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 天益杂文)
周恩来多次教训日本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概，那些日本人听了一定偷着笑，说不定还嗤之以鼻。要不，他们怎么会愈演愈烈地朝拜靖国神社呢？试想，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谢日本侵略中国，直言不讳地说：“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P169）既然如此，他们凭什么要道歉？因为毛泽东不断表示感谢，日本人即使想玩点客套恐怕也没情绪了。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蒋介石有抗战不力的时候，但如果至今还在念叨什么毛领导抗日战争或中流砥柱之类，那就太过于恬不知耻了。至少，侵华日军不会弄错他们在跟谁拚死作战的，随便翻翻日军当年历史文件，例如《战史丛书》，里边有几个文件是提及中共和它的军队？再仔细翻翻《毛泽东军事年谱》等，里边连篇累牍尽是对付国军的指令，又有几个文电是下令打日寇的？
后来升任侵华日军总头目的冈村宁次给军部报告称：“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二百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载《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P619）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毛泽东1941年5月18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能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一反一正，两段文字可以概括抗日战争的真相。
中国历朝历代的惯例在于后朝否定前朝，至于本朝，只许说好话不许说坏话的。鲁迅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著名古代史大家顾颉刚说：“中国的古史是一篇糊涂账，二千多年来随口编造。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现在，我们生活在“本朝”，“对本朝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不但被沿袭，而且“愈放愈大”。兼之有“二千多年来随口编造”的传统，胡编乱造堪称空前绝后。
中国近代历史有一个抹不去的印记，即，国共两党都是外国势力扶持起来的，直白些说就是苏俄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之间的拼杀史，倒霉的只是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但那已经成为历史，由不得任何人去改变。留给后人的只是如何正视的问题，任何人，任何党，或其他任何群体，不敢正视历史者，不会拥有未来。现在那些慷慨激昂者，沿袭着前辈传授的谎言，貌似爱国，其实在给这个国家、民族抹黑。因为“旁观者清”，世界不会被蒙蔽，人类文明的共识是尊重那些正视历史的民族，鄙视那些靠谎言涂抹历史的丑类。试想，当“康乾盛世”正如日中天之时，孟德斯鸠就指出：“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当乾隆皇帝狂傲地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赶走虔诚来朝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之后，黑格尔便说：“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就连我党奉为祖师爷的马克思先生，也认为中国只是“陈腐世界的代表”，并断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作为子孙后代，我们难道至今仍沉迷于先辈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而编造的故事中，继续不敢正视历史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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