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谈天说地 古往今来 历史人文 天下大势
七十五
对这种新的城市圈的区域经济布局，牵涉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以及基本产业方向的大问题。因为高速公路无论在周转量、准时率、能源效率方面都是无法跟高速铁路比较，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必须建立在以高速铁路交通为主，以电力为基础的新能源（来源于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天然气，清洁煤），以城市化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以内需而非外贸出口为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现在的外贸出口为主导的加工经济，在国际产品市场行低价，在国际原料市场行高价的双重压力之下，靠的是盘剥来自西部和中部的贫穷工人，污染沿海的鱼米之乡华南和江南，低效率消耗中国的能源来达到的。
在这个不可持续的过程中，中国的西部民众以他们宝贵的资源低价补贴东部的发展，因为要保证成本低，于是就要控制电价，这样能源如煤的价格，就必须控制。只不过到了2006年，煤才可以在10%内价格上调。这种人为定价，发展轻西重东的产业倾斜政策，就令中国的能源大省，反而变成了穷省，与世界上能源大国成为富国相比，完全是南辕北辙。煤炭价格不能反映出市场的真正需求，造成企业界不肯下重本投资，安全，清洁，和高效的开采煤炭资源，结果就是贪婪的地方官员和黑心矿主铤而走险，与他们东部的同样贪婪的地方官员和黑心工厂主一样，以环境牺牲为代价，靠招揽来自外地其他省份的农民为手段，以这些可怜的矿工的生命为赌注，来补偿被价格管制而损失的利润。
其实屡屡禁止但又屡屡发生的矿难，就是这样一种价格不合理下的畸形怪物。因为毕竟出事故的机率要低，“运气”好的矿主和支持他们的官员们就可以一路顺风的赚钱，直到一天走了霉运，出了个几百人丧生的大矿难，然后又是中央批示，省长坐阵，风风火火，一阵撕杀。大家就全部偃旗息鼓，不动声色，等这场疾风骤雨的走过场的官样文章快速过去。因为所有人的心里都清楚，把不合格的中小煤矿停业整顿，带来的只能够是煤碳工业量的降低。而为了保持一定的电力供应量来满足低价出口的外贸加工业，就无法将这种整顿进行下去，只能是在对民愤和舆论有过交代之后，一切运作如常。
而煤碳好歹好可以涨10%，但发电和供电价格就被严格控制，而导致了其实高于煤炭定价的成本。比如说要拿到煤，或者是火车的车皮，和秦皇岛港口的装船等等，都加重了电力企业的负担。而电力企业就会找些这样和那样的借口，今天检修，明天维护，能少发点电就少发点，以减少对其利润的冲击。而这种缺电的情况，又带动了企业对柴油发电的需求，转过来将油价推高。
可见这样一个怪圈，来源于国家对低价外贸加工产业的政策支持，和对东部沿海地区的能源补贴。基本上全中国人民都是这个政策的受害者，只有东部发达地区的各级政府的经手官员，和主要来源于台湾和香港的加工业老板，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
七十六
当然各个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如美国和西欧，就同样享受着这个价格补贴。结果就是西方的消费者享受着低价的中国产品，每天痛骂中国人在污染这个世界，对劳工刻薄，和不人道。而东部的发财老板们，在享受着能源补贴的好处，就每天痛骂西部人的落后和无能。但一旦当中央政府决定提高对来自西部工人的待遇，推出新劳动法，这帮东部的受益者们，就立即发动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如张五常之流，出来抗议。
而日益坐大，在这轮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不平衡收益最大的地方，自然会以其经济实力为筹码，对中央政府任何改变这种不合理和不能持续的发展模式，进行抗衡。以经济衰退将带来大量失业作为恐吓手段，以香港和台湾商人大幅度撤离，转投越南作为杀手锏，对中央政府进行逼宫，在新劳动法实施上，汇率政策上，能源政策上，等等，进行博弈。
在思想上，则是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到底谁在绑着你，需要解绑和放开），以坚持“开放改革”为名，来抗拒要求重新洗牌，调整中国经济模式的“科学发展观”，和要求解决东西部经济差距，和要求缩小城乡差距的“和谐社会”观。
那么中央政府有什么招数可以为此解套呢？就是以新能源作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做到能源可以自身依赖和对环境不带来重大损害。以新交通方式创建中国的城市结构，在发展城市化的同时，解决三个财富分配不平衡问题，提高西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
在产业升级换代中，依赖这些新能源，新交通和新城市结构，为中国重新定义产业导向，发展中国自己国产化的新型高端重工业和支柱产业，比如说电动汽车（如比亚迪公司），电动高速列车，风能设备，太阳能设备，水电设备，和核电设备等绿色能源设备制造业。在对这次行业的政策支持导向中，重点发展中国的过去的重工业区。
而在全国经济布局上面，如何应对美国梦的旧经济的挑战，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还是热衷于出口导向，以中国自身的污染承受，能源补贴，劳工盘剥和利润微薄的奴隶经济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阻扰，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如东北，华北，西北和华中，下功夫，使这些地区成为中国新的就业创造中心，一方面摆脱沿海地区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央政府的牵制，另一方面彻底摆脱中国在国际分工的尾端运作的局面。
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挑战很大，机会也很诱人。在发展中碰到的主要有能源瓶颈，需要短期内靠开辟海外来源多样化来解决，但长期的治本方法还是要靠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以新能源作为一个基础，对宏观经济进行萝卜加大棒的调控，对地方抗命的势力，抚一批听话的，剿几个抗命的，把希望将中国经济引向美国噩梦的领头羊，打进冷宫，不要让中国的能源政策，由美国的石油大亨决定，和中国的金融政策，由美国的金融大鳄来指导。
提高煤矿工人最低工资和保护, 使煤价格提高就解决了问题
一味的降低价格不是办法.中国的廉价产品造成过多的垃圾遍及全球,也造成多次的惩罚性关税,中国人没占到好处.我是不敢买太便宜的东西,浪费我的精力和时间.
行业协会要在进出口价格上把关,成半官方机构,对不合规定私下交易的要罚款以至短期停产的处分.这方面要象日本学.
如果象国民党那样有偿征用(了解一下台南的地主们),农民不会这么难.
付额外加班费对于工人必须执行,必须允许工人上告然后重罚.两小时可以放宽但必须要有限度,对于危险工种不可放宽.
如果国家任由现行工业生产状况下去，只是让利于一小部分企业主和官员，人民和国家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来料加工企业规模必大大缩小，不良企业运作必须整治，对国家对劳工的合法权益要法律保障。
中国作为一个仍然偏穷的国家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即使沿海富有地区把全国平均数拉高了许多，但内陆省份仍然可以看到赤贫和接近赤贫的经济区域。快速拉高非农业就业仍然应该是中国消除和减少贫困的最佳途径。从过去的实践看，出口加工贸易仍然是最佳非农业扩大就业，产生良性经济连锁反应，提高农民工家乡经济水平的有效方法。而中国的相对低工资，高素质的劳工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最大强项。
即使在国际水平上的低工资，对农民工来说，仍然比在农村务农有巨大的经济吸引力。一些贫困地区，农民务农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在一到三千元人民币比比皆是，在出口工厂打工，少的有五六倍，多的超过十倍家乡的收入。
劳工法的规定，似乎是要抵消这种竞争优势。结果令劳资双方都怨声载道。以鞋帽服装业为例，行业基本规则是以件计工。工厂活多加班多受工人欢迎。订单好的企业工人一个月收入可以达二三千，当然付出的代价是劳动时间长，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但工人并不在意。只要年底能带回家更多的钱，他们不愿意留在宿舍打牌吹牛浪费时间。
但是劳工法规定只能工作八小时。加班只能在两小时内，并且要付额外加班费。结果完全执行劳工法的工厂，工人只能每月挣八百元。其余时间在宿舍里没事闹纠纷。这样的工厂很快就招不到工人。实际情况变成各地都普遍不执行劳工法，变成了一个空法恶法没人得益的法。在法律上是最不可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