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谈天说地 古往今来 历史人文 天下大势
六
(最近因为比较忙，加上“兴衰周期”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算是古今中外很多智者都思考过，而我自己在很多方面还没有想透。这里只是先把自己的一些肤浅的想法抛出来，与各位朋友探讨，将来会进一步完善这些思考。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尤其是河里的梅西兄和新浪的一井兄的批评和指正。)
看了很多朋友对这个系列的一些看法，觉得有必要把思路好好的梳理一下。
大家的主要意见，一个是认为俺对官和吏的区分，不是太清晰，与现在中国的政治现实相距太远，而且并得出俺认为吏比官腐败要严重是错误的推论。这个意见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与其要花功夫，拿小吏来说事，不如好好考虑一下如何解决官，尤其是高官腐败的问题，在制度上（比如说通过选举制度等等）来约束官员的腐败。
这种看法包括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俺提出的道德自律，尤其是对核心领导阶层的道德自律，是一种靠内在体制驱动力的方法，是达不到效果的。只有靠外在的力量，比如说左手边的朋友，提倡的人民民主力量，或者是右手边的朋友，提倡的法律至上和选举民主的方式，才可以提供这种制衡。
首先再次解释一下，俺对官和吏的区分，不是立足于现有的实际情况，而做的划分。俺的区分，就是把你需要政治程序任命的官员，这在选举民主制度下，就是投票选出来的官员，在中国现有体制下，是通过党内小圈子投票、广泛征询和各派利益平衡，然后通过当地人大投票认可的官员，放在了官这个概念。
俺然后把各种通过官员任命，或者体系里面的其他各类人等，算作吏。
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在俺的思考里面，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于科技的进步，信息的广泛和快速的传播，加上中国在高速铁路上的发达，最终的结果，是会形成一个社会结构扁平化的局面。
俺曾经在《说文论武》中提到过这个趋势。那就是以中国国土的广袤和人口的众多，俺们的老祖宗，一直要解决的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大国，实现政治的统一之下的有效管理。
要解决地理上的客观限制，除了秦始皇的国家大道、隋炀帝的大运河等等交通基础建设，来缩短地理上的距离，使得信息流通速度加快，可以快速进行下情上达和上令下传，可以减低统一市场的经营成本，可以快速投放国家灾难救援力量和稳定地方的镇压力量。
另外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发展一个专业的管理阶层，就是官僚系统，来行使国家赋予的代理管理的权力。
简单的归纳一下，中国的民权概念（不是单一个体意义上的民权，而是整体族群意义上的民权），是巧妙的通过民意和天意的沟通，从而和君权挂上的关系。
这种民权和君权在某种意义上的合一，就代表了中国政府管理国家的合法性。而因为地理和人口的客观条件限制，那么作为这种合法管理国家代表的官僚阶层，就获得了代理国家管理的名义，不论是在京都，还是在地方，都行使了这个合法的权力。
所以中国的官员阶层，尤其是地方官员阶层，才会有异地为官的传统。也有“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提法。
当然因为文化和语言的原因，代表着广义民权和君权的异地为官的官僚们，又必须依赖于当地的权贵系统的支持，来解决各种地方形形色色的不同问题和利益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驱使的原因，自然就出现了皇帝派来的地方官，与地方势力结合，导致了对上敷衍皇帝，对下压制乡民的情况。
这种“有负皇恩”的情况，自然就违背了原本作为民权和君权代表的身份，从而导致这套政治系统的失序。而以维护民权和君权出现的制衡系统，除了清流的舆论压力之外（可以考虑是民间的力量，也可以考虑是内部斗争的官僚派系力量），就是东西厂、巡按使和钦差大臣这些体制内制衡制度。
因此有一种分析方法，把处于中间阶层，行使国家管理代理权力的官僚阶层，称之为中权阶层。并认为官商一体化（以前是官僚地主身份一体化）而导致的中权阶层势力庞大，是中国社会失序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政治和经济上，出现了所谓“国退民进”（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民，是代表中权阶层的豪民，而不是俺们屁民），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中间庞大的过程。而一旦当下层屁民被压制到了铤而走险的地步，上层的君权权威荡然无存，那么系统崩溃，生灵涂炭，就不可避免了。
在看一下西方的主要国家，比如美国在政治上是如何考虑治理国家的。
首先美国的民主制度，考虑的是政府管理的权力，是来源于被管理的人民。这个和中国的政治考虑，并无不同。
但是美国的制度考虑，不是通过中国传统的整体民权和君权联系的方法，而是通过对民的身份界定，通过特殊身份的民的界定，来达到限制民的目的。
从美国建国1776年开始，民的限制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有产男性。因此性别上来讲，妇女，种族上来讲，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民族上来讲，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等等，都是被排除在民这个范围之外的。
然后在这个大致是总人口10几个百分比的特权阶层中，订立了由下到上的选举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各个地方政府的权力则是来自于这个特权阶层的选举而授权，然后联邦政府的权利是来自于这些地方政府（主要是州政府）的授权。
这种以“邦”作为联系的组织联邦的方法，当时是参考了印第安人的部落联盟的经验。但是一少数特权人群作为选举的基础，也可以和希腊和罗马的做法扯上关系。
当然后来因为历史的发展，美国的选举民众的基础，慢慢在1910年左右开始有所扩展，最后是到了1970年代，主要是黑人民权运动开始出现对有色人种的宪法权力的落实，和降低选举年龄到18岁（因为但是要逼人家18岁的孩子上越南战场），算是真正的把民这个概念普及到了全民。
但是在这近200年的精英民主运作中，各种由财富精英制定的规则，经过长期的运作和修改，已经事实上导致了大众民主因为是后来加入者而处于不利的逆势地位。
所以从俺个人的眼光来看，美国的真正全民选举民主历史，只不过是短短的40年左右，其中的优劣和长短，还远远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因此不论是推销这套民主体制的，还是批评者，大家都有很多功夫要做，有更长的时间可以观察。
可是要是把美国之前200年的精英民主也给忽悠成了大众民主，那就是对己对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还要把这个作为中国改革的唯一蓝图，那就是要贻害天下人了。
如果中国历史上成功延续几百年,不论是人民的生活,还是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很高的几个王朝都不敢作为正面的参考,如何解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延续与发展.如果不解释这样的问题,那就没有探讨制度好坏的标准.
很同意井兄把高铁的重要性和大运河相比，只是为政者要吸取隋炀帝的教训，不要过度投资，造成财政恶化，反而激起民变。
加拿大的穷人就是后来加入，但他们在吃福利+享受免费医疗，而中国的穷人五千年始终在做牛做马。
在这近200年的精英民主运作中，各种由财富精英制定的规则，经过长期的运作和修改，已经事实上导致了大众民主因为是后来加入者而处于不利的逆势地位。
我明白了，你在等待美国的全民选举民主失败，然后论定中国政治改革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