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事件发生以后,由于许多年的执政习惯,中共利用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转卸责任和公众注意力,外面有事就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里面有事就是伤害其他民族(主要就是汉族)的感情,我今天来谈一谈中共处理西藏事件时用的一些自我困扰的方法,看这些方法是在因应什么样的情况下被使用的,以及其效能如何。
一
和我在前几篇文章中说的那样,在西藏事件发生后,中共在媒体的宣传导向上因其行动上的习惯性和某些短视侥幸的特殊考虑而尽力去转变关注此事的中国公民(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公民受我们的宣传影响甚少,可能还是用中文写的东西太多吧,对外宣传力度不够,大多数情况下是自读自看,自娱自乐)的注意力,一是把3.14系列事件(包括3.14事件在内并以其为代表的所有相关藏地事件)所暴露出的社会、宗教、民族管理等思路和行为上的缺陷藏匿在一批又一批被缉拿和待缉拿的“藏族犯罪分子”的身后,对这些人做连续不断的抨击性报道,攻击他们的“藏独”动机,攻击他们的道德性,攻击他们的僧侣身份(主要骂的是僧人)并间接地攻击藏传佛教,攻击他们背后的“达赖集团”和藏青会(证据确凿的话已经说了多少次了,我想下一步合理的程序应该是报请世界刑警组织帮助缉拿藏青会成员、和煽动策划有牵连的流亡政府高官甚至是达赖喇嘛本人了,都有那么明确的罪证了,还不请世界同行们和我们一起抓,是不是又要让别人笑话不作为呀),一篇又一篇文字,一段又一段高分贝的讲话之间,情绪受到严重激荡之下的受众所能得到的可以客观冷静思考的间隙十分狭小,将近一个半月下来,得到的印象就是这些对中共忘恩负义的“犯罪分子”干下了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必严惩不贷。
现在这种宣传已经开花结果了,由主流媒体挑起的大汉族主义已经深深伤害了藏人的心,骂我们什么的都有,本来3月下旬起就可以慢慢往好的方向处理的事情现在却演变为一场孕育中的民族对抗,严格地说,这不是民族对抗,而是民族欺辱和压制,不仅仅是藏民族的现况受到侮辱,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都受到无数同在一个国家中的其他“公民”的谩骂甚至诅咒。
我曾说过,这种失控的狭隘大汉族主义所引起的失序的民族关系是极其危险的,只有各民族真正和睦相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要求才能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贯彻宪法对少数民族权益的承诺,藏地也才能稳定和长久地存在于整个中国的框架内,这是一个基础。如果因为错误的宣传导向所造成的民族隔阂而引起民意上出现了问题,一国一区的稳定实在堪忧。我看到前两天中央台已经在对外这个口径上松了一些(要那些破口大骂或准备借机做些什么的人“转化爱国主义热情”),这很好,但是在对内的口径上,也应当对媒体中所透出的大量伤害藏族感情的东西加以约束制止。另外,谩骂是最无意义的事情,我说过,虽然藏族总的来讲嘴巴不是太能说话,但不会随着你的骂声多一点,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也会多一点。这种侮辱越丰富,在任何一种正常理智看来,行使侮辱者的人格越低,要是低到和狂吠之犬差不多,建议做好下辈子转世为另一种东西的心理准备。
我们看到,媒体上充满着对“藏独分子”“丧心病狂”的行为和言论的“描述”,当然,藏人僧俗中是不乏有害群之马,但报道还是多方面多角度一些好,我很高兴地知道了另外一些信息,甚至海外藏胞中,也有能坚持遵奉达赖喇嘛谦恭忍让和平抗争精神的年轻人了:奥运火炬在美国传递时,有一个藏族小伙子很好,汉人留学生伸出中指来侮辱他,他却合掌低头;形成对比的是,前几天,外文的CCTV网站上居然还以大国传媒的平台展出了一段视频:百十来号汉人哄打一个藏人!
对于这些行为,大部分藏族不会在乎,因为我们心中根本留不下这些完全荒唐的东西,但是不是所有藏族都会这样?这是一个缩影呀,人口多数的民族欺压人口微小的民族,靠的是辱骂和哄打。本来,自卫和反抗是人类的生理本能和心理本能,受到重压,感到危及生命和族群的事情,情感和理智上都无法接受,到了我们经常说的“忍无可忍”的程度,一般来讲是一定会进行物理性层面(physical或physically)的自卫的,那就是像这半个世纪以来很多因为中共在藏地的错误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而受到欺辱、无法按捺心中怒火的藏人那样拿起武器来对抗压迫者,当然,我希望并且相信,从现在开始,暴力抗争的方法今后不会再出现在藏民族的主流观念和行为中,因为这是历史的倒退,是对达赖喇嘛教诫的违背,是对佛法的不敬,会危及到我们的来生。
一起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吧,就是现在,我们不会威胁别人,也请不要威胁我们。请善待我们,我们虽不是你们的族人,但却仍然是中国人。
二
这次西藏事件的处理过程中,除了大汉族主义,还有被挑动得失去了校正机能的民族主义,我们看到,一股弥漫于差不多中国全境的仇外风潮始于当时在对外信息完全封锁的情况下报道3.14事件时出现的国外媒体的“图片问题”。我曾说过,“图片问题”的背后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个因素,一个是西方国家对我们“改也改不掉的意识形态偏见”,另一个就是各个媒体都有可能出现的技术性失误,我们的反击基本上闭口不谈技术性失误,一再强调的是西方国家“蓄意”对“中国人民的伤害和对中国的侮辱”,请注意,这里面是有一个变换的,意识形态的偏见被做成了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偏见。这还了得,中国人民近现代备受西方欺凌,新中国建立以后直到今天用了不少年的时间才算站了起来,这时候伤害中国及中国人民等于是在和中国恶意叫板,我“盛世华夏,泱泱大国”在崛起的时候挨了你们这么一下算什么事?于是,搞不清真相到底是什么的大众轰涌而上,幸好现在的发泄平台主要是虚拟的或是纸面的,要是义和团那阵子,恐怕会上一些物理性的兵器了。破口大骂、威胁、在国外游行时发生的不必要不冷静的追打事件虽有解恨,但在本来对中国偏见甚深的西方那里,只是更固化了这种偏见,并为自己的偏见找到了许多实际的见证。所以,这次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挑起以后,反而以我们的很多不当言行激起了外国从媒体到公民个人的强烈反弹,以至于Jack Cafferty敢公开说了那样“伤人的话”;我们又大举反骂,等等。硝烟略散之余,是否也要想一想,其中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原因,不知当局有无预料到,以许多不具有健全的公民意识的个人(像那些对驻京外国媒体工作者们发出恐怖主义威胁的人,以及组织多辆大巴车鸣笛呼啸而过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人,还有那些把不主张抵制法货的残疾奥运火炬手金晶也称为“汉奸”的人,等等)发起的这种义和团式的攻击已经败坏了国家形象了,让世界鄙夷容忍这种行为的中国政府。奥运在即,再搞下去控制不住怎么办?好的迹象是,在中央台肯定“爱国主义”的前提下,当局要求转化这种“爱国热情”。问题是,被发动起来的“群众”的热情可能不是那么一下子就可以下去的,里面很多人本来的心理动机也不一定就是和爱国有关,而是借机闹事(十几辆重卡堵住家乐福超市是哪门子的爱国行为?),所以你让他们这些人的“热情”转化到哪儿去呢?看一看文革历史就知道,就拿西藏来说吧,六十年代,在中央约束了好几次的情况下,自治区从报社到军区不也照样受到狂热的革命群众的攻击吗?现在中央开始约束,希望不算太晚,尽管已经造成了那些后果。一个小例子,我们和西方冲突没有结束的一个鲜明表征就是CNN至今也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再次道歉(法国特使来了,他代表的是法国总统,不能代表整个法国)。本来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现在因那些打着民族、国家旗号的小丑们的行为得罪的国际人士和组织实在不少。今后怎么发展,不知道。
其实,正确的舆论导向是由政府尽可能全面客观诚实诚恳地报道消息,真正对国家有利的舆论是由那些可以自主做出理性判断的媒体和个人发出的,这些人有责任心,说话文明,有条理,亲近真相,和藏族兄弟说话时,也不会恐吓欺辱,不会损伤大族面貌;和外国媒体及外国人会进行论辩,但不会辱骂和威胁,不会损伤我大国形象。
三
第三个问题是将藏族僧俗恐怖主义化。除了继续渲染以3.14事件为代表的、由藏族僧俗“肇事”的藏地冲突外,还陆续报告在藏地各寺院中发现了若干火器、刀械以及炸药,其他民族一看,藏族不就是恐怖分子吗?
我对武器不很了解,不过看得出来这些枪械不是像伊拉克或基地组织那些恐怖分子使用的制式武器,几杆破枪,像是牧民用的,怎么来的?是牧民现用的还是忏悔者送到寺院里(藏族牧区有这个习惯)的,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藏地事件中藏人用过这些枪伤人取命吗?再说,平时各地差不多都有拿国家俸禄的寺管会行使功能,枪能放在寺管会的眼皮底下不闻不问,是不是这些地方都有允许收藏武器的习风呢?
好像报道中还没有说过藏人用枪夺人性命的,那么何必把他们说得像是一群随时可以出来和政府和邻里玩命的武装匪徒?事实上,藏人是不嗜杀戮和害命的,藏人对现代武器的把玩也有历史证据表明一直是不娴熟的,如果说心中有多少不平就应该用多少武器的话,那么藏族还算不上那些容易激动的杀人者一族,因为他们心中有许多顾忌。
要是比起来的话,当年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鼓动下,帮助他们推翻了蒋家王朝,共产党正是通过种种方法激起了老百姓的这种意识:我是一个可怜的受压迫阶级的成员,可我没理由这样可怜,不行,我得通过和别人一样的杀人放火摧毁旧世界的方式才能翻身做主人,那时人人想做主人,有了这种心理,弄把刀或是从敌人手里夺把枪就上去杀人了,那时中原的刀也不太好,有不少还是菜刀,但还是可以杀人,也确实杀了不少人。当时中原老百姓有这种杀人反抗的炽烈热情,就是因为他们在共产党的宣传灌输下被动地获得了一种自觉意识,这些人首先必须在共产党的通俗阶级理论的指导下获得一种自我羞辱(一个可怜的被压迫者,一个本不该如此的被压迫阶层)和自我超越(不能再这么个活法)的能力,必须说,历史地看,这种后天塑养成的自我羞辱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一种真正存在的本能意识,而相应的自我超越的能力也不是在本能意识促迫下做出的本能的物理性行为。但就是这样的后天培养起来的仇恨感就足以把蒋介石先生一路打到台湾去了,现在收起来还挺费劲。
那么,回过头来看看藏民族,许多人的那种被促迫和被欺辱的感觉要比当年的中原农民们强烈太多,这可不全是思想灌输达到的,而是切身的感受。但藏族是一个全面信教的民族,由于虔信藏传佛教的藏人有着教义的巨大束缚,有着达赖喇嘛和众多高僧大德的谆谆规劝,有着不辜负文明世界的鼓励和帮助的想法,算是极力约束住了自己的反抗本能,换了其他民族,不好说,这半个世纪中恐怕会频起硝烟了。
所以,把藏人恐怖主义化,在其他对藏人和藏文化陌生的地区会引起不必要的惊恐,而在熟悉藏人和藏文化的地区,则只会引起嘲笑。
四
继续企图用强压方式控制僧人和寺院。前几天,青海安多地区还是出了藏族僧人请愿被捕的事情,说明了什么?我们自3月以后在整个藏地大力开展声势浩大(声势的确浩大,强力部门纷纷出击,而写不出道德文章的斯文笔杆子们则在媒体上东一划西一抹地添油加醋)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实,在藏地,寺院的爱国主义教育已经进行很多年了,按说要是对路子的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央有没有想过,目下事态发展如斯,有没有一部分原因正是这种过头的“爱国主义教育”造成的呢?我们强让那些喇嘛在谴责达赖喇嘛和效忠世俗政府的纸上签名,不错,有喇嘛签了,但他的心底深处的真实想法呢?不错,你可以控制住他的手甚至他的嘴,但你完全无法控制住他的心。你让他把达赖喇嘛的画像扔在地上,那更是彻底撕碎了他。其实,西藏佛徒(也包括藏族信教群众)的心很简单,你让我能真正地敬奉三宝,敬重所有藏人爱戴的根本上师达赖喇嘛,不要老是用世俗的杂事(或许打着爱国主义教育和反分裂教育的旗号)去打扰僧众的清修,就行了,政教分离呀,哪有这么强制宗教的,佛教徒根本不会去和一个世俗国家搞什么不爱国的对抗的一套,它要求的只是一片安宁的佛土,这要求有什么值得一个明智而有力的大国政府恐慌的?要按现在这种法子来折腾,非得用搞了几十年仍未见成效的世俗强力手段继续打压宗教和宗教徒的话,我心里既十分痛苦,更为中央政府担忧,我们不能一次又一次地因为一些愚蠢的错误而失去缓和事态的良机呀,僧众也是我们的公民,我们政府不应该让那些根本没有非法愿望的公民尽可能多地满意吗?现在民族国家执政的基础是全体对政府有认同感的公民呀,这么伤害他们,有没有想过后果呢?在我看来,国家要稳定,其中一个前提就是各宗教团体的稳定,这会让国家省掉很多应接不暇的管理上的麻烦。和其他宗教徒一样,对虔信藏传佛教的人来讲,世俗的“国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可以理解为大施主的一个概念,世俗国家能让佛徒们觉得是一个好的大施主就是很不错的事情了,你拿许多连普通官民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国家概念和他们说什么?你们自己能说明白吗?真懂吗?我看未必。
另外,我看了最近的一些信息,说有要在藏地的所有寺院插上国旗的讲法,我很纳闷,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都被官方做过要奉行政教分离原则的解释的呀,寺院上插上一面旗子,难道在二十一世纪的民族和民主国家,政教关系又有了不同于政教分离的新进向了?从感性的经验上说,我在去国外考察或是旅游的时候,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教派的任何一个建筑物上面要插上所在国的国旗的,我相信所有去过国外的藏汉同胞都不会发现那种情况,那些国家都很明智,宗教的事归宗教,国家的事归国家,这么混到一块非搞得大乱不可。
退一步说,如果真是不得不插的话,那么实在不用全部弄,非得和全体僧众和寺院斗个明白,只会是越斗越坏。全体寺院插旗子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应该是个创新,但创新要有个谱,既然确定了政教分离,干涉或挤压得少一些好。我们的这片土地在历史的某种眷顾下已经形成了适合于佛教发展和繁荣的条件,毛泽东要在这片土地上搞改革,要一步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强迫改变藏地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引起的对立是可以作为教训的,现在还那样,那藏传佛教确实就岌岌可危了。其实,开这把锁是有钥匙的,你把钥匙丢在一边,愣要用一把凿子来撬锁,合适吗?
五
继续阻碍有助于让达赖喇嘛归来的对谈。很多有识之士都发现,如果不能和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进行诚恳的对谈的话,那么西藏问题的解决将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共有些人认为,拖下去行,因为人的生命有个终点,把达赖喇嘛拖到过世以后藏族就群龙无首了,太错了。他们以为,这么拖着不让达赖喇嘛回来,藏区便不会出现如达赖喇嘛回来所可能出现的那种种不可预料的社会激荡,求得一时“平静”。正如我在其它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他们认为把达赖喇嘛拖到过世以后便可以彻底实践他们错误的民族和宗教观念的话,那他们是大大增加了在这片土地上行使统治的危险系数。藏民族只会变得更加团结,他们不会分裂为各占山头的派系,像藏青会那样的成员和组织最终也会往非暴力的和平道路上转向,所有藏人会和平但坚韧地把达赖喇嘛的政治诉求实践为持续多少代的民族使命。我相信,如果真是现在不能解决这件事的话,藏人和藏族都会一代接一代地坚持下去要解决这件事的,他们会满怀希望,他们不会害怕今世的结束,如果中共真的去研究一下虔信佛教的藏人的心理的话,他们会知道,无论在个体的藏人还是在群体的藏族那里,生命的尽头都不是死亡。
这些年来,放弃了暴力思想、坚定了达赖喇嘛的和平非暴力信念的噶厦政府和藏人向世人展现出了远比外形强悍倔强的武力抗争伟大得多的勇气,他们在达兰萨拉实践民主政体,大力开展现代科学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弘传藏族文化精髓,积极寻求与中央政府对话以探索在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允许的自治体内更好地保护和发展本民族。而境内的藏人也在殚精竭虑,保护和维护藏族的福祉,使境内诸藏地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中仍旧强烈地反射出佛教的信念和价值观,藏传佛教的藏民族的精神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存留不灭并欣欣向荣,在平和中做成逐项事业的藏民族是真正的英雄!
对于藏汉双方来说,最好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就是真诚的对谈,的确,可以理解,在中央政府那里,纯粹就对谈而言,肯定有许多议题要有争议,但我相信,这些东西都不是不能够解决的,只要大家诚心地坐下来对谈,一个充满光亮的和谐的中国就有可能很快展现在藏汉民族的眼前。
2008年4月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