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是过客《十》老魏

                                我们大家都是过客《十》老魏

 

“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威武壮丽气势如虹，当年不知多少国民党将士吓破了胆。美中不足的是毛泽东一不小心，把解放战争写成了刘邦项羽之争，天机不可泄露，毛泽东心里真实所想与大众总会有些不同。我那个时代特有的环境，读过抄过背过不少毛泽东的诗，也不知为什么，每读到这两句心里总是冷飕飕的，还有那首写满帝王的《沁园春·雪》。只是感觉，实在说不出为什么。

 

我是个见血就怕的人，小时候见人杀鸡杀猪一定要闭上眼。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自己流血还晕了过去。记忆没错的话是在蚌埠机场卫生队，那时没有创口贴，无论哪个部位破了口，一定要去卫生队包扎，也借口看看那里的女医生。那天没有女医生，也只是左手小指破了个口，是位广东吴老军医包扎的。他先用镊子夹起酒精棉球，然后在伤口上下周围反复用力擦洗，嘴里还安慰着不疼不疼，一点小破口如此小题大作，我疼得叫了起来。接着他用红药水在伤口上再次画起了圈，我还提示，怎么不用龙胆紫呢，他说，红药水比紫药水杀菌效果好。其实，我早已把头拧向别处，还是忍不住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顿时两眼发紫，连说，吴医生，不好，我要晕过去了。吴医生很有经验，也连说没关系，这叫“血晕”，在床上躺一会儿就好。

 

这一冷一热（血）的内心独白构成了我的世界观。国家沸腾群情激昂，我观景，每课都不落儿，但真看到使枪弄棒最后下手的那一霎那，又会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那只手怎么能下得去啊。我当翻译的时候，最怕的是武器翻译，记得有一次在信托大厦听意大利武器商介绍他们的空空导弹，说他们的导弹爆破的时候在空中成链条状，别说人啦，就是飞机也会给拉成两段，我曾设想过，假设我是飞行员，敢按那个发射按钮吗。我从军队转业的时候，国家最后一个分配方案是进北京市安全局，说我政治可靠，我忙说，还是让我干个体吧，不再吃那碗闲饭了。

 

兄弟间争夺王位皇权互相残杀你死我活，历史上还可以记录一笔，因为凶残心狠得皇位，如果是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最后玩出人命，实在不值一提。更多的情况下，中国人是什么都不争的，连一口饭都不争。文革后期国家最危难的时候，辽宁的一个老工人对毛远新说，毛主任，您吃什么我们不问，我们只要有大葱蘸酱就行。中共建政以后，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让人最不舒心的是上级利用权力整下级，干部整群众，而被整的人一直没有正当的渠道叙述化解。这种不用刀枪整人之风延安时期在中央上层萌芽，建国以后通过各级干部吹到全国每个角落。实际例子像海边的细沙，一抓一把。问问每个退休离休的老干部，问问稍有知识头脑的一般群众，有点像男女都要理发洗澡一样，谁也跑不掉。我干过多年英语翻译，唯独这件事一直无法翻成英文，让外国人看明白听明白。

 

一些人忍了。相对来说这方面党内的老干部比一般群众要做得好些，我解读他们的心理，估计他们一直在同牺牲的成千上万烈士做比较，到目前为止，发展到与国家政党相对抗的人区区可数。在小酒庄里，我见过一对武汉来的夫妇，女儿在耶鲁做博士研究。我问他们，你们的女儿那么优秀，你们一定是大学毕业吧。女的说，这事儿别提了，六五年高中毕业的时候，遇到长江管理局党委书记整人，借口老爸出身不好不让考大学，后来支边到新疆，女儿生在那里，改革开放后才回来，还是没有回到武汉。现在看到女儿女婿都是博士，他们也有机会来美国看看，又看到那位党委书记的后代成了混混，这段往事也算摆平了。

 

一些人不能忍。这些整人事件最后演绎成多种多样，我一纸无法写清，一般的穿双小鞋，严重的找到借口成了政治刑事问题进了大狱。我在纽黑文认识两个中国人，都是教授级的知识分子，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已经五六十岁。这俩人的共同特点是脾气火爆非常能说，遇事爱争论，在公共场合与我这样的人交谈也是一句话说不顺溜马上火冒三丈。我说你们俩人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说话还这样，可以推测年青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俩人不在一地，但事件性质一样，都是在大学做学生的时候被党支部书记抓了典型，越闹越僵，一个被找到借口信耶稣，一个被查到出身不好有反党言论，一进监狱，几年十几年，青春就这样没了。到了美国可以开心骂使劲骂，我想最初的火花不会是太大的政治刑事问题，不信，翻开老档案看看，或找到知情人谈谈最初的情况。

 

中共建政以后在干部使用问题上犯了一个至今没有意识到也没有见有人写过的历史错误。中共的干部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军事业务型，一类是政治工作型。中共使用过的大量精英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绝大多数都汇集在军事业务领域，检索一下当年的军长部长校长厂长，都是一个个行业响当当的领军人物，而把大量的没有业务专长能说又会道资格老素质又不高的安排干起了政工。特别要提一笔的是，毛泽东可能要解当年北大图书馆一气，曾把大量的工农干部派到学校科研单位管理知识分子，自己的气是解了，外行也领导了内行，后果是带来了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当年受压制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又全部把气撒在政体国体上。

 

中共的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工作性质相当于美国的牧师职业，在美国，教会牧师是家庭社会学校稳定的基石，牧师是崇高的职业，他们不仅经过严格培训，而且在税收子女教育上都有相当的优惠。不同的是，中共的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直接掌握着下属的生杀大权，调动升职评定职称评语鉴定毕业分配一一握在手中。这些人物水平参差不一，碰上好的还真不错，就看命了。我这人从小到大毛病很多，先后与几十名政工干部打过交道，总的感觉不够宽容，当年挑的尽是些现在感到可笑的毛病：接个长途电话说你搞特殊化，学个英语说你想叛国投敌，进门没喊报告说你骄傲自大，学个数学说你不安心本职工作，评语写成有时对自己估计过高。我的感觉尚此，其他人呢。

 

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好的政工干部是安大负责学生工作的黄青龙老师。我想我的毛病这位老师不会看不见，而是他能做到遇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着看不见，何必为一点点小事较真计较起来留下疤痕。中国的政工干部过去忘记了一个重要的职责，是通过自己的工作给人最好的人生指点。美国除了教会牧师外，还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需要硕士学位方可工作，称呼是辅导员（councillor）或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在学校里，根据每个学生个人情况提出选课学习建议，帮助就业；社会上，处理家庭纠纷子女抚养特种教育，这些都是政府的职责。一个成熟的政府十分明白，这些人的问题不妥善解决，一旦发展到社会会引起天灾人怨。

 

我经过的那个时代是没有政府概念的时代，一切都是党的领导，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重要的是不看名称而是看内容，再看成熟不成熟，不成熟三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社会不公个人私怨，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心字上插把刀，忍了，成了个人家庭的人生哲学。中国一些地区有许多不忍的人，搞起了农民起义，农民暴动，两把菜刀就把乡间收税的给砍了。最近我思考了一些早期红军的问题，感觉不少人是先杀先砍无路可逃正好找到了共产党，这些又有别于正式报考黄埔军校的那些职业军人。中国这块富土上滋生着一代又一代闹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伦理也很简单，不成功，则成仁。我个人观察统计，文革期间北京军队干部子弟打砸抢，领头的绝大多数都是红军将领的孩子。如果他们年龄太小，不算闹将，那么看看各城区的工人造反总司令，多少人文化水平不高，但讲起话来又极蛊惑人心。我的好朋友魏京生，不知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在加入他们的行列，只不过不用枪和炮，改糊大字报了。

 

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君王，又是美国华盛顿式的中国改革开放之父。作为美国华盛顿式的开明领袖，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活着的时候，把国家的最高权力主动移交给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统关系的人；作为君王，邓小平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钦定了最低平民刑期的君王，而且明确说明了这种人捉住了就不放。早些年毛泽东钦定了胡风的刑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就阶层而言，胡风是著名作家，魏京生是动物园电工，俩人差距较大，就存在而言，俩人都是过客，没有太大的差别。还需要有老魏当时不是知识分子的前提，因为中国皇帝钦定了数不清的文字狱，老魏后来在狱中自修了全部大学课程，毕业于“狱中大学”，成为知识分子，这也是公认的事实。

 

我不是不想折腾，而是历史实在不给机会。文革初，岁数太小，红卫兵不收，还是一个劲儿地往里挤。六八年早早地被空军大院管理机关收押斗争一通，送到黄河滩农场劳动了事。七一年林彪事件前后只赶上一个旁观的份儿，林立果早已规定，小舰队及下属的空四军别动队不使用任何一个知情的干部子弟。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事件前后，我在浙江二十九师，那几天我每天偷听海外广播，最激动的时刻，真想买张火车票立马冲到北京。七七年底，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作为军人虽不知能不能参加，还是暗暗开始做准备了。

 

七九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最高法院开庭审判魏京生的消息。我先要断定是哪个魏京生，解放后北京出生的孩子叫京生的很多。仔细辨认照片，那天京生穿的是两个口袋的战士上衣，陆军军裤，个头比我高，清瘦，应该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

 

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高景松在庭内旁听了整个审判过程。后来景松对我说，魏京生能说极了，没人比得过，比法官还话多。魏京生回忆文章说，吴法宪在法庭上表现不好，没有骨气。老魏不知道的是，审判吴法宪的庭长是空军黄玉昆将军，黄玉昆的儿子黄友林文革初期被警卫战士用电线做的鞭子打得遍体鳞伤，万一黄将军红军脾气上来，忘记了上面的交代，一怒之下把吴法宪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怎么办。我后来见过黄友林，他一直不提这件事。

 

关于“闹”，李敖掏了心窝子。他说，先要判断死不死，死了白闹，不死可劲儿闹，以后是荣华富贵。

 

李敖说的事，不可能发生在极端专制国家，一般是一枪崩了了事，没人敢闹；也不可能发生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收审开庭关押释放供养竖碑立像颁奖法定节假日，全寿命费用财政支出太大，纳税人不干。只会发生在由专制向民主国家过渡的初期，杀还是关犹豫不决。

 

后来出现了许多人东施效颦，可惜啊，没有机会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只有一次机遇。以后的处理方法有点像我小时候偷陈熙将军家的梨子，抓起来，教育教育，罚款放了算了。

 

当时我在安大有点坐不住了，这历史的机遇还是没轮到我。

 

 

                                                            08/13/2009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