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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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因此美国制度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地方政府和管区内民众的关系问题，另一个就是地方政府和联邦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
美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许多是依靠法律上的各种攻防战，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例而形成今天的局面。最主要的是通过联邦法律对州法律的优先权，从而确立美国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在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0条中的规定，是联邦政府只拥有被各州政府授予，而不被各州政府禁止的权利。其他的各种权利，都应该在各州自己的手上。
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这种关系主要是通过各次法律案例来界定。到了法律解决不了的时候，还诉诸了暴力。这主要是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和犹他州摩门教政府的战争，以及美国联邦政府针对南部各州要求退出联邦（完全合法）的美国南北战争。
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事实上大幅扩大。然后就是1930年大萧条之下，罗斯福政府的联邦权力扩张，和黑人民权运动的后继行为。
但是美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最终确立，还是主要在于联邦政府虽然平时和各州民众的直接交流不多，但是在税收上，抢占了75%的收入（这一点要胜过中国的51%的中央政府税收），而且还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权。这个时候，各州政府在运用其名义上更大的权力的时候，只能通过要么增加州的税收，要么通过发行州债券（而这两种方法，都令其治下的选民不爽）的渠道来实现，从而受到很大的制约。
而最近出现的以亚利桑那州挑头，其他各州颇想跟进的针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州移民法案，其实已经是踩进了联邦政府的地盘。倒底最后的博弈如何，还未尝可知。
因此当美国地方的民众和地方政府有冲突的时候，一个方法是走美国最高法院的路子，另一个方法是走自己选举投票的路子。
反观中国，因为地方政府的权力是来源于中央的授权，而且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君主制度消亡，那么没有君权的中央政府就扮演了这个君权的角色。
那么当中国的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出现冲突，因为没有自己来替换这个地方政府负责官员的渠道，就必须由中央政府来完成这个使命。而一旦中央政府放弃了自身的责任，采取对地方政府的放任，从而摧毁中央政府自身的权威，那么民众所代表的民权，就和中央政府所拥有的准君权，俺就称其为央权吧，产生法理上的脱节。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所谓中央和地方穿一条裤子的时候，你的法理管理基础就已经消失了。所以俺多次说过，如果中央放弃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之权，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侵害民众利益，那么你中央政府就同时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
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民众的关系，比中国的同等关系，有更好的合理之处。
当然对那些主张在中国实施美国制度，就是说要走邦联和联邦体制的人们来讲，应该明白中国的历史传承和现实情况，都和美国大不相同。要是把中国的由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权限（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和香港的基本法），这个基本政治制度，给转换成像美国那样，由地方政府授权给中央政府的机制，基本上就是要求推翻和抹杀自从秦朝以后，中国2000多年形成的政治体制，而希望中国走一条欧洲人已经走出的老路子。
而欧洲人一直羡慕的，就是中国没有形成欧洲式的分裂成大大小小的各类民族国家，一直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以中国的各民族和各族群的文化差异，要是走欧洲的路子，那可是搞出一百个国家，都不是什么难事。
因此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道路，必须考虑的问题，一个是君权消失之后，央权作为替代机制，如何保证央权的构成，就是最核心的权力机构，仍然和广泛民意（不是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媒体和互联网喉舌）的相通。也就是说央权和广义民权的一体化，必须在制度上得到保障，不然的话，你的法理基础就不存在了。
从俺自己的实际经验和观察来看，虽然现在中国的权力机构人员，比如说政治局的大佬们，是从各个地方升迁上来的，也有自己的组织班子和人脉，但是在具体的立场上，还是做到了屁股动了，脑袋就跟着动了。不乏很多地方大员，在政治语言上，在广东就将广东话，在上海就讲上海话，在和中央进行央地利益博弈时候，为自己的地方争取最大利益。但一旦这些大员上了中央，政治语言就改成了普通话，马上就转过来为中央争取最大利益了。
因此那种担忧地方大员升迁成为全国的权力核心成员，就代表着为自己过去的地方势力谋求利益的情况，比如说美国的各州来的国会议员在华盛顿为自己的州分猪肉的情况，并未成为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中国的地方政府管制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授权，但是又要极大的允许当地人民的介入，是解决好中国目前比较严重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和当地民众的关系紧张的一个路子。
所以俺的思路是，当社会结构因为高铁的普及，出现多区域的各城市的同城化趋势，又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出现底层声音被压制的成本增加，中国过去那种需要庞大的中间阶层来代理管理的需要，应该可以大大减低。
就是说很多中间的政府层级，比如说地区一级等等，是可以消除的。很多的社会功能，就是基本的政府服务功能，警察消防等等之外，是可以取消的。而且这个政府人员的数量上，是可以大幅度缩减的。
这个就是为啥俺有意忽略现在的政府机构里面的各种功能组成，以及对官和吏的划分上面，采取了和现有实际情况不符的方法。因为很多现在存在的位子，其实是应该取消的。
因为你考虑到官吏的腐败，要想很多方法去防备它，那就是神秀老哥的菩提树和明镜台，需要时时勤拂拭，不然的话，尘埃就会布满了。
而俺的考虑，就是要走慧能老哥的路子，把这些菩提树和明镜台全给取消了，那么你的反腐工作的责任和成本，都大幅度降低了。
当然另外一个俺比较反感的例子，就是把腐败合法化和法制化。这个就是海地的一位部长说的那样：你来的救灾款，如果俺拿来10%好处费，用了90%在灾民身上，你们说俺这叫做腐败。可是你换了一个美国的NGO，人家拿走了60%，只有40%用在灾民身上，你们叫那合法的管理费用。
所以说精简政府机构的好处，就是在于一个腐败的官员，总是好于一群腐败的官员。
其实,从江泽民开始,中国的国家领导体制有三部分人:官僚,企业主和文人,许多人同时有这三重身份.为了保证政权的延续,政策上给予这三种人腐败的便利,以便控制,迫使他们同心同德.对裸官的打击,也是基于同一逻辑.
欧洲人不羡慕中国保持统一，他们一直希望西藏独立。然而，欧洲政府官员人一直羡慕中国的政府官员，怎么做官这么多的权力？我同意你的想法---大减庞大的中间地方政府阶层，但没有人希望失去他们的权力，从顶部到中间，显然中国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