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进一步论述之前,先解释一下内部殖民化这个概念。
所谓殖民化,主要是指某种文化,通过人口迁徙的方法,将带有自己文化特征的主体民众,移民到非文化地区,然后通过对原住地文化的改造或者说替换,以及对原住地民众的同化或者说种族灭绝,建立起自身文化的过程。
这个在历史上非常典型的做法,就是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南北美洲、以及非洲、大洋洲、和南亚等地的行为。这种殖民,通常是通过军事征服,然后强制宗教替换,再达到文化认同。其中某些阶段还包括对原居民的种族灭绝。
所以说殖民和简单的移民是有区别的。如果当初欧洲人移民到了美洲,完全遵循美洲印第安人的传统,然后也贡献自己的文化优点,那么这样产生的新文化,就不能算是殖民。
这种行为,更相当于中国传统中的外来民族的归化。
当然世界上的事情,也不是非黑即白。有的外来民族,本来是通过军事征服,希望能够殖民的,但因为在不同的文化冲击下,自己被同化,因此可以说本愿是要殖民,最后却被同化。
那么内部殖民化,通常指的是作为强势文化的一方,自愿地接受了外来的文化人口,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将接受的人口同化,从而导致了自己的内部主体,变成了外来文化占优势。
从这个角度去看,当年中国在三国和西晋开始了北方各游牧民族移居长城之内,是中原王朝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后来那样,是被人家军事征服的。而且移民进来的各族人民,在文化上基本上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点,在当时的不少省份中间,外来非文化人口,基本上达到了本地人口的一半,甚至一些地方还超过了本地人口。
在西晋的八王之乱后,很多汉族氏族大家庭衣冠南渡,也使得人口比例面临了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当时的内部殖民化形势,和2050年预测的美国和欧洲形势,应该比较接近。
形成内部殖民的主要原因,就是文化上无法同化。当然如果你觉得文化同化,就是一种文化,比如说主体文化,把其他的非主流文化完全替换,从而让人家灭绝,那就是属于比较硬性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在唯我独尊的一神教文化,是非常明显。那就是只有我才是唯一的真理,你其他的都是妖魔。
要是你面临的非主体文化,也是同样的唯我独尊,那就是比较强烈的冲突了。这个在欧洲,主要是新教和天主教,面临伊斯兰教的挑战。而在北美,作为主体的新教,其实差不多同化的西欧天主教,使得新教为主导的政治社会文化体系,被西欧天主教所接受。
但是面对来自南美的南欧天主教的人口比例,这些政治社会文化体系,是否面临挑战,是一个未定之论。
当然这个唯我独尊的一神教的难题,其实相对宽容度大一些的多神教(看一下印度教徒对其他宗教的迫害)也要面临和想法子脱困。
但是当不少朋友,在谈到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时候,经常过多的注重关于计划生育而引发的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问题。以及关于汉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而对应我前文谈到的美国白人人口和苏联的俄罗斯族人口问题。
从这种关注中,自然而然地,就有人引申出要把少数民族汉化的意图。
这就牵涉到另一种意义的同化,就是从各种主体和非主体文化中,你能不能发展出一个全新的融会贯通的新文化。当然新的文化中,主体文化占的比例要大,是无容置疑。但是这种全新文化,却可以把本来的几种思维因素,完全的和谐和融合在一起。
因此强调汉化,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看问题思维方式。中国要的绝对是不能是汉化,而是应该中华民族化。在这个中华民族化的过程中,各种民族,不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其文化、语言、风俗都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并在全民族的努力之下,更加发扬光大。
但是这个中华民族化的目标,必须是保证一种世俗化的温和中正的宗教氛围下,才可以实现。这就是我提出,引起争论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意图。
提出反对意见的,主要是两个角度。第一个就是我提出的“儒法家”,其中主要的儒家因素,有没有能力去和谐和融合其他的各大宗教。第二个就是如果这种可能不存在,那么应该用其他的什么方法。
很明显一种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一种就是民主自由的理想。
先谈一下这两种不同理想的实践结果。前面一个就是前苏联,可以说是实行得比较好。后一个就是现在的美国和欧洲。但是大家看到,苏联最后的结果,是彻底崩溃,其中曾经势力微弱的俄罗斯的东正教、乌克兰的天主教、和高加索地区和中亚的伊斯兰教等等,都蓬勃发展,还引发了不少地区的冲突。
那么欧洲的不少国家,已经公开承认多元化文化的努力其实失败了,唯一可以等待结果的就是美国。
企图通过其他宗教融合,比如说印度的印度教,可以看到在南亚次大陆上,还是有不少的宗教冲突,尤其是印度与巴基斯坦,暂时解决不了问题。印度内部的宗教冲突,也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而中国历史上的融合,却是比较成功的。这种融合,基本上是对中亚传入中土的佛教的文化同化,以及来自西北方的信奉佛教的游牧民族,同化得比较彻底。
调自己民族如何如何独特,如何如何优秀. 恢复消失的民族语言,挖掘失传的民族传
统. 个体和汉族个体有矛盾的时候,全民族扑上去....
东汉内部的殖民化是从中期开始的。由于气候变冷,除了老对头匈奴外,当时西部羌族、北部和东部的鲜卑都纷纷向南迁移,对中原的边疆造成相当的压力。当时汉朝有五千万人口,游牧民族的南迁还没有形成威胁。
但后来到了东汉末年,由于瘟疫流行和黄巾之乱造成了人口锐减,为了补充兵源,同时利用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实力(马和马术),军阀们纷纷笼络招募匈奴、乌桓、鲜卑人。董卓手下就有不少胡人战将;袁绍曾把三个家奴的女儿当做自己的女儿嫁给乌桓领主;刘备早期的人马中有很多所谓的“杂胡”(他年轻的时候贩马,估计是做生意时认识的);曹操打败乌桓后曾把二十万流落塞外的汉人迁回关内,同时也雇佣了大量的乌桓骑兵,长坂一战追杀刘备的主力,就是他们。乌桓骑兵因为此战而名扬天下;马腾本身就是胡汉混血,马家在军阀混战中的崛起代表了游牧民族和中原本土人士的结合后的军事力量。蜀汉对马超的重用与防范都显示了当时汉人政权对胡汉结合的军事势力的态度。
东吴的少数民族问题是山越,孙权一直无法进兵中原,不是没野心,而是受到山越人反抗的困扰。汉人南迁后对山越族这样的原著民采用了军事征剿和利用双重政策,通过把山越人编入东吴军队来加强融合。曹魏为了防范军事与文化都迅速崛起的鲜卑而对南匈奴示好,允许他们的部落南迁入长城,当时是有效的防御,但也埋下了日后“五胡乱华”的祸根。
除了政治军事上的整合,从民间到朝堂,联姻是最有效的民族融合方式,英武的晋明帝就是汉人与鲜卑人的混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