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僧袍之后的敏锐政治家

By Pico Iyer
Sunday, May 25, 2008; Page B04

当大部份的人想到达赖喇嘛，他们想到他的明黄暗红的袍子，他闪闪发光、剔光的头颅、戴着手腕上的佛珠、他顽皮的笑容、宇宙的洞见。毕竟，他是慈悲观世音菩萨的转世。然而他的人生戏剧性与力量的一部份，就在于虽然他的头也许在云里，但超过半世纪，他的脚却稳稳根植于无情现实政治的国度。多年来，我从萨尔瓦多到黎巴嫩、从伊索比亚到斯里兰卡作报导，我最后将达赖喇嘛看成当今世上最实际、最有远见的政治家。

今年三月中国境内藏区发生暴力事件以来，许多不安的年轻流亡藏人开始鼓噪，要求对中国政府作出戏剧化的示威抗议。他们说，到北京举行奥运的八月前，就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强迫中国结束在西藏近六十年的压迫。世界各地的人们也加入他们要求行动的呼声。但达赖喇嘛继续敦促大家保持耐心、对话与容忍。他常常说，嫉妒、狭窄与愤怒的人所达成的协议，只会延续到下一次发脾气的时间为止。

达赖喇嘛也反对抵制奥运，最近还提醒藏人要放弃暴力。上星期三，他甚至宣布，如果，有机会受邀请参加奥运的话，他会「很高兴」去参加。而两个礼拜前，他也领导僧团，举行为中国地震受难者祈祷的法会。

三十三年来，我一直跟随着达赖喇嘛与他愈来愈不安的国人在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我最早见到他是在一个多雾的夏日，我当时只是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到1989 年奥斯陆宣布要颁给他诺贝尔和平奖，到我们最近、去年在日本的相会。对于我们习惯政治情势的人来说，他所有的立场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当他的国人值得理解地对北京政权发出挫折的喊叫、甚至极感愤怒时，达赖喇嘛提醒他们，没有人可以被强迫变得讲道理。他知道，中国一向都有一个多刺、害怕的传统，对最小的抵抗，会报之以极度的暴力。不服从的姿态也许可以吸引报纸的头条几天，甚至在好莱坞被拍成电影，但对抗一个比你自己的国家人口大上215倍 的国家，这样的动作等同于自杀。

他的立场的核心，就是实际与道德的组合：中国与西藏是邻居，而他们的命运是交织的。他教导他的追随者，丢石头到邻居的窗户上－－或甚至把抗议者导引到他的前门口－－只会在长远的未来伤害整个小区。

这种清醒的实际主义、将佛教原则如此实际地运用，并不总是世界想要从达赖喇嘛那里得到的东西。当藏传佛教的领袖在他达兰萨拉办公室的外头传讲哲学课程时，数千名外国人加入僧侣与普通藏人的行列，一天又一天在寒冷的天气里、人挤人的环境中听他弘法。然而他一把注意力转到西藏的情况，就好像他每年在三月十日都会做的－－这是1959年藏人起义的周年纪念日－－他的听众人数就减少了，从纽约、杜尔塞道夫、雪梨的追随者就开始消失。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现实世界的领袖；我们想要一个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更好世界的人。

我们很容易忘记，达赖喇嘛从四岁时就成为精神领袖，多年来一直领导他的国人，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世界舞台上的任何人－－六十八年了，现在还在继续之中。他在五十八年前，面对的中国领导人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在1954年，他不顾国人的反对，离开西藏到中国去，展开一年的旅行，也拜访了北京。数十年来，他一直 都在面对中国的激进派，也在面对他的追随者之中的激进派。在1970年代早期，受到CIA训练的藏人斗士还在西藏内部打对抗北京的游击战的时候，他给他们 寄了一份录音带，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这些游击战士们遵从了他的指示，但其中一些人心都碎了，甚至自杀以明志。

这几个月来，世界各国突然醒来，正视藏人的苦难，并且决定现在就是作出戏剧化反应的时候。但达赖喇嘛长久以来一直强调，真正重要的，是在奥运后会进行的事，不断强调，重要的事是与中国人对话，而不是批评他们。中国最近与流亡藏人的代表们重新恢复谈话，但北京的领导人仍然奇怪地不愿意与一个比尔柯林顿总统描述为「诚实的人」、布什总统所称「和平的人」见面。

十年前，以他一贯的直接，达赖喇嘛向我坦诚，他最大让步的政策－－呼求「自治」，而不是从中国完全独立－－几乎一无所成，中国还是继续镇压西藏。但即使如此，并不代表他的政策就是错的，因为他是朝未来看的。作为一个实际主义者，他知道小小的抵抗动作，没办法影响北京的强硬领袖。但作为一个将同胞的哀伤当成自己哀伤的人，他了解到，举例说，如果对中国的发电厂、中国所拥有的企业，发动暴力攻击，只会让西藏的藏人更加受苦（也会让中国人受苦）。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以来，特别是在过去的十五年以来，达赖喇嘛一直都主张与中国人一起合作的重要性，他相信，中国人最后会了解到他们与藏人有很多共同点。我有时候认为这是一种唐吉诃德的立场，或者是一个绝望的人最后渺茫的希望。但我上一次访问西藏的首都拉萨的时候，在那里看到一些中国人在大昭寺供养，寻找寺里的喇嘛、并且读着藏文的佛教经典。整个中国，至少一直到三月藏区发生抗议为止，藏传佛教已经变成非常时髦的宗教。如果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会转向藏传佛教，以追寻他们文化里未能提供的灵性满足，那么有多少才刚刚致富的中国人也会寻求同样的精神丰富性？

去年十一月，我在达赖喇嘛来日本的一个礼拜里，我们走进横滨的一间会议厅里，大约有六十位左右等着他来的人开始哭泣。有人拿椅子给他们坐，但他们开始跪在地上，围着这位圣人，试图得到他的祝福。每一个这么急着要碰触他的人，都是从人民共和国来的汉人。

也许最近几周最大的意外是大约二十几位中国知识分子与作家所发表的请愿书，呼吁他们的政府与达赖喇嘛对话，中止在西藏的「压迫」并且允许独立的机构调查最近的暴动。我们也许会预期藏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作出这样的请愿，但汉人？

没有人相信北京会一夜之间就改变，但就像达赖喇嘛常常说的，我们应该要在它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我们应该注意到他长期并且最忠实的友人，就是瓦茨拉夫‧哈维尔与戴斯蒙‧图图。一天哈维尔仍然关在监狱里，数周后，他在选举中大胜，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一天图图主教仍然处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环境中（虽然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但他六十二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投票权）；第二天，他已经摆脱了国家制度的种族主义。

如果达赖喇嘛真的收到奥运开幕典礼的邀请函，中国人也许可以安心的是，至少有一个和尚会在他们成为国际大国的出场宴会上伸出友谊之手－－也提醒藏人、汉人、与整个世界，他们如果视对方为仇敌，结果就是俩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