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 （二）

作者：林思云


中国经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事迹时，却又是鲜为人知。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汪精卫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可是大家对汪精卫的“卖国事迹”却是一问三不知。这也是中国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诉大家他是坏人，却又不告诉大家他作过什么坏事。好在中国学生头脑比较简单，不喜欢刨根究底，所以历史老师还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烦。

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因此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这种出于主观愿望而随意修改历史的作法，使中国人对历史产生了错误和虚假的理解，实在有碍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曾是近代中国有数的叱吒风云的历史人物，对中国的历史走向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历史走到２１世纪的今天，应该考虑还汪精卫的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

要为汪精卫写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的小传还有不少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有关汪精卫的资料十分匮乏，人们似乎都极力避开这样一个敏感人物，怕给自己惹来各种麻烦。１９８０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出现一些关于汪精卫的书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卫评传》，黄美真的《汪精卫传》，秦亢宗的《走向深渊》等。但中国出版的书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有意识地贬低丑化汪精卫，写书的重点放在猎奇和艳史方面，不是严肃的人物传记而近似于野史小说，真实性有很大的疑问。日本也有不少关于汪精卫的书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铭的真实》，杉森久英的《汪兆铭传》，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的回想》，特别是亲身参加过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松本重治写的回忆录《近卫时代》和《上海时代》，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与中国的资料相比，日本有关汪精卫的书籍比较严肃，基本没有凭信性很低的猎奇艳史部份。因此这篇《真实的汪精卫》以日文资料为主，中文资料为辅，力争做到求实客观。

汪精卫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所以本文也分为三大部份来写：第一部份：为了革命奉献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独裁者蒋介石；第三部份：和平运动曲线救国。

---------------------------------------------------------------------------------

第二部分：《打倒独裁者蒋介石》

第二部分之一：起草总理遗嘱的人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北京的满清政府依然存在，满清政府的手中还握有比革命军更为强大的军队。这时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双方采用武力对决的手段，在中国进行一场大流血的“南北战争”，胜者用武力统一中国。如果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中国就有南北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危险。另一种选择是双方采用和平的议和方法统一中国，当时和平议和的关键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南北战争”能够避免吗？人们把视线聚焦在袁世凯身上。

现在中国人一提起袁世凯，就条件反射地在头脑中浮现出一个“窃国大盗”的形象，简单地把袁世凯划为开历史倒车的人民公敌，但实际上的袁世凯并非如此简单。由于袁世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的敌人，所以国共两党的历史书都对袁世凯大加诋毁，把袁世凯描绘成一个充满权力欲的野心家，一些历史书还误传袁世凯出卖谭嗣同等人的恶迹。其实１９１２年，袁世凯在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远大于孙中山。在清末，袁世凯就象当年苏联的叶利钦一样，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后期的诸多改革，多数出自袁世凯之手。在叶利钦上台以前，谁会预测到他会从民主的旗手变成独裁的君王呢？袁世凯也象叶利钦一样，上台前也曾赞美声一片。

孙中山的民国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两个最基本条件：清帝退位和采用西方式的共和制国体。对于清帝退位，袁世凯等汉族大臣基本全部赞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后，中国该采用什么国体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袁世凯本来是梁启超等人“开明专制”的支持者，也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共和制。不过袁世凯还是同意了南方政府采用共和制的方案，但要求中华民国总统有近似于独裁的权力。最后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凯的集权总统方案，南北政府合并，使中国避免了内战和分裂的危险。

如果说袁世凯有什么“功绩”的话，应该首推“统一中国”。当时革命党人十分激进，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当时没有袁世凯坚持维持一个强权的中央政府，中国很可能就要分成几个国家。另外蒙古和西藏当时是清王朝的藩属国，辛亥革命后，俄国和英国曾设法谋求蒙古和西藏脱离中国，但袁世凯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袁世凯出任第一任中国民国总统，并非窃取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是当时的众望所归。袁世凯虽然赞成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但并不赞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倾向于搞开明专制。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革命目标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虽然实现了三民主义中推翻异民族统治的“民族主义”目标，可是在平均地权、男女同权方面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方面，却几乎没有达成当初的目标。不少同盟会成员批评孙中山不应该放弃同盟会当初的平均地权、男女同权等革命目标，汪精卫也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同盟会不要仅仅满足于打倒满族人政府，但孙中山却以为这样的妥协是必要的。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员组成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汪精卫这位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汪精卫却婉言谢绝，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于１９１２年９月携陈璧君一齐前往法国留学。

为了在议会中对抗袁世凯的总统强权，同盟会联合其他一些党派，在１９１２年８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出任国民党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国民党的实权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里。随著政局的发展，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袁世凯的开明独裁路线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发展成为公开的斗争。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南方的革命派一齐举起了反袁的旗帜，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开始后，汪精卫应孙中山之招，从留学的法国紧急回国，参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军在袁世凯的强大政府军面前很快土崩瓦解，１９１３年９月１日的南京陷落，标志著“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日本，汪精卫亡命法国。

“二次革命”失败后，汪精卫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汪精卫以为中国的一切罪恶之源就是满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满清政府，中国就一下会变成一个民主强盛的国家。但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竟然得到这样一个结局，革命不但没有使中国民主强盛起来，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时代还要糟糕。一个人对一个事业投入的越多，对事业失败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卫曾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革命，却换来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使汪精卫的革命理想消失得无影无踪。汪精卫一下从一个狂热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踌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国，汪精卫进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汪精卫在法国学习很勤奋，似乎想远离政治的漩涡，但中国政局的发展，又把汪精卫带回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１９１４年７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１９１５年１２月，袁世凯废除共和制，改中华民国的国号为“中华帝国”，自己宣称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在中国引起了新一轮反袁运动，就是所谓的“三次革命”。汪精卫在孙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国，参加了反袁护国军。袁世凯军队在反袁军面前节节败退，袁世凯不得不在１９１６年３月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制，并在６月６日急病而死。

尽管汪精卫一直是反袁先锋，把袁世凯称为“人民公敌”，但袁世凯并不记恨汪精卫，反而非常欣赏汪精卫的胆识和才能。在汪精卫流亡法国期间，袁世凯曾经托蔡元培找汪精卫，请汪精卫回国作总统府的高级顾问，但汪精卫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从历史上来看，汪精卫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追逐权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现出中国的老百姓对几千年来延续的帝制已经厌烦，使在中国复辟帝制的企图再也无法得逞。虽然“三次革命”成功地阻止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但孙中山的国民党并没有得到政权。袁世凯死后，政权依然掌握在握有枪杆子的北洋军阀手中。当时中国之所以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是由于中国没有征兵制、也没有军官退休制度。当时在中国征召士兵并不是由国家机构统一进行，而是由各路将军私人征召，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于国家而忠于个人的私家军制度。

孙中山虽然长年从事革命，在民众中也有较高的威信，但由于没有自己的私家军，所以一直无法走上政坛。这使孙中山痛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创建一只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本人的职业原是医生，自己并不懂军事，也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孙中山周围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人都是书生，没有会带兵打仗的将军。孙中山开始著重搜罗军事人才，在日本军事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很快受到了孙中山的青睐。

１９１７年苏联成立以后，开始了输出共产主义的革命外交，中国成为苏联革命外交的最重要国家。苏联宣布放弃沙皇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对新兴的苏联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苏联看中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而孙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国的支援，以前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２１条后，已经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感。于是孙中山开始在苏联的援助下筹建一只完全效忠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１９２４年６月创建了黄埔军校，委派蒋介石出任校长。

由于孙中山接收了苏联援助，苏联要求孙中山和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孙中山答应了苏联的联共要求。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特别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对之声。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包括汪精卫和胡汉民，以及刚从苏联考察归来的蒋介石也都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只有廖仲恺积极支持联共。所以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基本上是靠孙中山个人的威信强行实施的，这就为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的清党清共，埋下了伏笔。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直系军阀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北京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的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于是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的随行下前往北京。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立即病倒，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肝癌，从此卧床不起。１９２５年２月，孙中山病情加剧，急忙电请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汪精卫等人本以为孙中山会主动提出立一个遗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可是一直到２月２４日，仍不见孙中山有立遗嘱的意思，于是汪精卫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先为孙中山起草一个遗嘱，再根据孙中山的意思修改。

孙中山的遗嘱由汪精卫起草，汪精卫写好遗嘱后，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起来到孙中山的病榻前。汪精卫眼含泪水对孙中山说：“希望总理留下一些话，好让我们去做。我们恳请总理生前留下遗嘱。”宋子文和孔祥熙也说：“汪先生是代表在京的政治委员会提出这个意见的”。

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什么呢？”

汪精卫说：“我们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赞成，便签个字，当作总理的话。如果总理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笔记下来，也是一样。”

于是汪精卫掏出写好的遗嘱，大声朗读起来：“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孙中山听完后说：“好呀，我很赞成。”没有一字添改。于是这篇汪精卫写的“总理遗嘱”，就当作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公开发表。

为什么孙中山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遗言，为什么孙中山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结果造成了后来国民党内部长期内斗不断，这也是孙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种。也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内没有人敢接任总理之位，只好宣布取消总理制，把总理这一称呼永远让给孙中山。此后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开始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

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中，汪精卫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汪精卫是同盟会中资格最老的一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光荣史，有革命成功后不谋求当官的君子风度，更有鲜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这在国民党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加之汪精卫的个人生活作风也非常为人称道，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

在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孙中山原来的大元帅府改组，改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但汪精卫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就是他没有一只忠于它的私家军，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社会中，汪精卫这样的文人书生，注定不能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第二部分之二：短暂的汪主席时代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国民党总理孙中山逝世。由于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卫以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被推举为孙中山之后的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６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７月２日，汪精卫在１０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这是汪精卫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日子。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积极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位居国民政府的要职。比如汪精卫任命共产党员的谭平山为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长，林伯渠为秘书长，帮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使共产党的势力在国民党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一时间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似乎一切顺利，但一个多月后发生的廖仲恺暗杀事件，一下使汪精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由各种势力混杂而成的政党，党内分有不少派阀。在孙中山生前，各个派系畏于孙中山的威望，没有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但孙中山殁后，国民党失去了威振全党的重秤，党内的派系斗争开始表面化和激烈化。当时国民党主要分为左派和右派两派：左派支持孙中山的联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恺，右派则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则是中间偏左的立场。

胡汉民也是一直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孙中山不在时，代理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国民党领导人位置的候选人。然而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这使胡汉民非常不满。原来在东京同盟会时代，胡汉民和汪精卫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汉民曾为营救汪精卫而披心沥血。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权力面前，他们之间的友谊开始破裂，胡汉民开始支持党内的右派反对汪精卫。这正应验了中国的古话：“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实在太大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９日，廖仲恺在国民党部大门前，遭５名枪手的枪击身亡。廖仲恺被刺案惊动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亲自组成了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被刺案的凶手。可是汪精卫没有想到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出胡汉民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汪精卫念及当年他们两人在东京时代的旧情，没有公开处分胡汉民，只是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派往苏联考察。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２日胡汉民前往苏联，但汪精卫这个举动被一些国民党左派批评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恺一死，汪精卫就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国民党右派的猛烈反对。由于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汉民被迫离职出国，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政府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跑到北京另立中央。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３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了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与会者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以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汪精卫“左倾”为主要议题，通过了一系列反对联俄联共的决议案，并罗列汪精卫“为共产党护符”的九大罪状，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

虽然右派的反汪气焰十分嚣张，但由于最为重要的军权仍掌握在左派手里，所以西山会议并没有形成很大气候。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在会上重申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汪精卫说：“西山会议派打出反对联俄联共的旗帜，就是打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所以成为总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贼”。

汪精卫的左派立场得到了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高度评价，在汪精卫当政期间，共产党的确得到汪精卫很多的关照，要不是汪精卫后来当了“汉奸”，共产党很可能要把汪精卫和张学良并列起来，誉为反蒋英雄。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当选执掌最高权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此时蒋介石却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为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１９２４年１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等人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员，连候补委员都不是。但１９２４年５月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后，一举成为国民党党军：国民革命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往往是得军队者得天下，蒋介石凭借掌握的军权，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飞速上升。当然蒋介石的跃升，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汪精卫的大力提拨和重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汪精卫亲自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汪精卫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字辈蒋介石，居然会在一年后成为掌握国民党的实权人物。蒋介石东征陈炯明取得胜利后，在国民党中名声大振。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国民党中最有实力的人物。

不过蒋介石能够飞速掌握国民党的实权，还与汪精卫过于淡泊权力有关。汪精卫在党内的资格最老，和孙中山的关系最近，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所以汪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首数第一。汪精卫为人诚实、不贪钱财、特别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汪精卫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围的污浊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类似于“圣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但大家总是对汪精卫敬而远之，在国民党内从来没有形成过所谓“汪精卫派”，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格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国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随者。汪精卫不但不搞“封官许愿”，还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跟随汪精卫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拉拢有权势的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按照西方的标准，汪精卫这样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卫这样西方型的政治家，却不适合于中国污浊的政治土壤，这也是汪精卫一生的悲剧所在。

对于具有走向权力顶峰野心的蒋介石来说，汪精卫是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蒋介石刚开始时是以一个积极拥共的左派形像出现，曾发表声明痛斥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反汪行为，得到了汪精卫的信任和重用。但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后，就开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拢，成为右派的领袖人物。为什么国民党内会出现强大的反对“联俄联共”的右派势力呢？这其实与苏联的中国政策有关。

１９２３年列宁的秘书马林访问孙中山，表示苏联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孙中山对苏联也很有好感，两人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从此苏联向孙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钱武器，孙中山靠苏联的支援建立起黄埔军校，创建起一只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得到苏联支持的代价也不小，孙中山特聘苏联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有极大的发言权，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行动都要征求苏联代表的同意。孙中山殁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决心完成孙中山的遗志，北伐统一中国。但北伐所需的武器军费，全靠苏联人提供，随著苏联对国民党援助力度的加大，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进入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师团。

但苏联顾问们并不懂尊重中国的礼节和习惯，在国民党军队中以傲慢的太上皇身份出现，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事物指手画脚，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的反感，也使很多国民党领导人怀疑苏联有在政治军事上控制国民党的野心。蒋介石曾叹息说：“呜呼，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接替鲍罗廷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到任后，对中国人更是非常傲慢，特别是季山嘉与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私人关系极差，季山嘉见到蒋介石，不是冷笑就是挖苦，几乎反对蒋介石的每一项计划，这促成了蒋介石反俄的决心。

更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变了以前苏联逐步改造国民党的计划，开始公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扩充势力，试图让中共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季山嘉向国民军的各个师团派遣共产党员作党代表，当时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８０的党代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然而季山嘉的激进赤化行动，遭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国民军最精锐的中山舰，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忽然驶入黄埔，中山舰除去炮衣摆出战斗阵势，停靠在黄埔军校旁，有搞军事政变的嫌疑。尽管到现在为止，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仍然不很清楚，但有不少迹像表明可能是苏联顾问季山嘉策划的。中山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中山舰的行为又让人联想到俄国十月革命时巡洋舰炮击冬宫的历史画面，所以蒋介石认定共产党要搞暴动，于是下令包围苏联顾问公馆，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将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全体免职，并逮捕了中山舰长李之龙。

当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这么大的行动事先不通知汪精卫，显然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和汪精卫对抗。汪精卫对蒋介石无视合法国民党中央政府而擅自行动的行为非常愤怒，准备召集中央委员处置蒋介石的越权行为，但大部分中央委员却都替蒋介石说话，赞同蒋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动。汪精卫看到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已被蒋介石架空，如果他和蒋介石搞直接对抗，势必引起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分裂。既然国民党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赞成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的整体利益，汪精卫决定以主动辞职的方式，把政权交给蒋介石。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２日，汪精卫在临时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当时汪精卫之所以轻易把政权让给蒋介石，是因为当时汪精卫以为蒋介石和他的对抗只是出于政治观点的不同，没有想到蒋介石上台后会搞个人独裁。汪精卫本是一个淡泊权位的人，本来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权的野心，但当蒋介石明显在国民党内搞个人独裁后，汪精卫才站出来成为反蒋的核心人物。

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１日，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汪精卫辞职后，广州国民政府于６月６日推选蒋介石为中央军委主席兼北伐军总司令。后来蒋介石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的排俄排共政策虽然得到了国民党中相当的支持，但国民党北伐还要依靠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还没有和苏联摊牌的资本。所以蒋介石在处理中山舰事件时，提出“对人不对俄”的方针，要求俄国撤回顾问季山嘉，重新派鲍罗廷任国民政府顾问。苏联接受了国民党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后，立即开始著手北伐。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北伐军攻占了南昌、武昌，这引起了北方军阀们的震惊。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人组织起“安国军”和北伐军对抗。安国军司令张作霖开始在北京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共产党员逃入苏联大使馆避难。由于苏联是北伐军的总后台，张作霖不顾国际法，派军队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抓捕共产党人，并搜缴出多份机密文件，包括蒋介石和冯玉祥向苏联借款的契约书以及苏联向北伐军提供武器的清单表。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抓出的中共最大级人物是李大钊，张作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武夫，立即判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钊十七岁的女儿。

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进展虽然顺利，但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党人的反感。尽管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大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站在蒋介石一边，赞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但是蒋介石当权后表现出来的独裁霸道，又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１９２７年２月，孙科等人组成“迎汪行动委员会”，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蒋介石后来也挡不住“拥汪”的浪潮，只好也打电报请汪精卫归国复职。在法国的汪精卫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请求他回国复职的电报，最后蒋介石也打来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汪精卫看到这些电报后感叹道：“看来我不回去不行了”。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汪精卫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从此汪精卫开始了他与独裁者蒋介石的斗争。但此时的蒋介石羽毛已经丰满，汪精卫手里又没有军队，已经无法有效地抗衡蒋介石了。

第二部分之三：从拥共到反共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自责辞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出国。蒋介石接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上台后，虽然一改孙中山和汪精卫时代的亲俄政策，但并没有和苏联人摊牌。苏联当时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在海外只有中国国民党一个朋友，所以也不愿轻易和国民党把关系搞糟，苏联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撤回态度傲慢的顾问季山嘉，重新派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出任国民政府顾问，使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后，１９２６年７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北伐。据近年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高达数百万美元（当时价格）的军事援助。当时中国是个穷国，各个军阀并没有多少钱购买军火，而资本主义国家“死的商人”军火商，决不会象苏联那样提供无偿的军事装备，所以苏联的援助使各个军阀部队在军事装备上，大大劣于北伐军。比如大军阀之一张宗昌的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连军服也长年不更新，士兵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还有很多人连鞋都没有。部队里发的一点军饷全被各级军官装入自己的腰包，张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烂，有妻妾４２人，其中２１人是白人。这样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苏联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允许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发动工农，并在军队中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的激烈宣传。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来就很痛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又使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北伐军和外国人造成了严重摩擦。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北伐军不顾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国租借的国际条约，强行进入英国在汉口的租界，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交火，双方各有死伤。１月６日，北伐军再次强行进入在九江的英国租借。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肯定再次纠集八国联军惩罚中国，但一次大战后英国的国力大大衰退，只好默认中国军队武力收回汉口和九江租借。

可是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７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后，激愤的士兵的狂乱行动，引起了造成很大国际麻烦的“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入南京后对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进行了武装袭击，打死英美法意等国６人，打伤数十人。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２７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北伐军的“暴行”使列强们十分震惊：义和团又来了！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２０００余人。不过日本军舰被政府下令不得开炮，日本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后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据日本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５人，被强奸者３５人）。

蒋介石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北伐势必引起各国列强的干涉，就要破灭国民党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蒋介石认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理论煽动所造成的，不和共产党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蒋介石下了“分共”的决心。尽管蒋介石的“分共”主张得到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支持，但当时蒋介石身兼各种要职，培植私人势力，搞军事独裁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所以反对蒋介石独裁，请汪精卫回国重新担任国民党领导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感到众怒难犯，只好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局，蒋介石给汪精卫拍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林希望汪精卫回国后重用陈公博等左派人士，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介石不要赶鲍罗廷回国。原来苏联将最高顾问季山嘉换为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后，仍和蒋介石龌龊很多。一次鲍罗廷对蒋介石说：“你想让众人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大臣们说话。有一天，他对大臣们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大臣们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去找狗。”蒋介石认为鲍罗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赶鲍罗廷回苏联。汪精卫向斯大林表示回国后要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做好蒋介石等右派的工作。

北伐军攻克汉口后，原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汉口，而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却设在南昌。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汉口，而在南昌的蒋介石却要求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两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拒绝把司令部迁往南昌的作法，显然出于私心。在蒋介石看来，驻扎汉口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他到南昌必然处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使人们更加感到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危险。

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０日，就在汪精卫回国的途中，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介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议还通过今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７人集体领导。汪精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的北伐军司令部迁往南京，这时国民党已形成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蒋介石派系两大阵营，两个阵营都拉拢汪精卫加入他们的阵营。以当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大大加重该阵营的砝码。７０年前的交通不比现在这样快捷，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汪精卫乘坐的邮轮到达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了上海。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吴稚晖前往码头迎接汪精卫，在这以前，蒋介石向全军发表欢迎汪精卫回国领导的通电：“自今以后，所有党政、民政、财政、外交等等，均须在汪主席领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帅全军而服从之。”４月３日，汪精卫到法租界孙中山的故居，和蒋介石以及在沪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会谈。

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党所胁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于汪主席复职。”汪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

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讲什么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接著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汪精卫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最后汪精卫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这时吴稚晖忍不住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汪精卫面前，流著眼泪说：“汪先生，汪主席，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汪精卫被此举搞得不知所措，拔腿逃避上楼，口中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后会议就在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气氛中结束。

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第二天继续开会，这次汪精卫改变了昨天的强硬态度，同蒋介石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规定：一、４月１５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一切；二、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三、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的指挥。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是暂时的妥协，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介石，汪精卫私下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

４月５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宣言最后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激怒了国民党的右派。本来国民党的右派并不支持蒋介石的独裁，只是赞成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们原来寄希望于汪精卫回国后带领他们反共，遏制蒋介石的独裁。可是《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表明汪精卫坚决容共的态度，使国民党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蒋的人士，不得不归集于蒋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蒋介石成为反共英雄。如果汪精卫当时打出坚决反共的旗帜，就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国民党人的拥戴，就有可能阻止蒋介石后来的军事独裁。可是当时汪精卫并没有看清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声，坚决执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号召力大为下降，也从反面为蒋介石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当时共产党内的激进分子，也非常不满国民党的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篱下，主动离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发表与国民党联合到底的《汪陈联合宣言》，被大部分共产党人认为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后不久就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之职。

汪精卫在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之后，就乘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到达汉口后，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１０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表明了汪精卫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介石却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中，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就处死３００余人，逮捕５００余人，还有数千人失踪。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汪精卫说：“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４月１８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国民政府，蒋介石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输给武汉国民政府。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过于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他们的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不已。最后连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数百人。“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恙。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此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鲁易到达武汉后，却在把《五月指示》交给中共以前，先交给了汪精卫。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精卫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２万共产党员和５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于是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汪精卫随后找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汪精卫说：“玩火者必自焚，我们要使火烧向敌人而不是烧向自己。”鲍罗廷不解地问道：“汪先生，你所说的敌人是指谁？”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说：“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意了！”鲍罗廷不知道汪精卫怎么会得到这个密件，他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鲍罗廷本人的确也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极左指示，《五月指示》传达到中共后，很多领导人也十分恼怒。１９２７年７月４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书记陈独秀首先发言说：“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命的形势已转入严重的阶段，资产阶级已经叛变。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袖汪精卫，乃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虽然汪精卫对工农革命中的过火行动比较反感，对鲍罗廷同志的态度也不十分友好，但这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动摇性的表现。”

鲍罗廷接著说了汪精卫找他谈话的经过，然后说：“我十分遗憾地接到汪精卫签署的通知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还是要争取他，希望他能坚持三大政策，扭转当前的局势。”陈独秀又说：“汪精卫的思想我很了解。他从法国回来后就找我发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说明他是主张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于土地革命，我在五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民政府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

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弃激进的土改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张却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主义分子们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检讨检查错误。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３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最后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卫说：“我们不象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本来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汪精卫也声称要“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二十军军长贺龙等人，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１９２７年８月８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于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两党最后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然不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

第二部分之四：第一次反蒋的失败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汉国民政府“分共”的直接原因。为什么共产国际会突然传来一个《五月指示》呢？这与当时苏联内部进行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权力斗争有关。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却持比较激进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苏联顾问鲍罗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来指导中国革命，带来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印度人鲁易则是托洛斯基的代表。这样的双重指导，也给中共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共内部也分为现实的斯大林派和激进的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支持激进革命论的人占了上风。在南昌起义问题上，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３日斯大林派来接替鲍罗廷的苏联代表罗米那兹，强烈反对中共搞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但并没有说服中共的激进派。

汪精卫看到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后，开始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进行所谓“分共”。当时武汉政府的大部分国民党人都赞成分共，只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很少数人反对分共。宋庆龄反对分共的理由，和后来中共的华国锋等“凡是派”差不多，声称凡是孙中山生前亲自制定的方针政策都不能变，否则就是总理的叛徒。

汪精卫反驳宋庆龄等“凡是派”的意见时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三大政策的。”

本来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但共产党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后，使武汉国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也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汪精卫后来检讨说：“由于我的误谬纵容，才使共产党发展到这个地步”。汪精卫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共”后，武汉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国民党人开始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新统一。１９２７年８月初，冯玉祥分别致电宁汉政府，请求双方重归于好，合二为一。武汉政府坚称自己是正统政府，斥责蒋介石违背党统党纪，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军治党、以党窃权”，是搞个人独裁的结果。汪精卫提出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要求宁汉统一的呼声也很高，特别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军队的势力膨胀，也从侧面催促蒋介石下台。

正巧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１９２７年８月初的徐州作战中，又败于孙传芳的军队，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于８月１２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８月１４日正式发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蒋介石的下野使汪精卫等反蒋派松了一口气，８月１９日汪精卫代表武汉政府发表《迁都南京宣言》，汪精卫以为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

但汪精卫却想错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谁枪多谁发言权就大的强权社会，各路将军拥兵自重，汪精卫这样的文人政府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说进行领导。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支持蒋介石的人纷纷离开南京，南京又成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军人掌权的军人政权，所谓“才驱走虎，又来了狼”，桂系军人依靠手中的兵权，并不服从汪精卫文人政府的领导。孙中山是一个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随孙中山干革命的汪精卫等人也均是文人政治家，没有效忠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作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卫要想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社会中搞民主政治，几乎是一种空想。

随著北伐的进行，国民革命军中桂系军队的势力大大扩张，但桂系在党内却没有什么地位，于是统治南京的桂系实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元老请来，帮他们在政府中撑腰。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中最早开始反共的一派，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召开过反共排共的西山会议，当时汪精卫主持下的广州国民政府在二届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案》，并宣布开除林森等１８人的党籍。

然而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就此绝迹，他们仍在坚持活动。后来西山会议派迁往上海，在上海自行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的正统国民政府相对立。在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合作的《联合声明》时，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斥责汪精卫的行为是“卖党、卖国之罪，愿与国人共弃之。”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后，作出了恢复林森等１８人党籍的决议，但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并不承认这个决议，所以西山会议派对汪精卫耿耿于怀，极力反对汪精卫当国民党的领袖。

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１日，武汉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会议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开了宁、汉、沪三方中央委员谈话会，讨论宁汉政府合并和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发言说：“既要统一党内各界同志，就要承认上海的中央党部，就要废除二届一中全会上的《弹劾西山会议案》。这个非法决议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产物，必须宣布废除，否则怎么能团结统一党内同志？”

汪精卫反驳说：“中央的决议岂可任意废除，除非由将来的四中全会作出新的决议。”汪精卫的发言遭到宁、沪代表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说：“我们迁都南京后，于６月７日宣布林森、张继等１８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不必再坚持过去的决议了。”

汪精卫仍坚持说：“南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决不能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的旧帐，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

在这种拔剑张弩的气氛中，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衷办法，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后再谋补救的办法。”孙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于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这个方案。

后来在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操纵下，推举出１４名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表，汪精卫虽然名列第一，但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人占据多数，使特委会成为一个桂系军人、西山会议派、以及孙科等人的联合体，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国民党中的重量级人物，均反对这个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于当时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９月１３日通电下野，表示抗议特委会。汪精卫从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又转为反对桂系的军人统治。

汪精卫下野后，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虽然靠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名义执掌国民党中央政府，但他们在军事实力上无法和蒋介石相比，在党内的资历声望又无法与汪精卫相比，所以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权注定难于长久。汪精卫辞职后，张发奎、李济深等人，在广东召开了迎汪回粤大会，联名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于１０月２１日前往广州，然后于１０月３０日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汪精卫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成立特委会取代中委会职权，等于取消了中委会，不合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汪精卫邀集外地的中委会委员前来广州，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面对汪精卫的攻势，南京的孙科等人也发出通电，坚持特别委员会不能取消，邀请各地中委会委员到南京召开四中全会。国民党又出现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就在宁粤双方对峙之时，蒋介石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０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原来不少国民党人看到蒋介石走后无人能够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混乱局面，纷纷电请蒋介石回国复职，出面收拾混乱的残局。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本来是反蒋的，但汪精卫公开反对他们的特委会后，使他们的政权已难于支撑，所以也表示同意蒋介石回来复职。蒋介石在这次访问日本时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他与宋美龄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对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北伐军１９２７年３月进入南京时，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暴行，为此英美军舰曾向南京城中炮击报复。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１日，英美法意日５国向武汉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同时提出了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者进行赔偿。南京的蒋介石在列强提出通牒后的第二天发动了“清共”的４月１２日政变，作为对列强通牒的无言回答。本来西方列强对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势力的迅速发展十分担忧，蒋介石的反共政变使英美日等以反共为第一国策的各列强，有了一块石头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没有再向国民党要求道歉和赔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取英美日各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当时在中国如果没有外国政治和经济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蒋介石一旦离开苏联的援助，就必须寻找新的援助国，蒋介石把眼光转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以前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太深，如果只是进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国对国民党反共之诚意的疑虑。所以蒋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来换取西方列强的信任。果然西方各国对蒋介石的坚决反共大加赞赏，开始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这也是蒋介石后来能够在国民党的多次内斗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为什么会发生杀戮外国人的南京事件问题上，国外学者比较倾向于北伐军战士自发地发起反外仇外事件。当时北伐军战士在共产党代表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教育下，相信中国的贫穷落后皆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掠夺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为“侵略者”的外国人，自发地发起了杀戮外国人的事件。也有人认为南京事件是苏联的阴谋：由于当时蒋介石反共的迹象已经比较明显，苏联顾问密令在蒋介石军队中的共产党员挑动士兵杀戮外国人，这样就使蒋介石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敌对化，从而断绝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后路。但苏联人的计谋却起了反作用，不但没有阻止蒋介石投靠西方国家，反而促成了蒋介石彻底反共的决心。

蒋介石在１９２７年９月末到１１月初的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政府要人进行了多次密谈。日方要求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履行孙中山以前的诺言（据说孙中山以前曾以满蒙的特殊权益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蒋介石则要求日本不援助张作霖，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日本不援助张作霖，支持反共反苏的国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认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政府，并保证向蒋介石提供一笔巨额借款。蒋介石则表示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坚决反共到底。蒋介石访日期间还与美国驻日本的特使进行了会谈，得到了美国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许诺，而蒋介石则许诺保障美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蒋介石利用“下野”进行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日美等列强的政治经济支持，大大增加了他在国民党中的政治资本。

蒋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给汪精卫拍电报“负荆请罪”，毕竟汪精卫在党内有相当的地位威望，得到汪精卫的谅解才能顺利复职。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凡能于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来沪晤商一切，胜幸焉……”汪精卫见蒋介石有诚意，就于１１月１６日乘船赴上海和蒋介石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没有想到汪精卫一离开广州，张发奎等人就发动了一场倒桂政变，将桂系在广州的部队缴械，尔后张发奎指挥的粤军在梧州一带和桂军相持。共产党人则乘广州城内空虚之机，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于１２月１１日发动了广州暴动。

共产党的起义部队自称“红军”，和回师镇压暴动的张发奎第四军发生了激战，使广州遭到了极大的损害。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共产党此次暴动，可说是毫无理性，烧杀之惨，实无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等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没有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

广州暴动之后，全国哗然，一片声讨之声。张发奎等人见众怒难犯，均宣布辞职前往香港。而蒋介石派、西山会议派、以及桂系军人派则借机攻击汪精卫，他们说汪精卫和张发奎等人勾结共产党，蓄意制造了焚杀广州事件，甚至有人说汪精卫本人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一时间搞得汪精卫说不清辩不明。南京的特委会要求查办汪精卫，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帮头目杜月笙下绑票暗杀汪精卫。后来虽然查明广州事件和汪精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汪精卫作为广州地区的政府首脑难以逃避责任，于是汪精卫１２月１６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却提出相反意见，陈公博说：“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我的处世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作一个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开理论上的战斗！”

汪精卫走后，陈公博联合国民党内的一批反蒋民主人士组成了“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在上海办杂志和蒋介石进行理论上的斗争，汪精卫则成为改组派的精神领袖。

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就没有了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特委会宣告结束，１９２８年１月４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正式复职。在蒋介石的主持下，２月２日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二届四中全会明文取消了孙中山在一大时制定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

这次蒋介石重新上台接受了以前搞独裁引起党内强烈反对的教训，特别注意不给人造成独裁的印象。蒋介石只作军事委员会主席，把最高职位的国民政府主席让给了谭庭楷。此外蒋介石还建议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建立四个政治分会，以便互相进行监督。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的政治分会主席由掌握军队实力的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

蒋介石统一全党后，于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进军顺利，于６月８日攻占北京。７月６日，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云寺霭见孙中山灵位，蒋介石热泪盈眶地向国父之灵报告他生前统一中国的愿望已经实现。

孙中山晚年在国民党中的作风近似于独裁，但国民党是由孙中山一手建起，孙中山在党内具有无人可比、不可动摇的威望。汪精卫则是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汪精卫接班后，改组国民党建立了新的集体领导体制，也得到了国民党人的拥护。然而蒋介石上台后，却要学孙中山独揽一切的独裁作法，但蒋介石本人又没有孙中山那样的巨大威望，所以蒋介石挟军队搞军事独裁的做法，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和反对，这也是后来国民党内部激烈斗争频繁不断的主要原因。

这次汪精卫反蒋失败，虽然与汪精卫拘泥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没有把握好国民党内部反共的呼声，搞反共过于迟缓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汪精卫没有一只效忠于他本人的军队，无法制止各路军人的拥兵自重，无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权威。在具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史的中国，汪精卫这样没有军队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自然是非常艰难的。


第二部分之五：护党救国运动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发起广州暴动之后，汪精卫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１９２８年２月，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蒋介石统一全党后，于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军进军非常顺利，除了在济南和日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以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挡，仅仅两个月后的６月８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蒋介石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顺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诸国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时，苏联支持国民党，而西方诸国支持北洋军阀。蒋介石于１９２７年４月暴力反共以后，西方诸国开始放弃对其他腐败军阀的支持，转而支持蒋介石。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美国带头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诸国不久也承认了南京政府，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成为被国际上公认的合法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战败后从北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张作霖死后不久，继承父位的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新疆的杨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使中国在军阀混战了十几年后，首次出现全国统一的局面。

按照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设想，在武力统一中国以后，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作为孙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目标之一。但孙中山并没有准备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是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民主化。“军政”阶段是指在军事革命时期，由革命军的军政府实行独裁的“军法之治”，这时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在军政府的军事统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权，建立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夺取政权，统一中国后，进入“训政”阶段。“训政”阶段是指在地方上进行局部的民主化试验，对人民大众进行民主政治的指导和训练，但这时全国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等待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成熟以后，最后进入“宪政”阶段。在“宪政”阶段由成熟的国民进行选举，制订宪法，然后解散独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选政权，最终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宪法之治”。

根据孙中山的“三段论”民主化设想，蒋介石在统一中国后，于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５日代表国民政府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１０月３日发表了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宣布组建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就是孙中山设想的“五权分立”政治体系。但这种五权分立政体居然在政府中设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均处于被国家政府所领导的地位，这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的“三权分立”体系是背道而驰的。所谓“五权分立”，只是把五种权力集中于国民党之下的独裁体制，所有五院的院长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皆由国民党员担任。

当然这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是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当时国民党中并没有人对“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提出异议。蒋介石自己出任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由胡汉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长等高级职务。可是在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上，蒋介石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极大的反对。

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１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三大”代表的产生方法：在全部大会代表名额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选举一半，而尚未成立党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这个方法，全部４０９名大会代表中，２１１人为指定代表，１２２人为圈定代表，真正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只有７６人。这样一来，“三大”的代表几乎全是蒋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为蒋介石个人包办的大会。

这简直是制造蒋家天下！大量的国民党人开始愤怒了，他们纷纷指责蒋介石借大会之名窃党造派，把持中央，以发展其个人之地位。而反对蒋介石军政独裁最坚决的，是以陈公博为首的“改组同志会”。１９２７年底汪精卫辞职前往法国后，陈公博和顾孟余、王乐平等人组织起“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改组派主张恢复国民党１９２４年的改组精神，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陈公博办《革命评论》，顾盂余办《前进》等刊物，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进行“笔战”。陈公博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文中指出：“今日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已被他们抛弃，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陈公博生于广州，其父是原广西提督陈志源。陈志源早年参加了同盟会，起义失败后入狱。此后陈公博开始以打工为生，后来又去当兵，做过班长、司务长。１９１４年陈公博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１９１７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老师陈独秀的教导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北大毕业后，陈公博回广东法政学校任教。１９２０年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和陈公博等人一起组织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１年，经陈独秀提议，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共的“一大”。陈公博在中共建党初期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委员，但１９２３年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后，宣布脱离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５年陈公博回到广州，在广东大学当教授。陈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恺的赏识，后来又被汪精卫看中，１９２５年国民政府成立时，陈公博担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在廖仲恺遇刺后，接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陈公博一直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党内斗争中，均站在汪精卫的一边。

汪精卫的政治信条是基于民主思想的“均权”与“共治”，这与蒋介石的政治信条“专权”与“独裁”是根本对立的。虽然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时说：他只是同情改组同志会，并不是改组会成员。但汪精卫对改组派有极大的影响，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改组派以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他们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其组织发展很快，在全国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国、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会，全盛时期成员曾多达万余人。改组派在蒋派的南京国民党区内也有相当的力量，凡南京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几乎都有改组派的组织。

在“三大”开幕前夕的３月１１日，陈公博、顾盂余、何香凝、王乐平等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十三人，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胜利以后，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却违反民众要求，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而万民所望之党的‘三大’，其代表选举法及代表产生法，将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本党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本党曾反对段棋瑞之善后会议，以其为少数军阀政客所操纵。今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之产生，亦与类似。按照此种办法，则所谓代表者，己完全丧失其意义。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闻。为此，对此种之会誓不承认。”

改组派的这篇檄文，在国民党中掀起了大澜，不少反对或不满蒋介石的大会代表也提出辞呈表示抗议。３月１４日，中央大学学生、国民党员吴健带动一批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代表的问题，人们高呼：“反对蒋委员长阴谋篡党夺权！”，“坚决反对蒋委员长包办操纵大会代表！”。南京市党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庙大礼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吴健主持，全市十个区党部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后，忽然一群暴徒冲向主席台殴打吴健和其他主持人，紧接著大批军警赶来冲进会场，大打出手，打伤多人，并当场逮捕代表七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后，改组派的南京分会被暴徒捣毁，改组派在南京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转移到上海，以法租界为基地，建立起“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斗争。

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除了改组派等文人团体外，还有很多军人将领。北伐胜利时，国民革命军共有８４个军，２２０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如此庞大的军队，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对中国近代化构成严重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年度财政收入约４亿５千万元，除去１亿元用于偿还各种外债以外，实际可以动用的财政约３亿５千万元，其中３亿元为军事费用，占政府支出的８０以上。所以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提出裁军，本来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军将领的强烈抵制，因为蒋介石要搞的裁军只裁旁系部队，却不裁他的直系部队。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有四个集团军，除了第一集团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外，第二集团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三集团军是阎锡山的晋军，第四集团军是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部队。此外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发奎的粤军，唐生智的川军，以及一些地方上的杂牌军，都是非嫡系的旁系部队。这些旁系部队并非绝对服从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显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于是蒋介石想通过裁军来除掉不听从他命令的旁系军队。

蒋介石这个带有私心的裁军方案，当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队将领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首先拿对他威胁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队开刀，结果李宗仁害怕蒋介石暗算，于１９２９年２月私自潜出南京，脱离南京政府重返广西。在蒋介石召开“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辞职抵制蒋介石包办“三大”，拉开了桂系和蒋介石直接对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对和抗议声中，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５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

在“三大”结束后，蒋介石于１９２９年４月开始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攻广西，与桂军经过几次激战，结果桂系军大败，６月桂军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蒋桂战争结束。虽然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上却进一步陷入众矢之的。１９２９年５月，以改组派为核心、联合其他国民党的反蒋派别，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参加，阎锡山、冯玉祥也与之建立联系。

“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铲除叛徒蒋中正的一切势力”，“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宣言中还特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声称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与外交等皆无效力。“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尊远在法国的汪精卫为领袖，号召“迎吾党领袖汪主席归国护党”，组织护党政府和护党革命军，直捣南京政府，肃清反动势力。

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７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汪精卫在这篇《宣言》提出五项主张：改组国民政府，筹备召开真正的“三大”，否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以及会上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精卫说反蒋运动是“一常厚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广大党员应奉献自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

当时中国除了政界、军界掀起强大的反蒋运动外，在学术界也引发了民主与独裁之争。胡适在１９２９年蒋介石发表训政的“约法之治”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文章，指出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违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权。胡适主张首先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法，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政治，建立一个“以法治国”的人民参政国家，而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独裁体制。

胡适这样的批评并不局限于蒋介石，还牵扯到了孙中山，在学术界与钱端升等专制拥护派学者进行了激烈的笔战。但胡适提倡的人权思想并没有在国民党政界引起共鸣，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汪精卫等人虽然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但并不主张立即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党体制。胡适的民主思想实在走得太远了。

１９２９年１０上旬，汪精卫来到香港，使改组派和“护党救国军”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卫曾经在１９２７年带头反对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会”，所以双方有很大的隔阂，但这次为了反蒋的共同目的，双方重新言归于好。汪精卫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其中第一、二路的番号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分别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六路反蒋大军，一时声势极盛。

但这只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大军很快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虽然汪精卫的南方反蒋军队失败，但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军队，并非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军那样的乌合之众，而具有相当的战斗力。１９３０年初，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组成反蒋联军，１９３０年４月１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林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三个司令部下辖七十余万军队，组成八个方面军向南京围攻，浩大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爆发后，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在阎、冯等人的发起下，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各派，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被奉为“扩大会议”的领袖。本来左倾的改组派和右倾的西山会议派是势不两立的对头，然而双方在遭到蒋介石的排斥打击后，深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对抗蒋介石的军人独裁。于是双方暂时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１９３０年８月７日，“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改组派、谢持、邹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军事实力派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阎锡山当选政府主席。在领导分工上，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阎锡山和冯玉祥共同主军。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军队和阎冯联军都损失惨重，双方共有３０余万人伤亡，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恶战。此时决定战局的胜败就在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北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使哪个阵营取得胜利的主动权。所以蒋介石和阎冯等人都在拉拢张学良，阎锡山给他送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蒋介石也送来了同样的委任状，还同时将数百万元巨款汇至沈阳，但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初期一时间持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

１９３０年９月，战局向有利于蒋介石军队的方向发展。９月１７日，张学良发出了拥护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明，派东北军入关，在十余天时间内先后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阎、冯联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纷纷败退。１１月４日，阎锡山、冯玉祥见大势已去，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长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遂告结束。

阎、冯联军败阵后，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并准备宣布解散改组派，反蒋运动一时进入低潮。此时蒋介石不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开始兼任行政院长，独揽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不久蒋介石因为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蒋大潮。

胡汉民本是与汪精卫一起最早参加同盟会的元老，但胡在１９２５年的廖仲恺被刺案中，因涉嫌而被迫出国。胡汉民回国后寓居上海“闭门读书”，不直接参与国民党的政事。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请胡汉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汉民欣然同意，第一次与蒋介石合作。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关键时刻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替他支撑起了“另立中央”的门面，与当时武汉的汪精卫正统国民党中央相对抗。１９２７年８月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由于不愿和汪精卫合作，随之也辞职出国考察。

１９２８年９月胡汉民回国后，再次与蒋介石合作。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胡汉民帮助蒋介石组成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尊蒋介石为主席，自己当立法院长。此后胡汉民在新国民政府的建设上出力颇多，对蒋介石打败阎冯的“护党救国军”也帮了大忙，在这段时间胡汉民和蒋介石的合作比较密切。然而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越来越不尊重胡汉民这位“老前辈”，蒋胡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胡汉民常对人说：“我在中央不过是一个开会机器罢了。”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又设想招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选举总统，用法律程序确立自己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地位和独裁权力。此时胡汉民也开始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决反对蒋介石搞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总统制，也不同意制定“约法”，从而发生蒋胡的“约法之争”。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８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总司令部，逼胡辞去立法院长职务。次日胡汉民提出辞呈，将党部、政府职务全部辞去，被宪兵押送南京郊外汤山温泉别墅软禁。

胡汉民被扣压一事，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１９３１年３月１４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了《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１９３１年４月３０日，国民党中央四位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等人，发表了《弹劾蒋中正提案》的通电，指责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５月３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

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７日，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就长期不和，宁沪汉合流期间，汪精卫到上海胡汉民府上登门求见，胡汉民竟拒之门外。然而这次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两人又重新合作。汪精卫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这次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反蒋势力的大联合，除了以前参加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外，又新添了胡汉民派，后来南京的林森和孙科也前来参加反蒋队伍。但派别越多，派系之间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卫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９月１８日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对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这一段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的历史，国共两党的历史书都有所曲解。由于台湾国府是蒋介石政府的班底，台湾的历史书把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的反蒋斗争，曲绘为蒋介石消灭“新军阀”的派系斗争；大陆共产党的历史书，也把这一段反蒋斗争描绘为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权力斗争，这些都人为地歪曲了当时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军人独裁的斗争。尽管这场反蒋斗争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权力斗争的因素，但后来国民党内几乎所有非蒋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别和军队，都站到了反蒋的一边，说明蒋介石的独裁在国民党内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应该属于正义和进步的。

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的军事政权在广大国民党人的反对下，也未必能维持很久。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话，蒋介石不但当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为袁世凯那样搞复辟倒退的民族败类。所以不但共产党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蒋介石也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帮他从专横的独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