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洗脑大法十八招

 

　　有人说，极权的压迫者赖以为继的无非二招：暴力和谎言。而且但凡成功的压迫者总是能够很好地为两者排序，那就是谎言在先，暴力在后。

　　其实，这种排序并非统治者的自觉，因为赤裸裸的暴力和掠夺才是压迫者天然中意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高效、实用，而且简单、省事，甚至其本身就可以给统治者带来快感。从古罗马的斗兽场到中国小脚女人的裹脚布，其伟大程度或可不同，但做为压迫者从被压迫者残缺的肉体中获取快感的道具却是一样的。

　　但是，这办法却总是天不遂人愿。秦始皇席卷了六国，却被比自己还年长些许的陈胜毁于一旦。然而，秦朝统治者交学费换来的经验教训却为后续二千年的压迫者一直受用着。法家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术随着秦王朝的灭亡也便从此没落，而成就了儒家思想的兴旺发达。董仲舒“废黩百家、独尊儒术”之日，便是中国政治暴力退居幕后，政治谎言走上前台之时。

　　如此说法并非对儒学的大不敬，儒家思想本身无疑是一套成体系的思想，而与谎言无涉。因为谎言显然是成不了体系的，不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已算不易，怎能流传二千余年以至海外？但是，儒家思想却不幸沦为了思想钳制的工具，就如同尼采的思想成了纳粹的工具，而从马克思哪儿生出了乌托邦的谎言一样。

　　时至今日，谎言在前、暴力在后的模式显然并没有改变。在此，我们看一看思想钳制这一古老而有效的统治工具是怎样为现实的中国统治集团提供政治服务的，它有哪些隐蔽的利用方式。

一曰栽赃式

　　2000年7、8月间，北京发行量极大的《北京青年报》某期头报头条刊载了一篇长篇报道，说在墨西哥境内与美国接壤地带，经常有工厂女工夜里下班途中被歹徒抢劫、奸杀，通篇文章愤怒地遣责、辛辣地挖苦美国政府和FBI：为什么对眼皮底下的事熟视无睹？所谓的“人权卫士”为什么管不好家门口的事？他们的原则和“人权标准”哪里去了？等等。整篇文章把美帝描述成一个持双重人权标准的、利欲熏心的邪恶国家，而且作者显然长于文字游戏，只在开头简单介绍了罪案地点，以后只是就事论事的遣责美帝。让缺少地理概念、对境外知之甚少的普通市民很难搞懂这其实是黑西哥内政，与美国根本搭不上界。即便是笔者，也是费了老大眼力也分清这层关系的。此招就是只要有机可乘，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抹黑对方，遑论最底线的新闻道德。

二曰阉割式

　　此为最常用的手段，在前几年的科索沃战争、周边的领土争端和国际贸易纠纷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如果仅仅在有争议事件上采用此招，倒也罢了，然而，在一般性新闻上，亦如此。比如中外元首会晤或联合国会议，你很难听到外国政府的主张，既便有，大抵是“对中国政府的立场表示赞赏”之类。久而久之，中国政府就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充满道义的、代表全世界声音的、受到国际社会拥护的正义政府。那么，再有“反华”事件，肯定是出于“别有用心”，而且“注定要失败”了。

三曰明目张胆式

　　所谓明目张胆，不仅是指中国居然能炮制出类似于《中国人权优于美国》这样的数万言报告，并通过各种媒介广而告之；而且还指在中国的媒介中广泛存在着类似于如下事情：每年，美国国务院会出一个《人权报告》，中国政府每年也会出文章驳斥。

四曰常有理式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如果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我们就说英国是“跟屁虫”（真的用过这个词）；如果两国意见不一，我们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总之或者斥之为狼狈为奸，或者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了，当然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肯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总是占着思想舆论阵地的制高点。另一大类突出的例子是这样的：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右翼行为猛烈抨击，但中国一旦被国际社会批评，总是祭出“内政论”、“主权论”、“国情相对论”，言词凿凿，总有道理。

五曰鸵鸟式

　　如果在内外政策上总能言词凿凿，也算是高超的政治智慧，但确实有找不到词的时候，就把头埋进沙里，视而不见。最突出的例子是印尼反华事件。事件暴发后，中国政府竟说这是印尼内政，中国不予干涉！！一分不少地支付了数亿援助。客观上极大地纵容了事件的恶化。政府自己也知道没法向国内交待，干脆佯装不知，封锁消息达三月之久！数千同胞肝脑涂地之日，却是祖国政府和人民视而不见之时！

六曰偷梁换柱式

　　这又是一个被中国政府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手段。例子之多，顺手拈来：89之后，政府组织了一群御用文人写了一本《河殇的100个错误》（书名可能不准确），真真的写了河殇“100条错误”。河殇里有一段是这个意思：当罗马帝国以为统治了全世界的时候，它并不知道在东方还有一条“长城”在等着它。各位看官，有谁不知道这“长城”是种修辞，代指中国？但这群作者引用地理知识证明长城在中国的哪里哪里，罗马帝国若来的话，会从哪里哪里来，因此根本遇不上长城，云云。让人想起尹索《狼和羊》的寓言：狼是不缺少借口的。2002年4月新闻：专家研究表明，中国成了初等发达国家。《南方周末》记者就此采访专家组组长何传启才发现，此“初等发达”其实就是国际上的“欠发达”，而且还没考虑环境和政治文化权利方面。至于为什么不用通用的“欠发达”而用“初等发达”，专家何传启说：“很难听，很难听。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命名它。这个名字要在政策上、老百姓心里产生一种正面的效应。”（见4月25日《南方周末》第A4版）4月中旬，新华社报道，港人移民人数远较回归前那几年下降，言外之意，回归后比英国治下强多了。然而，明眼人有谁不知97以前移民潮的根源？这种偷梁换柱的技俩太多了，比如还有：把“登记失业率”等同于“失业率”；把“反共”等同于“反华”，等等。

七曰引经据典式

　　一般用于理论战线。从经典作家那里引经据典，推演理论。通常洋洋洒洒数万字，看得人头晕脑胀。你觉得还没开始主题的时候，它已经一棰定音了：“历史反复证明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让你不知从何而来。但你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理论水平。

八曰牵强附会式

　　每每救灾之后，总要找到几个灾民对着记者话筒说：“还是党好！还是社会主义好啊！”

九曰排词遣句式

　　不用举例了，日日的报纸都是这样的，随手翻开就能看到。凡事涉非我族类的，尤其是美帝和台湾，必要多用贬意词，“密谋”、“公然”、“妄图”、“一小撮”等等；事涉国内大好形势的，则须多用褒意，如“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们都说，……”、“大伙份份表示：……”等等。

十曰样板式

　　树立样板是我党多年积累的政治斗争经验，可惜常出差错。差错一般出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所树的样板时过境迁不合时宜，甚至成为过去政治荒谬的明证，如刘文学斗地主、“共各国卫士”等；另一种样板是根本树错了人，其后果是：越来越多的落网贪官拥有越来越多的“劳模”、“廉政”、“先进”招牌。

十一曰相对论式

　　面对国际社会的抨击而理屈词穷的时候，一般祭出国情相对论，在人类普适的人权标准之外，再来一套中国标准。而且这中国标准里真正实在的东西只有生存权，即吃饱穿暖两件事，其它权利都是假、大、空。因此有人说中国式的所谓“人权”，其实就是动物权。

十二曰自我标榜式

　　很少有人或组织会如中国执政党这样自我标榜的。它宣称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同时又宣称自己有着“谦虚谨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制造了文革这样的人间浩劫，不仅不影响党的形象，反而更加证明了党的英明，因为全面拔乱反正、否定文革“再次证明了我党勇于改正自身错误，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天怎忍如此！

十三曰画大饼式

　　充分利用中国百姓的朴实，象邪教一样画一个不切实际的大饼，让人们满怀希望地屈从于现实。

　　五六十年代画“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饼；文革以后，百姓不再相信那虚无飘渺的乌托邦梦幻，迫切需要改善生活，因而提出“三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到上世纪末人均生活水准达到多少多少元，事隔数日又说，那是不考虑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又当如何如何。老天，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事涉国家的中长期目标，居然不考虑人口问题？居然可以这样改来换去的？近两年，这饼已经不好画了，但中国人有民族情绪。因此，中国媒介就开始出现这样的标题：“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第三次复兴”。

十四曰耸人听闻式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就会四分五裂”，“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如果不坚持正确的思想舆论导向，就……”。不仅对内而且对外：“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四分五裂……”，“（台湾增加军费）有可能拖跨岛内经济”。一切说法，无非要证明现状是合理的、而自己比别人强。

十五曰借刀杀人式

　　众所周知，西方不同政治派别间相互制衡、攻击是常态，而且，西方传媒无须考虑“主旋律”，加之西方文化特有的“乌鸦”特色使其惯于自爆家丑。这正好合了我国胃口，看一看《参考消息》从国外传媒上摘录的文章，但凡事涉西方的基本都是“唱衰”式。这还算严肃的，更常见的是用“……”（引号）从外刊上断章取义的，砍头截尾，也不注明出处，完全违背摘录的起码原则。并且还时常冠以“国外有识之士指出……”之类。

十六曰声波式

　　一想到新闻联播，就能想象得到那几个主持人特有的声波。他（她）们一般提细了嗓子，脑袋略微倾斜，或义正言辞严正指出、或热情洋溢深情歌颂，力图最准确、最充分地把新闻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传播出去。什么是新闻主持人最底线的素质？自然不予考虑的。

十七曰诛心式

　　诛心之术自古有之，早在王安石《答司马谏之书》中就有精彩运用，王安石并没有答复司马光对他排斥异见的指责，而是说那些异见都是“小人”之言，所以不值得一听。这招到了现代有出神入化的运用。早些年借助革命狂热，将“小人”的帽子换作了“反革命”之类；现代往往借用民族情绪，通过“别有用心”、“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贯敌视……”等词汇，将对方的目的、动机置于不义，至于具体事情、主张往往轻描淡写甚至一绕而过。

　　而且这招居然用在学术上，早年马寅初所获之罪并非源于学术主张本身，而是基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上的；前几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也遭到同样待遇；最近国际上有些经济学家困惑于中国经济反常的一枝独秀式增长，并做出了不太养眼的学术分析，其结果当然被戴上了“仇视中国”、“不愿看到中国崛起”的帽子。

十八曰暴力式

　　此法是最后一招，一般不常用，一旦使用，必是“事关我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比如时期。用时直接配合国家镇压机器，是话语霸权和语言暴力的最集中体现。使用的时候，先要创造外部环境，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彻底扫清不和谐声音。然后以大兵团作战方式，通过各种媒体、会议、印刷品、高音嗽叭滚滚而来，强行灌输。综合运用前面的各种招式，具体策略多种多样。有：恐吓：“我们警告那些……，不要妄图……”、“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会答应……”；欺骗：“我们决不会秋后算帐”；漫骂：“……赤膊上阵”、“……叫嚣”、“一只伸向……的黑手”；分化：“广大……还是好的，……一小撮……”；“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等等，不一而足。

　　思想的钳制的工具，实际上是由一群御用文人精心炮制的，而且颇能因地制宜、随时代变化，也不乏各种招式的组合运用。

　　我们国家的舆论特点是针对或者利用三个方面，有条不紊的展开，即粉饰太平、妖魔化国外和煽动情绪。自建国以来，概莫能外，只是各个时期的方式方法不同，看一看这三个方面是如何演化的：

首先看看粉饰太平

　　从赤裸裸的宣传“形势一片大好，而且一天比一天好”变为“经济持续强劲增长”、“有望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其具体方法是从政客的强词夺理、胡说八道转化为由学者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并在“学术论证”中隐蔽性地胡说八道。

　　前面提到的关于中国已进入初等发达国家的例子就是一个明证。不论如何偷换概念，自立门派，其结果已超出最一般的经验。当事学者居然也毫不掩饰，直言要“要在政策上、老百姓心里产生一种正面的效应。”。坦荡至此，也算到了境界。

其次是妖魔化国外

　　直至今日，我还记得二十年前某期《小朋友》上的一组漫画。左边那幅是资本主义的万丈高楼、高楼下行乞的老人和昂首阔步、大腹便便的资本家，文字是“资本主义的一角”；右边那幅是一家人怀里抱着各种生活用品，眼角挂着幸福的泪珠，后面是失火后还冒着黑烟的房子，文字是“社会主义邻居”：这就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二十一世纪的媒体呢？

第三招是煽动情绪

　　以前是组织大家吃忆苦饭、开批斗会，甭论你是自愿参加的，还是被强迫去的，到了那种氛围里，肯定被同化。然后媒体上充斥着最高领袖接见红卫兵的欢腾场面，高昂的革命歌曲和节节胜利的喜讯。现在则是将革命激情转到了民族主义，比如煽动大学生反美示威、连篇累犊地分析如何从英帝国那里雪了百年国耻、把申奥成功描述得好象中国人民又一次站了起来。此外，一些正常的贸易纠纷、一个牛津留学生学业出众的假新闻居然也很自然地和民族情绪扯上了关系。

　　甚至于把这种激情带到了政府托市上，想想那年《人民日报》评论员鼓吹股市大发展的激情洋溢吧！何曾考虑过经济规律和小股东利益？

　　这就是作为统治手段的思想钳制。它对于压迫者之重要和有效，是如何估计都不为过的。

　　正如有人所言，在压迫者所豢养的帮凶里，有人是打手，专司暴力；有人是写手，以编造谎言为职业。谎言是日日编造的，而暴力只是偶而为之。在中国自秦以后王朝的官僚体系里，莫不是文官之位重于武将。其实道理容易理解：文官们需日日道德文章，而武将们既然只有“安内”之责而无“攘外”之事，只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罢了。因此，随着两千年来的演变，思想钳制已不仅仅是对暴力的掩饰，而成为压迫之首要方法；相反，暴力已沦落成“保驾护航”式的工具，为谎言修补一下被戳穿的窟窿，收拾一下残局而已。

　　思想钳制流毒之深，显则直接复辟，隐则借尸还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此好手段，压迫者也不得不放弃了观赏斗兽场和女人小脚的嗜好，变得温文而雅起来；以至于有时分明站在了被压迫者一边，要“破四旧”、“砸孔庙”、发动人民革命。在这轰轰烈烈和温文而雅之间，屡试不爽的压迫之术找到了它新的代理人，而新贵们以多数人的血泪换取了作为压迫者的历史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