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到“北伐”（上半部分A）- -

(文章来自:  史海论坛)


这一段历史其实是北洋执政史暨国民党的夺权史，直至 1927 年 4 月 12 日，靠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原则，国民党变成执政党，而且是一党执政。但实际上，它一天也没有掌控过这个国家。据美国学者易劳逸研究考证：“ 1929 年，南京政府仅控制了约 8% 的国土和 20% 的人口；到抗战前夕，它已能对 25% 的地区和 66% 的人口实行统治。”（陈谦平等翻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 年版， P331 ）既然国民党并不能统一中国，那么，它的“一党专政”理念就没有获得成功，从中国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立场上看过去，它除了添乱并给人民带来灾难之外，没有建树。随即便遭到日本军队大规模入侵，虽然其统治幅员空前缩小，但蒋介石凭借着领导对日本侵略的顽强抵抗，国民党统治权始获得法理承认，中国的也因此获得国际承认，确立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大国地位。好景不长，仅三年内战，兼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联手打压，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去了。在“一党专制”的道门中，孙中山及其弟子蒋中正都是半桶水，他们的功力皆不如毛师弟，所以只能成为师弟登基之垫脚石，就像项羽为刘邦垫脚、闯王为皇太极垫脚一样。历史似乎开了个大玩笑：人类最崇尚一统的民族，却造就了一个迄今不能统一的国家。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启迪？

一、辛亥革命之前

1911 年 10 月 10 日爆发的“武昌首义”是文学社与共进会联手发起的，接着引发立宪派以及保皇派纷纷响应，清廷地方官员接连宣告独立，背叛朝廷。各种分析已经很多，我们也不再复议这些分析。但有一点是被忽略了的，那就是义和团时期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已经“独立”过一次的“东南互保”行动，它其实是辛亥革命各省宣告独立的预演；而汉大臣据有众多封疆大吏权位，又与朽败的清廷排汉分不开。清末时朝廷钦定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汉大臣基本外放，为辛亥时一举诸诺创造了条件。国民党贪天之功为己有，把辛亥革命算进孙中山的功劳簿，其实是在歪曲历史。好在北洋时代没有黑箱史，各种文史资料汗牛充栋，于是近代史家们大有用武之地，各类描述众多，可惜多沿传统思路想事，有见地者无多。从诸多关于辛亥革命的著述里，我们不难发现：辛亥革命非但没有孙中山的任何贡献，而且，恰恰是排除了孙中山才得以首义成功的！

众所周知，孙中山未满 12 岁即离家前往檀香山， 17 岁回国，不足一年，即 1884 年便浪迹香港、夏威夷、日本诸地。 1892 年自香港丽雅西医书院毕业就业于澳门镜湖中医院从医至 1894 年春，起草《上李鸿章书》后即废弃医务，专等李鸿章接见，甚至前往天津敬候。成此文以前孙已参与发起“兴中会”，然李鸿章虽付《上李鸿章书》于《万国公报》发表，却始终未接见他。孙后来说：“于是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功，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易以强迫。” 1895 年 10 月 10 日孙在香港策划首次起义，被推举为总指挥并约定：成功后担任合众政府之总统。可见其总统梦与造反梦同时诞生，这与孙自比华盛顿格格不入。华氏举义功成而退隐，六年后被选为总统才借来盘缠赴任的。可孙之举义，无一不以“大统领”为条件，哪怕只是成立一个小会，也决不肯放过会长之职位。结果， 25 日起义失败， 27 日逃亡香港， 30 日转逃日本。而陆皓东等兴中会成员被杀。当时日本报纸称其为“支那革命首领”，同行的陈少白极不满，认为要当皇帝者才叫“革命”，孙则认为此称呼极好，“我们党以后就称作革命党”。然后孙即在各国华人中游说，并且，东拼西凑完成了他自己的“三民主义”。

此次失败之后，直至 1900 年 6 月 10 日，八国联军组成并开始在大沽登陆。次日，孙中山即乘法国船自横滨启程赴香港准备借八国联军之机发动武装起义，宫崎寅藏率领福本成、远藤隆夫等十余名日本军官则依约定在神户登船同行，协助孙完成此次暴动。 17 日，轮船抵达香港，英当局禁止孙上岸，李鸿章应请求派遣安澜号炮舰接孙中山前往广州，欲与孙共商合组两广自治新督府问题。孙担心自身安全，改派宫崎等日本人前往，经与李幕僚刘学询商谈，李承诺保证孙中山的人身安全并预付 3 万元经费供孙使用。但孙中山行前已获知日本主张八国联军此次推翻清廷，并承诺孙中山在南方起事时日军将予以协助，便不屑再与李鸿章合作，自己在香港水域船上召集陈少白、郑士良等兴中会骨干，制定了惠州起义计划。日本军官在港待命并协助杨衢云、陈少白等为惠州同事接济军火粮饷。孙本人转赴西贡张罗外援，且派宫崎寅藏赴新加坡，联络海外势力强大的康有为。在日本时犬养等政界实力派及始终坚持灭掉清国的首相山县有朋曾经撮合孙、康联手搅乱中华，但康有为坚决不干，于是孙通过犬养假日本政府之手驱逐康有为。康于 1899 年 4 月 3 日被山县内阁赠九千日元礼送出境。到此时康有为在美、澳等地设有 11 个总会、 103 个支会，会员多达百万以上；在国内的影响也远非孙文可以望其项背的。鉴于梁启超一直未曾间断过与孙党的联络，也曾经商量过联合组会。如可利用康梁之组织，必将大大有助于孙之武装暴动。只是康有为一直对于孙勾结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极其鄙视，得知孙派宫崎来联络之事就向新加坡警察署报警，称其为刺客，导致宫崎上岸即被扣押。

“ 1895 年，法、德、俄三国对日干涉〔即甲午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wenjunq 注〕所激起的租借中国领土、取得经济特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不久造成了中华帝国的被瓜分已经迫在目前的景象。”“俄国的库罗伯特金大将以坦白的现实观点来观察义和团运动，他对威特说：‘这将给予我们以一个夺取满洲的借口’。”（参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P6 ）当时，英国和日本极力主张推翻清廷，如此，中国将不复存在：俄国已控制了满洲全部，在朝鲜与日本有争夺，且正染指蒙古与新疆；英国欲使西藏独立，并已在长江流域确立了势力范围；德国已经跨入山东；法国正谋取云南；日本则需巩固其刚得到不久的朝鲜和台湾，一直垂涎福建。以首相山县有朋为首的一派还主张与德国合作打入山东继续获得更多的中国领土或势力范围，他在 8 月 20 日提出《庚子事变善后策》中明确主张占领整个福建，使之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 1900 年 7 月充分阐述的门户开放政策，显然只是一个阻止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举动。”（引文同上页）当时中国的“东南互保”行动，显然对于战乱仅限于华北、安定中国大部以免国家被瓜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苦于义和团并未波及南方，没有借口便难于说服诸列强认同日军出兵厦门。首相山县、陆军大臣 桂太郎、 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 等四人密谋设计一个事件，然后借口出兵厦门，由儿玉与后藤二人负责具体操作。此二人经日本驻厦门公使室田提出清国必须逮捕、引渡抗日台湾人赖阿干、黄文开、林清秀等十一人，算是计划之第一步。另一方面山县有朋与陆军大臣桂太郎，获得明治天皇的敕许，于八月二十三日向儿玉总督秘密下达训令。训令要儿玉总督在台湾准备军队，初定步兵一大队、炮兵二中队、工兵一中队，配合在厦门港外的日本“和泉”舰，随时待命，以便出兵袭击厦门并达成占领。此外， 8 月 24 日凌晨位于厦门的日本东本愿寺布教所发生火灾。日本依据此火灾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镇压纵火的“抗日暴民”，制造了出兵厦门的借口。但火灾前此寺日本住持搬运私人物品的情况已为新闻报道披露， 美国等列强立即表示反对日本借口出兵，各国军舰亦开往厦门海域，声言决不会袖手旁观。面临如此外交危机，原本并不知情的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在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以及维新重臣伊藤博文的支持下，说服天皇于 28 日下令中止执行该计划。儿玉等原定 31 日凌晨 5 时攻占厦门的准备只好作废，已经开赴厦门近海的日军返航台湾。儿玉对此变计极其愤怒，要求辞职，然而未获天皇御准，继续留任。 “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 9 月 2 日，中国革命军领袖孙文 ( 孙中山 ) 认为厦门事件是一项良机。故化名为‘叫仲’渡海来台，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订立‘密约’，乃以台湾总督援中国革命为交换条件，表示可以把厦门委于日本之手。”（参阅藤井森升三《孙文研究》， 1966 年版 P32-36 ）“孙文向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请求援助推翻满清支持惠州起义。后藤新平、儿玉总督皆同意并约定‘中国革命党先起义，以其力扰乱厦门的后方地区，为日本出兵制造借口，等日军占领厦门时，就能对孙文的起义军援助武器、补充兵力’。因此，儿玉总督与后藤民政长官以承诺援助孙文起义，意图利用惠州事件，做为延续尚未冷却的厦门事件之大好机会。” ( 向山宽夫著：《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 杨鸿儒译 P60-67)

孙中山坐镇台北 42 天，将惠州起义的详细计划与儿玉等进行协商并修改，儿玉答应提供军火粮饷以及日本军官参加，“于是孙中山又扩大了原来的部署，并加聘军师，让郑士良改变计划，不直逼广州，先占领沿海一带，等候他转入内地时再大举进攻。”（《孙中山大传》， P173 ）实际上这个《大传》隐瞒了许多细节：义军进抵厦门日军随即出兵，占领厦门后再攻占整个福建，接着回师广东。儿玉备忘录《厦门事件始末及对岸将来之政策》描述了扶助孙中山建立广东、福建独立政府肢解中国的大计划。然而，就在孙抵达台北建立总部以后， 26 日，山县内阁辞职；次日伊藤博文内阁成立，日本改变了山县坚持灭掉清国肢解中国的政策，与列强各国协商合作执行“门户开放”政策：“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遵守“全世界与中华帝国所有地区平等、公平地进行贸易的原则。” 10 月中旬，正当孙氏革命军向厦门胜利进军时，八国联军停战并开始与清廷谈判，日本新首相伊藤博文理顺了内外各项事务后下令禁止继续援助革命党，孙中山后援顿失，约好的军火与金钱乃至日军配合作战都泡了汤，“ 10 月 22 日，日本兴中会员山田良政和中国同志数人持孙中山手书从香港经海丰到三多祝大本营找郑士良，书中指示说：‘政情突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孙中山大传》， P176 ）惠州起义失败。伊藤后来又命令儿玉驱逐孙中山离开台湾。令人想不通的是，似这等乘着外国军队侵略本国，拿着侵略国给予的金钱与武器协助其反对本国的行为，就连当年的义和团，也把孙文及其团体列为“二毛子”，属“杀无赦”之列，后来居然成了光辉革命业绩！教科书式史书常有这样逻辑背反的结论：“反侵略英雄”定性“伟大的革命家”为汉奸，必欲杀之而后快；而后者定性前者为“拳匪”，同样“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教科书定性两者都是“民族英雄”，这个民族可算昏聩到了极致。

此后，孙即满世界募捐，游说华侨解囊以助其继续起义。 1905 年夏，在日本黑龙会协助下，孙网罗国内各逃亡日本的反清帮会，组成同盟会，自任总理。孙与黄兴激争国旗样式时便说：“托命于这种旗帜的人有几万个”，尚不包括此后更多的牺牲者。尤其是黄花岗之役，损失的几乎全是孙中山手下的精英人物。孙自诩为“十余次失败”，似这等毫无胜算折兵损财的赌博，筹码却是人命。孙中山自己躲在海外瞎指挥，完全不负责任。如 1907 年 9 月防城起义，章太炎、宋教仁等均反对这类无谓的牺牲，认为即使能侥幸成功，也没有动摇清廷的可能。然而孙中山顽固坚持发动，自己躲在河内指挥。结果依旧是一次惨败，顺从孙中山做前线指挥的黄兴也差点牺牲；紧接着 12 月又策动镇南关起义，接着失败。扔下一片白骨，留黄兴等继续策划钦州、河口起义，孙中山自己遁往新加坡。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串起义均系法国支持的，黄兴进攻钦州时法军列队欢送，并祝愿其胜利；而法国军官还陪同孙中山一起攻打镇南关，和孙一起开炮轰击中国军队，当不知该作何想。孙中山致书友人描述英、日、法三国政府面对清廷要求驱逐孙文的不同态度后，谓：“以我五尺之躯，即可较量世界上三大强国，真是不胜感谢。哈哈！”（王俯民著：《中华近世通鉴》主卷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 年版， P615 ）此语印证了一句古话：“一将功成万骨枯”，老孙自当坦然受用。百余年来，国共两党的宣传把鲜血化成领袖脸上的油彩，无数文人也学会了草菅人命，跟着欢呼“败而不馁，不屈不挠”。次年 3 月孙发动钦州起义，黄兴在驻越法军的欢呼声中率部由越南出兵攻打钦州，战至 4 月中旬结果仍败； 5 月孙中山任命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再攻河口，欲进击蒙自、昆明，义军将士不肯再卖命，只得作罢。黄兴退缩河内，欲练兵再战，然而法国当局眼瞧这帮本欲利用来搅乱中华的革命党太不争气，兼之清廷外交逼迫，干脆驱逐黄兴等出境。孙中山除 1907 年镇南关起义涉足边陲之外，直至辛亥首义之后，再无回国记录。

二、辛亥武昌首义

我们再来说同盟会，它自成立时起内部就存在分歧， 1907 年 2 月，黄兴反对孙中山坚持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的激烈争论，几乎反目离开；宋教仁亦开始独立行事；而日本政府及商人资助孙中山 15000 元，孙慨然接受又引发不满；孙在海外指挥起义一败再败；同盟会濒于分裂。 1907 年 8 月，以四川、湖北籍同盟会会员为主，自组共进会，认定孙中山只顾广东广西边陲起义纯属徒劳害命，白白牺牲同志性命。共进会抛弃孙中山“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不仅其意义远高于孙，且号召力亦更显著。谭人凤干脆直称孙中山、胡汉民一伙只有“骗取华侨巨款”和吹牛的本领，再无别的建树。共进会成立之初其首领亦称“总理”，黄兴等通过同盟会决议：除孙中山外，革命党员决不得用总理二字。于是共进会首领改称会长。其首任、次任会长张百祥、邓文辉先后离日返国，回四川自筹反清暴动，后来四川的保路暴动即其成果，也是武昌首义的铺垫；第三任会长举湖北刘公，居正为参谋、孙武为军务部长、焦达峰为参谋部长、陈兆民为调查部长、潘鼎新为党务部长，基本自立门户。黄兴责问焦达峰：如此，将来革命成二统，以谁为主？焦笑答：“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则附我。”其他，如光复会等自立行动，不赘述。

谭人凤后来的回忆录里总结道：“中山以同盟会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辞职，同仁不得已商量改组。非同盟会负中山，实中山负同盟会也。”（《孙中山大传》， P274 ）从 1908 年起，同盟会倒孙风潮一浪高于一浪，以陶成章、李燮和等撰写《孙文罪状》为最高潮，章太炎则借《民报》连篇累牍抨击孙中山。全靠黄兴竭力支撑，为维护革命权威而挺孙，方得以保住孙中山党魁形象与地位。但这种维护实际上与所谓“共和”格格不入，革命党内尚且不能“共和”，又何谈立国之后的“共和”？萧伯纳在《革命者箴言》里说：“革命从未减轻暴政的沉重负担；它只是将这重担换了一个肩膀。”以孙先生在同盟会成立后的举动，他不过是套用了一些西方词汇却维持着中式思维，归根结底是一个独裁者。 1910 年 7 月，当孙中山在南洋策划指挥的广州新军起义再次失败之后，同盟会内诸多核心人物决心撇开孙中山自己干。在宋教仁、居正、谭人凤等主导下， 11 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开展了对孙中山的批判，决心抛弃孙之成规。会议采纳了宋教仁设计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确定了未来中部总会成立和以后的行动，规定了它的方针、策略和办法，鉴于这个设计并未申请孙、黄及同盟会总部授权，系擅自召开的大会，显示出同盟会内部对孙、黄总部之独立行动已经十分坚定。仅仅因为经费问题，它才没有紧锣密鼓进行下去，但也没有中止。

孙本人也意识到危机所在，他成立南洋支部实际上自己也抛弃了东京同盟会总部，或企图以南洋支部取代总部。为了挽回盟主地位，便于当年 11 月 13 日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同盟会拥孙干部会议，决心破釜沉舟再拼一次。黄兴当即表示难于从命，与会人员也相视无言，唏嘘叹息。孙夸夸其谈一通：“一败何足馁，吾昔日之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气已盛，华侨之风气已开，从此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经竭力鼓动，总算有了回应，孙随即要求“尽倾吾党人、财、物力以赴之”， “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并表示，此战若败则不再举事了。结果， 1911 年 4 月 27 日，广州起义再次大败，同盟会南洋支部精英损失惨重，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葬下 86 具英魂，铁汉黄兴侥幸逃出亦号啕不已。无论逃港的黄兴、胡汉民抑或在芝加哥的孙中山，均已无心亦无力再搏了。

鉴于广州起义（黄花岗）之新败， 7 月 31 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包括苏、浙、皖、闽、湘、川、滇留沪代表在内的 29 人（一说 36 人），于上海四川北路集会，正式打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旗号。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明显地流露了对同盟会总部，特别是孙中山的不满情绪，体现了独树一帜的分裂意向。宣言共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专为指责总部以往革命活动中的缺点及其后果。宣言指出，以往活动的缺点是‘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前一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旧史之纷争’；后一缺点，‘病不通，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寥落’。宣言强烈谴责总部领导‘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域’？宣言第二部分说明为什么要组织中部总会。宣言称广州起义失败后，总部领导人‘一以气郁身死，一以事败灰心，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而自己则‘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迫于情之不能自由，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第三部分阐述中部总会的体制及其与总部、分会的关系。”“‘机关制取合议，救偏毗，防专制也。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当喜适如其分，不致鄙夷不屑就也’。”（《孙中山大传》 P278 ）这个中部总会舍弃了“三民主义”只取“二民主义”；抛弃了孙中山的海外路线，脚踏实地进入国土确立了本土路线。正是这些中部总会的领军人物，艰苦细致地策划于长江流域，最终取得了辛亥首义以及附义的胜利，且恰是在批判了孙中山并排除其干扰后才取得成果的。而宣言中所谓“气郁身死”者系指赵声，他在与中部总会领导人接触后有叛离中山路线之意， 6 月返回欲游说南洋同志跟从中部总会，被胡汉民毒死。

然而，孙中山变坏事为好事的本领足够。及至武昌首义胜利之后，孙巧妙地把黄花岗同武昌首义联系起来：“是役也，集各省革命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也。”“自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吏皆进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而泣鬼神，与武昌之役并等。”（《中华近世通鉴》主卷上， P668 ）史实正好相反。除了上述中部分会成立宣言直截了当地抨击孙中山及其广州起义等文字之外，清廷因黄花岗之役大获全胜而致保守派气焰嚣张，战后随即颁布“皇族内阁”，从光绪以来的立宪立场上大退一步，扬满排汉做到极致；接着特发谕旨，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将其抵押给四国银团换取贷款；激起保路风潮后清廷更显强硬，不顾川、湘大臣舒缓之奏请反而严令镇压；更进一步诏令不予返还干线铁路已投入之民资，激起更强烈抗议；摄政王载沣甚至亲自下令抓捕四川保路会派赴北京请愿代表；川民抗议浪潮愈强烈清廷谕令镇压愈严厉，寸步不让直至调动各地军队入川。哪有一点“清吏皆进入恐慌之地”的影子？再看湖北文学社、共进会周密细致的策划起义的过程（关于辛亥革命进程可参阅冯天瑜、贺觉非合著《辛亥武昌首义史》第五章、张同新著《辛亥革命史纲》等），完全不似孙大炮那种急功近利的贸然举动。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均已心灰意冷。后黄兴应起义者要求返回武昌领导抗清作战，然而屡战屡败，最后提议放弃武昌，遭到黎元洪等拒绝。 11 月 27 日清军攻占汉阳后黄兴连夜潜逃汉口，次日乘船东下，黎元洪领导了坚守武昌的战斗。连孙中山也承认，倘若没有黎元洪等坚守武昌，各地响应武昌起义宣告独立就成不了大势。而成大势也基本上是立宪派与旧官僚的努力结果，同盟会诸干将掺和其中，与孙中山则无瓜葛，钱没给一分，指示没有发一个。 英国《大陆报》记者莫理循 1911 年 11 月 16 日采访袁世凯在武昌的密使蔡廷干时，问及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蔡称，“人们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以几分轻蔑谈到他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吹鼓手，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行动，为了保住性命总是躲到一边。”（《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 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 P795 ）莫理循还记录了黎元洪 1913 年 7 月谈及孙中山时的一番话：“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西里尔 ? 珀尔：《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P383 ）而辛亥主将孙武，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专组民社与之对抗，宁可承认袁世凯也不肯承认孙中山；及至北伐胜利，又宁可任全部家产遭罚没、遁入空门隐居也不沾染国民党。

三、辛亥首义以后

非激进派主导的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显示出相当的理性：武昌义军从床底拉出黎元洪并尊其为首、又设立 15 人组成的“谋略处”集体决定大计；随即建立暂时军政府并确立国号为中华民国；五族共和；以红黄兰白黑五色代表五族制定了国旗；颁布了诉满清朝廷之罪状；致满清朝廷下野的通牒；公告全省全国等等。外交方面：维持原有条约继续有效；前清欠款依序奉还；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公告后各国与清廷签订任何条约、举债等一概无效；援助清廷之国视为敌国；一切援助清廷之物品一律没收。江、浙两都督 11 月 11 日即致电上海都督：“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机构，磋商对内对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 16 日，江、浙、鲁、闽、湘、沪等地代表致电武昌，承认所建立的武昌军政府为民国中央政府，统筹全局； 30 日，黄兴逃离汉口之后，已经宣告独立的 11 省派出 23 名代表聚集武汉，开“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商讨如何建立中央政府之事。革命党人的初衷是废除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府，代之以联邦制为基本特征的共和政府。这个基本特征证明了辛亥首义的革命性质。

所谓革命，其本意应当是性质的根本改变。应用于社会，就是政治体制的根本改变，而不在于体制形式的变化。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维系着君主制的形式，实现了从王权专制到民主代议制的转变；反之，像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王权专制代之以雅各宾派专制，后来干脆复辟帝制，实属伪革命。至于“十月革命”，其本质就是一场复辟，中世纪的王权专制被二月革命创立的代议制民主取代以后，列宁以暴力政变推翻了代议制政府，用党权代替王权，复辟了中世纪式专制权力。从本质上看，立宪改良派更接近现代文明，反而是革命派趋于旧传统，热衷于政权更迭。因为越是现代文明就越讲究渐进亦即各种不同利益的妥协，那些热衷于突变之意识，沿袭的只是改朝换代的传统，它只能是专制的。举凡中国革命家，都不过以革命旗号行改朝换代之野心家，孙文即其首，是以毛尊其为“革命先行者”。虽然孙直到临终前不久，始终把革命诠释为“维新”、“改良”之同义词，“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君主国之所以有立宪，亦革命之赐也。”“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但在实际行为中，其所主张的革命无一不是暴动。辛亥革命导致君权被废弃，民主的代议制几经周折，最终不敌传统的集权专制。彻底葬送辛亥革命的正是孙中山发起、苏俄鼎力支持、蒋介石最后完成的北伐战争。当张学良“易帜”，降下中华民国首次议会确立的五色国旗，升上象征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青天白日旗，辛亥革命彻底终结。

孙中山 1911 年 12 月 25 日抵沪以前，南方民主立宪派内部以及与北方君主立宪派之间，已开展了为自身利益及政治主张之谈判，这种以谈判代替“战争解决问题”的做法无疑是几千年没有过的新举措。所谓共和，此其实也。国共两党史家，近百年来习惯性地以最大恶意评价政敌，而以最大善意恭维同党尤其领袖，应属误区。例如，史论历来评价袁世凯均称其借革命军压清廷、借清廷压革命军以遂野心。实际上袁 11 月 16 日组阁后，立宪党人迟迟不肯到任，清廷大权已经旁落袁手；至 12 月 6 日，清廷诏令重臣摄政王载沣引咎退位，准民众自取服饰、发式，筹改阳历，军国大事任由袁定，清廷已变“袁廷”；清廷又颁布《宪法信条》，梁启超所谓“虚位共和”已成事实。袁无需借革命军即可废黜皇室，彼时，“所有外国人及反清团体，只要袁赞成共和，都会赞成他当总统。”（《辛亥革命史纲》， P292 ）然而，当十余省代表拟推袁出任总统、黄兴和黎元洪亦分别致电袁表示推举其任总统时，袁却发布政见：“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皇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国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然后向十余省代表详尽诠释达十余分钟。（同上书， P304 ）这足以证明老袁认定君宪利于国家，并非什么野心私欲，只是政见。即便他后来受长子等愚弄而称帝，同样基于此政见而已。老袁之观点，在于他相信梁启超的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于我不适合。”“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梁启超：《新大陆游记》， P148 ）窃以为，倘若老袁真的只为野心私欲谋，早在 12 月上旬即可就任民国大总统，哪里还有孙中山后来的虚荣？ 在袁世凯的全力经营下，兼之南方临时政府的黄兴、蒋作宾、张謇、程德全等多数人反对北伐主张议和，汪精卫甚至指斥孙中山：“你不赞成议和，不就是舍不得这个总统吗？”（《孙中山大传》， P338 ）黄兴更以自杀相要挟，使孙中山极其孤立，北洋政权方得以建立和巩固。“以元老派山县有朋等人为首的一部分日本军阀势力，原主张乘中国辛亥革命的机会迅速出兵南满，以实现其独霸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但中国南北谈判的顺利成功和北洋政府的迅速建立使得日本的这一计划破产；同时，由日本特务川岛浪速策划的挟宣统去内蒙和东北地区建立独立国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亦告失败。” （《北洋政府简史》上册， P297 ）日本政界对中国形势的判断亦随之改变，会田勉著《川岛浪速翁》分析道：“假如袁世凯的政治手腕得心应手，中国秩序得以恢复，统一大业得以完成，中国或许可以免除列强瓜分之祸。但情况果真如此，则满蒙地区当然成为中国版图，日本则更将无法在满蒙扩充其本国利益。”（载《北洋军阀》第二卷， P608 ） 也许，那反倒是中国之福气，至少免除许多灾难。

事实上，以当时的实力考量，袁世凯如果坚决镇压辛亥革命，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局面。 10 月 29 日，袁世凯致书黎元洪，首先提议和谈。 11 月 27 日，冯国璋欲乘胜追击渡过长江剿灭残敌，被袁世凯亲自打电话制止。那时所谓“革命军”，其实不过一群各怀野心的乌合之众，真正训练有素的只有北洋军。之所以没有扫荡南方，袁世凯只为对付满清贵族势力“宗社党”与那些顽固派而已，这些迂腐顽固的守旧派极力反对君主立宪，坚持祖制。为了搞垮这些守旧势力，“革命军”是袁的筹码。试想，当时已宣布独立的山东巡抚孙宝琦又宣布取消独立并缉拿革命党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亦然；黄兴出走赴南京；武汉机关职员纷纷出逃。黎元洪虽然誓言“督率将士誓以死守，以维大局”，精神可嘉，但也明白独力难支，谋求停火协商。袁世凯并不因绝对优势而提出苛刻条件，迅速答复平等停火三日，从而使黎元洪得以于 12 月 3 日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宋教仁起草的这个《大纲》，是中国第一个共和政纲。鉴于武汉方面与袁氏和议条件有争议，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的争议，袁于 4 日主动命令前方停火期满续停 15 天，直至 24 日，以利继续协商，而不知情的南方代表王正廷同时提出的续停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且，老袁屈尊派出唐绍仪率领各界人士百余人组成的代表团南下武昌和谈，又因南方内部武昌、南京争执不休，代表团又于 12 日移往上海继续谈判。兵势强盛的袁世凯屈尊至此，对比后来 1949 年国共和谈，不难看出老袁的诚意。当时，英、美、日、法、俄、德六国按照庚子年对华一致的约定，其驻上海领事奉本国政府指示分别照会南北方和谈总代表，迫切希望南北方达成和平协议，不希望中国内乱，更担心再次闹出义和团来。后来一片声不假思索地指责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不知依据何在？

双方谈判基本顺利，仅在 20 日第二次谈判时对于国体问题唐绍仪尚需待袁批准，但约定停火期限再延 7 日，即 31 日前达成协议。却因南方各派势力争执不休，“黄兴也对革命党人激暴行为不满，认为不如立宪派稳健，也认为如袁出面逼清廷下台，由袁主政，尽早结束南北之战，是可取之策。”（《辛亥革命史纲》， P308 ） 12 月 9 日黄兴复电汪精卫：“项城（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众望，能顾大局，与民军为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黄兴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P94 ）

12 月 25 日，孙中山回到上海。此时南北双方达成密约：先召开国民大会，压迫清室退位，成立民国。至于民国首任总统，先已达成共识，由袁逼清室退位后担任。 26 日，孙在上海寓所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孙力否宋教仁等主张的内阁制，要求实行权力更集中的总统制。接着议决立即组建民国政府，孙中山为大总统。 27 日，各省代表在上海静安寺路斜桥总会谒见孙中山，代表开始议决之事项：一，拟推举孙为南方临时政府大元帅；二，留临时大总统职待袁逼退清室后就任。孙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大元帅并非国家元首，应选大总统而不选大元帅；总统不必加“临时”二字；选本人当大总统后，如果袁氏真拥护共和，即相让。并限定 12 月底以前一定要完成总统选举，元旦日宣誓就职，定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之所以限定年底完成，因为它是约定的停火期限。同日，黄兴、宋教仁在南京向各省代表宣布雷同议案。（参见《辛亥革命史纲》， P312-313 ）南北方初步达成的密约因孙中山而否定。鉴于孙中山回沪后南方变计，北方代表唐绍仪不得已于 27 日致电袁世凯，夸大其词称孙“携带巨资，并携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陈述了谈判如破裂将导致祸乱的严重性，提请袁同意以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的解决办法。袁复电认可。 12 月 29 日双方第三次会谈达成原则协定，“（一）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解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二）国民会议未解决国体问题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经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新洋款。（三）（停火约定，略）。（四）国民会议由各省代表组织，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会不及三人者，仍有三票之权。到会省数达三分之二即可开议。开议共和问题，从多数取决之后，两方均须服从。会址在上海城。”（以下清室及满蒙藏民族优待条例略。参见上书 P319-320 ） 30 日第四次会议议定了国民会议代表产生办法，但对于会议地点，南方意见上海、南京、香港争论不能统一，北方要求在北京、汉口或威海卫召开，并要求普选各省代表。 31 日第五次会议议定 1912 年 1 月 8 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以确定国体。然而在孙中山操纵下已于 29 日在南京选举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以 16 票当选，黄兴 1 票，黎元洪附加袁世凯劝退清室即任总统条件，投了孙一票。

这明明是孙中山“抢班夺权”的举措，首先提出由国民会议表决以确定国体的是同盟会要员汪精卫，袁世凯在南北谈判过程中亦放弃了坚决维护君主立宪而服从国民会议公决，双方亦议定 1 月 8 日在上海开会确定国体，尚不足一天孙就破坏约定单方“立国”。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背信弃义的举动，然而近百年来却把屎盆子扣在袁世凯头上。袁世凯愤怒谴责革命党言而无信，然后指示唐绍仪辞职，并宣布南北协议必须由他本人签署。 3 日， 48 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不承认南京政府，维护君主立宪。孙中山匆忙设立的内阁胡乱委任了 8 个总长，形式上只有 3 个同盟会成员，就连杀害秋瑾的主谋汤寿潜也封了交通总长。但 8 个次长却安排了 7 个同盟会员，并确立“部长取名，次长取实”之原则，当时就被舆论讥讽为“次长内阁”。为了掩饰自己匆忙抢权的背信行为，孙致电袁世凯，重复革命党早先承诺的只要袁废黜清室，即辞职推举袁接任“大总统”之话语。时任中国铁路公司总提调的 A. 博普写信给莫理循称孙内阁为“这群乌合之众”，他写道：“他们完全失控。不可能承认由孙逸仙统领的这群饭桶所组成的政治内阁。请注意对汤寿潜的任命，像他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骗子竟被任命负责中国的铁路运输，甚至当上了交通部总长，真是一个不祥的开端。”（《北京的莫理循》， P339 ）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形势的判断是：“皇帝将早日退位并由袁世凯建立临时政府。但是这个转变可能带来严重的困难；有迹象表明，蒙古人和北方各省都不愿意心平气和地接受这项解决办法。” 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当即报告国务院：“中国选举孙逸仙为临时大总统，足以团结革命阵营。孙氏虽为各方所瞩望之革命领袖，然或许将成为独裁者。”（转引自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吉奎论文：《中国共和革命与美国的反应》）南北和谈因此无疾而终，各国外交官均对此嗤之以鼻，孙数次谋求外交承认均无人理会，然后国共两党几十年谴责西方列强打压革命。

四、“君宪”是非

站在党派私利的立场上评价，孙中山孜孜不倦推翻反动的清廷无疑英明伟大，袁世凯无疑可算“篡夺革命果实”。然而，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看，是非就得颠倒过来。习惯思维认定革命就是真理，改良就是反动。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其实跟清廷守旧派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认定祖制就是真理，改良也属反动。然而人类文明完全得益于改良，守旧也罢，革命也罢，都与文明建树无关。清廷无疑腐败，打倒它亦属情理之中事情，然而清廷并非一无是处，它的民族政策就有可取之处。

众所周知，满族入股中华，带来了两倍以上的辽阔疆域，明朝北部边界也就是我们今天讴歌不已的长城，其外皆非中国领土。蒙、藏、回三大民族连同满族自身，都是靠了清朝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才得以维系的。清廷以“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要， 在 中央机构中设置了理藩院，地方机构有将军、都统、大臣对各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各边疆民族地区因俗设官，“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形成了治理边疆贯彻边疆民族政策的一套自上而下、强而有力的完备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与体制。乾隆说：“敬一人千万悦。”新疆民族众多，清廷 根据民族分布的各个聚居区情况实施多种制度：汉族区实行郡县制；维吾尔区实行伯克制；游牧的哈萨克、布鲁特蒙古诸部及哈密、吐鲁番维吾尔人实行札萨克制。川、青、甘、滇藏区实行土司制度，西藏地区实行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也不是旧制沿袭，而是对原有民族的政治体制，如伯克、土司、盟旗各种制度以及西藏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等都进行改革而后利用。像伯克制度，在清朝统一新疆前维吾尔族地区是由阿奇木等伯克统治，如仍用世袭制，必将不利于清朝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废伯克世袭制，将伯克改为流官，是伯克制度改革的首要内容；再对伯克的任免、任期、回避制度、品级、养廉、入觐制度和政教关系都予以调整，使之顺畅。土司制度改革在清代造成很大影响，电视剧《雍正王朝》里说的“改土归流”即此。清廷在西南各省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土司的承袭制度、分袭制度、奖惩制度、抚恤制度都立了新规，形成一套严谨的管理制度，土司失去割据、独立之随意性，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从形式转入实质，无疑大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

乾隆还在《御制喇嘛说》中分析了藏传佛教与蒙藏民族间关系：“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班禅），各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诌敬番僧也”，封 给达赖、班禅极崇高的地位，确立了历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都必须经过清廷册封的制度，达赖、班禅因册封而荣耀；但他们获得荣耀的同时，也确立了清廷在当地民众心目中更高的地位。清廷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掌漠北喀尔喀蒙古藏传佛教事务；册封章嘉胡土克图为“大国师”，总领内蒙古藏传佛教事务。这样，蒙藏地区藏传佛教分为四大部分，达赖主前藏，班禅主后藏，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蒙古，章嘉胡土克图主内蒙古，四大活 佛既有崇高的地位，又各有领地，互不统属，形成藏传佛教大喇嘛分主教权的局面。清廷还在承德建外八庙，供蒙、藏、疆各少数民族上层及贵族朝觐清廷礼佛拜佛之用， 邀请边疆民族上层人士到避暑山庄，赐宴并进行木兰行围狩猎。 其制度化实际上成为各族高层交流、沟通之会所。历经二百多年苦心孤诣之调理，蒙、藏、回各民族上层已经与清廷建立了密切的臣属甚至姻亲关系。在治理多民族广阔地域的能力上，满清朝廷远胜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汉族朝廷。恰如乾隆讥讽汉官：“ 若知明季汉官，当外藩恭喘，则藐忽而虐侮之，或且勒索滋弊，及其有事，则有畏惧而调停之，往往激变，率由于此。”“历观往代，中国筹边所以酿衅，未有不由边吏凌傲姑息，绥驭失宜，此实绥靖边隅，抚驭外人之要务。” 而且，清皇室同为少数民族，对于西域辽阔疆土上各少数民族而言，又相当程度减轻了被同化、兼并之戒心，无疑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与民族间和谐。在当年极其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之下，清廷维系中华民族之稳定团结实在居功至伟。汉人之忘恩负义是举世闻名的，继承了满人创造的巨大利益，再把最恶毒的诅咒回赠满人，老实说，满清的封闭愚昧腐败并非其自身所有，恰恰是沿袭汉制恭奉儒学的必然结局，且，清末败局之形成，迂腐的汉族大臣贡献最大。

当孙中山捡起朱明王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陈词滥调以煽动汉人仇满情绪之时，无疑已经给蒙疆藏满辽阔地域之各民族带来极大恐慌。当初朱元璋打这块招牌，就只着眼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统治汉家那一亩三分地作威作福为目的，丝毫也无接掌元帝国之“大中华”境界。史实也证明，朱明王朝砌长城以封闭自己，设海禁以隔离世界，导致中华民族转向沉沦。所谓“鞑虏”，长城以外各民族皆难逃劫难。翻开辛亥革命的文字档案，狭隘汉族复仇观念随处可见，如军政府颁布的 《布告全国电》，转载于全国各报，影响极大，动辄以“十八省”、“汉族”、“汉人”为号召，“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12 月，西安的革命党将驻防于斯的满蒙旗营男女老幼近两万人斩尽杀绝，捎带着还杀害了连儿童在内 8 名外国侨民（参阅《清帝逊位与列强》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P334 ），造成蒙、疆、藏各民族极大恐慌。如果我们至今还讴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除了证明我们自己的愚昧之外，再无其他。当时 最能反映这种疑惧心理的当属蒙古王公对民国代表伍廷芳的质问：“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如此，我们不难看出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的苦衷，以及他比孙中山更开阔的视野。它至少具有维持国家民族幅员完整之深谋远虑，如清廷虚君在朝，会发生蒙藏回各少数民族的恐慌乃至分离吗？袁世凯在与其挚友英国《泰晤士报》记着莫理循争论时，“认为革命以及推翻清朝会导致国家大乱，进而引起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处境；国民的实际素质只适合君主立宪。多数人并没有推翻清朝的意愿。他说，他之所以主张保留清室，实行君主立宪体制，‘盖惧清室一旦推翻，内部紊乱，或陷于无政府之境，则外人财产生命，必有危险，若外人因此而干涉，将不免瓜分之祸也。’因此，主张‘保留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之安全，方能确保。’”（《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P147 ）然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仅为一党之私谋，全不顾国家民族之大义，看似革命彻底，其实暗藏篡夺国家权力野心，是国家分裂民族离散的罪魁祸首。

朱元璋“驱除鞑虏”之时，并无“列强”觊觎；而孙中山“驱除鞑虏”时则明摆着日、俄、英之虎视眈眈。武昌首义之后， 1911 年 10 月 23 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与俄国总理大臣密谈纪要：“根据 1907 年及 1910 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 1907 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次日，日本内阁决议：“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为此，帝国政府必须经常策划，不遗余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机，自应加以利用，采取果断手段，实现上述目的。” 28 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密电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法国驻俄外交官 12 月 8 日向巴黎密报俄国官员尼拉道夫的谈话：“中国局势混乱所造成的不安定可能使中国政府忙于别处而无力顾及外蒙。他又提到俄国报纸主张俄国应该承认蒙古国的独立，将来对它实行保护，因为蒙古与中国之间的惟一联系是清王朝。”（《清帝逊位与列强》 P389, 注 28 ） 1912 年 1 月 13 日，日驻俄大使本野致电内田外务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欲，时机概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这些鳞爪当时皆属高度机密，无论袁、孙都不可能知道。我们只能看效果。正如前面已经说过，袁世凯在实权在握、革命党各派均承诺推举他当总统时，仍坚持君主立宪，显然更有利于粉碎俄、日两国瓜分中国的阴谋。 11 月 30 日，俄国的策动外蒙古以库仑活 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宣布独立，而后登极称帝，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倍受虐待甚至杀戮。 1912 年 1 月 3 日，孙中山登基之后，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汉也宣布独立。

由于日、俄两国的策动外蒙几次派兵侵袭，内蒙也渐呈不稳迹象， 1 月中旬呼伦贝尔盟在俄国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策划叛乱。 1 月底，叛乱已蔓延到北京附近，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策动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贷款，谋划叛乱：“关于蒙古举兵事，刻已步步准备就绪。喀喇沁王已决心于数日脱出北京（三万发子弹已于昨日领取运出）。喀喇沁王与川岛之间所订密约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项借款，约定以卓索图盟五旗内（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赤峰市附近）所有矿山为抵押，贷与日金二十万元整。因该区将成为举兵之根据地，故贷与款额较他项借款为多。……此次所贷款项，大部分将使其用于举兵。”川岛浪速与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订立十条契约，规定独立后川岛任总顾问，未经日本允许，不得与俄国往来。 2 月 3 日，张作霖第三次放话称：“昨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而川岛浪速则密谋策划一旦清廷逊位，就劫持宣统皇帝及王室，以东内蒙古和满洲建立独立国家，并置其于日本羽翼下。

蒙古之乱导致大批汉人遭到驱逐和烧杀。此动乱直波及西藏，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随后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西藏各地汉人处境极惨，“参赞陆兴祺及师周自印度迭电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注：今锡金）、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起资遣回国，至四年冬始毕。”如果全国政局不能很快稳定，灾难无疑还会更惨烈。所幸清王朝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使各族上层人物感到有了安全保障，旧日的地位利益仍可维持，且袁世凯一直对蒙古问题极为重视，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大量晋封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于使内蒙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同胞遂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老袁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 1915 年 6 月 7 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袁世凯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意味着清朝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这是孙氏革命推翻清廷所不可能做到的。以尽管英、俄策动了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袁世凯坚定不移的捍卫国家主权迫使其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这两个地区的宗主地位，尽管政府尚无力实施管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