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 － 著名数学家给我上的课
“文革”早期，在我三岁的时候，爸妈工作的大学所有文科院系都被迫迁往曲阜，和曲阜师范学校合并。
几天的功夫，我们全家就卷起铺盖、拎着锅碗瓢盆从济南搬到曲阜。
上火车的时候，爸妈带着保姆、我、不到一岁的弟弟，拖着所有家当，挤在即将开往曲阜的火车边、脏兮兮的站台上，绝望地看着车上已经水泄不通、塞满了人和行李的车厢。
不记得全家是怎么上去的，瘦小的我是由大高个的邻居潘叔叔从火车的窗口给塞进去的，这个情形我至今记得，而潘叔叔早已作古。
在济南爸妈工作的学校住筒子楼时，数学系的潘叔叔是我家隔一个门的邻居。
潘叔叔个子很高，人很瘦，戴眼镜，这是我童年对他所有的印象。潘叔叔的太太，也很瘦，是个上海人，她当年出名在养鸡上。潘叔叔太太养的鸡可以连着40天，天天下蛋，不歇伏，被大家羡慕、称奇，传为美谈。现在大学里的老师，可能有闲情逸致养狗、养猫、养稀有的宠物，可有谁会养鸡呢？但在那个年月，养鸡纯粹是生计所需，鸡蛋、鸡肉，都是难得的美食。能把下蛋的母鸡养得这样出神入化，潘叔叔的太太，应该是个聪颖且贤惠持家的人。
后来，听爸爸说，潘叔叔是个非常专研的人。“文革”早期，这些被贬为“臭老九”的大学老师没课上了，没学生教了，有过一阵子清闲日子。清闲的时候，潘叔叔和爸爸下象棋。开始，潘叔叔总是输给爸爸。越输，潘叔叔越来找爸爸下。逐渐地，潘叔叔输得少赢得多，然后，是爸爸老输了。爸爸说，那是因为潘叔叔输棋后，就回家研究原因和对策，而爸爸一直是在吃小时候在路边棋摊上和一个摆摊老头学的那几招的老本，没有继续进步。
潘叔叔的这种专研精神可以解释后来他因为简化了陈景润对1+2的推算而在学术界出了名。
潘叔叔出名的时候，我们家不仅早已从曲阜搬回了济南，而且还搬回了北京。
我不记得在潘叔叔把我塞进火车窗口后我还见过他，所有他以后的故事都是听说。
学术上出了名的潘叔叔大幅照片，学《毛选》的照片，登在当地的报纸上；潘叔叔在热闹的追捧中荣升那所大学的校长。听以前的邻居说，潘叔叔自己看着自己登在报纸上的照片直摇头，没人知道他当大学校长后的感受。
再以后，听到的有些潘叔叔的消息就很负面，无关他的学术成就，都是和他当了这个校长的官有关。到他90年代末去世时，我们在哀悼邻居潘叔叔的同时，很震惊地听说他死后有人在学校分给他的新房子上贴喜联，指责他的特权，庆贺他的早逝，甚至还讽刺挖苦了他的太太，说她夫贵妻荣，跋扈嚣张。
潘叔叔这样的人生结局，是我们一家难以想象的。在我们的记忆里，他是那个专心学问，关心邻居的普通人。
“福兮祸之所倚 祸兮福之所伏”，潘叔叔在论证了让他闻名天下的数学定理的同时，还给我上了这样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