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要严吏治,靠的是两条腿。一条腿,叫做法律。就是说通过对官员行为的严格规范,对官员一个地方任期的限制,对官员籍贯的本地回避和外放制度等等,都要明确地规范。
而要实现普通群众的监督权,如何任命官员,倒不是最为重要。选举也罢,推荐也罢,公开招聘也罢,都可以作为选择。其实以中国现在乡镇进行的,有8亿人民参与过的选举,已经出现不少俺们在西方选举制度下看到的弊端,例如当地豪族掌握选举结果等等。
在中国的城市一级领导官员,采取排除本省人士的全国性公开招聘,由当地民众、专家学者和中央政府三和一,各占三分之一成立评委会,选择能力和经验都不错的人才,出任这些职位,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只要这个过程保证公开化和程序化,让当地的群众具有围观的权力,其实不用投票,也没有关系。但是要保证的就是在任期内,比如说中期的时候,让老百姓给一个期中考试,考试不合格的,立即解除合同。做得好的,就有高额合理的花红分配。
最重要的就是要实行政府官员的财产公开制度,和亲属经商回避制度。如果做得到这两条,其他的制度安排,就比较容易实行了。
之所以提到在市这一级,主要是考虑到治大国如烹小鲜,先把基础打好,将来在省这一级就比较好推广下去。而且直接关系普通群众生活的,是以基层干部为主。如果把基层的官员的清廉问题解决了,你上层官员,本来就是这些里面的佼佼者,才走到省一级,然后又从省一级的拔尖的,走到中央最高层的圆桌会议上,自然清廉问题更容易解决。
而且当前中国体制里面,政治局9常委的圆桌会议,比较类似于中国古代传统的部落联盟会议,或者说西方天主教里的红衣大主教大会。在执政的能力上,和政策考量上,比美国式民主选出一个小布什的寡头方式,似乎效果要更好一些。
至于省一级的官员,中国的传统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担当地方各派势力博弈和角逐的裁判者,并代表一个平衡各省地方利益和兼顾全国整体利益的调节器。如果这个位子,完全有地方推举,变成完全的地方利益代理人,会不会因此而导致各省之间的斗争恶化,和中国统一的内部裂痕,还需要好好地考量。
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省级单位,规模太大。一些大省人口过了亿,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代表中央利益的省级官员,无法面对当地太过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而且这些集团往往还有背后的靠山在做京官。为了不得罪地方势力,反正自己也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位置上耗几年,就挪个窝,自然也无力和无心和地方势力对抗。
而要是这些官员同地方势力同流合污,造成的结果,则是因为省级规模太大,而成为强藩。因此如何走汉朝主父偃的推恩策,扩大省级单位的数量,同时压缩省级官员的权力,才可以走下一步如何建构一个中央和地方,官员和民主的权力平衡问题。
严吏治的另一条腿,就是道德监督。光靠法律来治理一个国家,而忽视道德舆论的作用,一个国家很快就会走入玩法律游戏,养出一大堆律师大状的诉讼文化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陷入金钱控制法律的局面,通过将法律的不断细分化和繁杂化,拿出一大堆小民听了也不懂是什么的法律名词,然后就让掌握权力的官员们,给你来一个“虽然这个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是完全合法的”忽悠。
这次在美国的经济危机,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勾结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合法地在把国家搞得鸡飞狗跳的时候,在拿巨量奖金。在国家拿钱帮他们救火时候,还是拿巨量奖金。然后在金融机构站稳脚跟,但是实体经济仍然艰难的时候,更是在拿巨量奖金。
虽然这些行为不合理、不道德、很无耻和很肮脏,可是人家说,俺们完全合法呀。法律至上,就是说比道德和理性更重要。因此俺们只要用足够的钱,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就可以胡作非为而不用惧怕了。
因此中国要防止的就是,坚持以法律至上的名义,来摧毁社会的道德要求。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设计,还是要走法律和道德同时进行的两条腿走路。如果法律上限制不了的事情,俺们小民就要用人肉搜索、用网路谩骂、用围观和起哄的方法,把这些不道德的官员们给骂个狗血喷头。
当然如果执政党能够真正地做到内部的监督,处理一大批和黑社会有关联的黑官,将全家移民只剩下自己随时跑路的裸官,一大帮三姑六姨都在挂名做生意的商官等等,都好好地清理一下,也不失为多重监督机制的一个方法。
当然对官员队伍建设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要把官僚系统建成一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使这个队伍的人员组成,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不断把旧血里的癌细胞给杀灭,然后不断让新生血液补充进来。
中国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法,就是叫个人财产封顶制度。就是说对私人财产,进行一个最高限额,比如说一个人名下只可以有多少房地产和多少财产等等。对多出来的实行高额的财产附加税,以限制巨富家庭的出现。
在北欧实行的某些措施,比如说瑞典的开快车罚单,就是根据个人财产决定。一个普通人大概一张罚单是2百多美元,但是瑞典第一富豪吃了一张罚单,就是20多万美元。要是杭州的富二代们,敢在玩飚车,一张罚单就开它几百万人民币,看这些钱多得发烧的财主们可以嚣张多长时间。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继续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杜绝出现富二代和八旗子弟的贵族学校。要让全社会里的所有人,都要可以从政的机会。在舆论宣传上,一定要把被资本精英们控制的话语权抢夺回来,要继续普及人人平等和均富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中国文化里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贵族传统,使那些热衷于什么巴黎参加名门舞会,CEO高级俱乐部之流的贵族组织,在大众舆论下,如过街老鼠。
俺也明白,要真正做到这些,并不是一件易事。可是如果不是努力去做,不光是中国的人民主权永远不可能实现,而且中国历史上的周期率也不会避免。对俺们草民,当然也不是什么大的麻烦,顶多就是再次打倒一个国民党而已。
摘自过秦再论(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