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谈天说地 古往今来 历史人文 天下大势
【笔者按：今天才发现上一段我漏贴了第七则。请原谅。】
九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１９９２年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基本的变化。
但是在亚洲实力均衡变化的同时，苏联的解体令欧洲国家迫切渴望填补这一新的实力空间，于是在二月份签署了马斯却齐条约，正式宣告欧洲联盟的成立。同时巴尔干半岛上南斯拉夫联盟分裂，开始了数年的民族战争。
当时的中国正确的了解到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最重要的国策，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不光无力也无心在世界事务上挑战美国的霸权，而且还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态度，于三月份签署了防核扩散条约。
对美国来说，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投资机会，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但是中国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机构和大国的潜力，又令他们担心。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美国国内对中国政策的争论，而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根据他们不同的商业利益各取所需，形成了对华外交政策的两大阵营。
一是交往政策（Engagement）。这一政策主要是通过与中国的更多交往，来确定美国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按照美国设计的方向转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美国的企业界从中获利，而中国又会在美国的影响和压力下转变，成为一个美国可以利用的力量，就象经济发达但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完全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和德国。这一政策要求对中国的经济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例如外国资金在中国金融等关键行业的比重。但要削弱中国的国家能力，甚至不惜鼓励中国内部的分裂力量（包括国土和思想上的分裂）。
一是围堵政策（Containment）。这一政策主要是通过对中国进行围堵，来确定在中国的发展中，不会对美国的强权在任何方面形成挑战。这个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加强美国的军事预算，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然后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建立起军事同盟，对中国的经济生命线完全控制。在舆论上妖魔化中国，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对中国的威慑，比如对中国分裂力量的支持，来迫使中国在经济利益上做出让步。
这两个政策本身都有其不可解决的悖论。主要问题是只是考虑到自己一方的双边关系的欲取欲求，而不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和意愿，而缺乏双边良性互动。中国则以邓小平的“十六字口诀”为基点，尽量采取低姿态和少露面的方法，除了牵涉到中国的关键利益之外，在其他无足轻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为贵，以让位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难得的外部环境。
这种不平等的互动，其实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埋下不稳定因素。当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更加密切，获利非浅的时候，其他意识形态的目标就变得无足轻重，而成了空口白话。当中国经济对美国和世界影响越来越大，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就越来越小。而中国在应对压力上也进行了策略上的调整，在人权问题上提出生存权的观念，使美国企业完全退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使美国政府不再把人权作为中美关系的最优先考量。至于令美国国防工业收益最大的围堵政策，同样面临困境，因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对围堵中国的提议并不是很有兴趣。
其结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国转变成美国傀儡，围堵只会令中国变成美国强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埋头苦干和小心翼翼，国力变得越来越强，使美国影响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弱。
十
几个主要的事件决定了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1993年，西方国家试图在维也纳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推行其“人权大于主权”的理念，以此彻底颠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联合国宪章中尊重会员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基础的国际次序。本来在这一原则下，任何国家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入侵。当然这个世界仍然是大国横行，但最起码在联合国宪章下，受到一些限制，对弱小国家具有保护作用。一旦“人权大于主权”这一“人权帝国主义”成为国际法，所有大国都会以此为借口，对弱小国家利用借口，进行武装侵略，把这个世界重新带回炮舰政策下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而大国如美国或者中国，小国家却没有本事去干涉其主权。可想而知，这一政治企图遭到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同年为报复中国在维也纳会议上的领导作用，西方挫败了北京申请2000年奥运会的努力，显示了西方的政治实力和对中国的不满。
1994年，声称要对中国强硬的克林顿，在亚洲各国和美国商界的压力下，宣布中国最惠国待遇同人权脱钩，开始了美国政府对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手段的退却。但同时，克林顿建议美国国会大幅度增加对中央情报局的代理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并创立了以美国政府操纵的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要点上，以民间组织的名义，通过支持目标国反对派力量，以非军事手段的方式，开展利于美国的颜色革命。
1995年，美国允许台湾的李登辉访问美国，使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增加了台湾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1996年，然后以台湾选举为契机，开始了中国和美国双方在台湾海域里的军事对抗，并引发了中美为台湾而战，可能会引发局部核战争的推论。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使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加强。同年，以美国风险家索罗斯领头的西方金融资本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合谋下，对金融政策失误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动了经济掠夺战。而中国以全国之力为后盾，在香港击退西方风险基金，并通过人民币不贬值，稳定了亚洲经济，使受重创各国能够苟延残喘，从此确定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大哥地位。
1999年，美军在南斯拉夫“误炸”中国大使馆，给了中国一个下马威。这一事件刺激了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以及明白了美国（至少在国防工业和军界）开始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转变。
而这一切在小布什上台之后，变成了一峰三转的局面。
随着小布什的入主白宫，美国极端激进的新保守派当权，形成了布什早期对华强硬的态度。然后，随着本拉登的圣战死士们，将劫持的民航客机撞人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美国的首号敌人变成了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恐怖分子，使中国从美国的敌人雷达中暂时消失。
接着，美国以其一霸独大的超强实力对中东进行美国民主改造，陷入伊拉克战争，使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权力真空中站稳脚跟。等待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再次回顾中国时，已经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望洋兴叹，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希望能够在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四面出击，而抵消中国日渐增长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