承认，我就报案!”话音刚落，这可就炸了马蜂窝，因为许多房客已是“黑民”，警察若上门破案，肯定先是查验每个人的护照，黑了的人立即就会被戴上手铐押往移民局拘留中心，那没什么好说的!众目睽睽之下，汤姆低下了头，十分忏悔地说：不好意思，请求原谅，这根葱是我吃的，我现在就去超市买来赔偿，吃一罚十！众人如释重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二房东”大卫很是得意，认为自己出狠招终于见到了成效。

 

我当时心情极为复杂，我万万想不到中国人到了海外竟然能为一根葱的去向而这般“大动干戈”!要是让外族人知道了，岂不会贻笑大方?真可谓是“一根葱难倒了英雄好汉”啊!

后来，有确切的消息传到我耳中：其实，葱并不是汤姆偷吃了，他是一个“老黑民”，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若要不当机立断挺身而出把丢葱的事给揽下来，很可能就会因小葱而坏了大事，这幢old house里“黑”了的中国留学生都将被一网打尽!

 

汤姆的“自我牺牲”精神，一时被称为美誉，传为美谈。然而到底谁是真正的偷吃这根葱的“贼”则一直没有下落，没有搞清楚。我想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偷吃”了一根葱，到十几年逝去后的今天再一想，也是可以且应该宽容谅解的吧!

 

（这篇文章曾登在丑女的天空的博客里，也在《文化走廊里》转发过。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天空的博客被封杀，也搞不清楚是谁给了这些“杀手”的权利。

 

阿森曾劝我离开文学城，说：为什么要待在北朝鲜？可以说话，写作的地方很多。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在哪里都会有争议，华人的地界要的就是“窝里斗”）-丑女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