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日记（1954-1955）（续）
3 月 12 日
听说毛主席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上看到李希凡、蓝翎两人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感到很好，就让各报刊转载。《文艺报》转载时加 了按语，对文章吹毛求疵。毛主席看了，找到周扬问他：“你看《文艺报》有没有问题？”周扬说：“还没有研究。”“那你去了解一下。”
第二次，他又找周扬。周扬说：“《文艺报》的问题，我看是党性不强。”
毛主席说：“我看党性很强，那是资产阶级党性。”
于是就展开了批判运动，让袁水拍写文章“质问文艺报”。周扬同志说：“年轻人要有战斗性，不要只是重复别人的话，要独立思考，自己去想，要有创造性。”
3 月 16 日
开小组会，我是小组长，对每个人都提了意见，我以为是诚恳的对人的帮助。刘绍棠给我提了一个尖锐的意见，说我“口气太大，不虚心，毫无协商之 余地，只讲缺点，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对别人尊重不够。”这确是我的缺点，我把过去部队机关的一套搬来了，唐沅说：“我们都缺少社会经验。”很对。必须立即纠正，从说话的口气和对人的态度上开始。
5 月 1 日
我的小闹钟本学期第一次闹起来了。这是节日的钟声。 3 点起床。
中队长张虹先进城了，要我集合队伍。我吹了一次哨子，又来回叫了几次才拖拖拉拉出来了大半，还有几位老兄如冯文元等不动声色。我怕大家少带了 东西（花枝、校徽、防流感药片、午饭、口罩等等）多说了几句，人家别的队伍都走了，而楼上俄语系的灯光还亮着。到了集合处彭力一（班长）说：“怎么来这么慢？连个队也站不好，怪不得部队有些人看不起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自由散漫别的什么也不行！”出发了，晨星在早霞中消失，东方已发白，地平线边缘是高高缕 缕的树影和零零落落的村庄。到了清华园东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姑娘们穿红戴绿，比我们的女同学多而美。上了火车，前面是敞车，火车转道时只见一火车一火车的大红花，满满当当，接着又是粉红花、紫花，我不觉叫了起来：“看，花车，装满花的车。”大家都到窗口伸出头来看了。铁路两旁也有许多人在看着这充满鲜花 和歌声的列车开进城去，向列车摆手。
语言专业的女同学坐在车厢末尾，不断用清脆的声音唱着《小路》、《小杜鹃叫咕咕》，男声也逐渐加入，气势就大多了。最有趣的是用非常淘气的 声音唱《波兰圆舞曲》中的“我已饿了两天，请你救救我，给点我吃吧……”而唱到第 2 段 “ 请你爱上我 ” 时则含糊其辞，我站起来，转身看她们的表情，只见她们 很不在意地笑着点头，唱得非常尽情，是那么自信而愉快。下面又接唱《列宁山》……我看到车窗外已是城墙，这些不疲倦的夜莺还在用二部唱着动听的歌，直到东直门车站。
在民主广场看到古尔巴扎尔，他塞给我两块糖，多热情的蒙古同志。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打开饭包，把带的干粮——一个大对虾给他尝尝，他连声说 好吃好吃。他戴上了有色眼镜，达鞍（也是蒙古学生）拿他开玩笑，说：“看，他多会打扮。”忽然看见一个非常活泼的中国女生，穿西装上衣及裙子，都是黑底白条的，用俄文向达鞍打招呼，并用俄文交谈起来，然后就拉他去打××（原文不清——编者注）。古尔巴扎尔指着两人在××（原文不清——编者注）上谈话的样 子，对我说：“他们在上面开会了！”原来她是莫斯科大学学习回国的华侨（可能是孙继世的妹妹）。
10 点，天安门前奏起了国歌，放了二十多响礼炮，最后是国际歌雄壮的歌声，把我们的思绪引向天安门城楼，我似乎看到毛主席正和波立特同志 （英国共产党主席）愉快地交换着眼色。而世界各地的工人也正在进行国际劳动节的游行和集会，有的可能还要同警察的水龙、警棍搏斗，而我们的警察今天穿上了新的米黄制服，雪白的袖套闪闪发光，在为我们游行队伍维持秩序。
北大的队伍已出去了，却又像堵了一下，我们是队尾，留在最后走不了。团委书记胡启立是“安全组长”负责断后，他对我们说可以先坐下歇歇。我 们坐下听广播，刘绍棠见张虹烫了发，就问她可以保持多久，她说“七个月”，刘说：“七个月？火烧的也不行啊！”张虹不自在了。刘绍棠又去同殷淑敏开玩笑去了。殷淑敏大姐（是作家郭梁信的爱人）穿了红毛衣、红裙子，像个小姑娘，刘绍棠指手划脚不知和她说了些什么，这位年轻的母亲听了要打他。刘敬圻穿一身浅蓝 色的连衣裙，有一个扎了两个翘角小辫的小女孩盯住刘敬圻看，都快看呆了，唐沅指给我看，我说：“她太天真了！”
走到南城根，刘绍棠指着“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牌子说：“如果只看‘中国国民党’那真是臭到家了，要再看‘革命委员会’，行了。”沈泽宜补充说：“国民党这个牌子要砍碎，烧成灰。”
民族学院在我们后面，他们男男女女都穿着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民族服装，就像一个大花园，我们回过身去，仔细看这些非常新鲜而又好看的服装， 前面走了，我们还不知道，叫一声，紧跟上去，张钟在后面就教训开了：“哎，别看迷啦！”一会儿又停下了，我们又回头去看，邵×或是季恒铨，总之是个活宝，喊了一声：“走了！”我们都急忙转过身去，一看，原来前面一点也没有动，张钟又说：“也别太紧张啦！”我有点反感，这算什么，好像拿着草鞭子赶人似的，谁 吃你这一套。
队伍走近了天安门广场。这次我有了眼镜，看得可清楚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总理……都看得很清楚。我看到毛主席向我们的队伍举了 两次手，当然，也可能是向民族学院的队伍招手的。走到台前正中，我看到毛主席低下头正在仔细看着什么，当然，不会是看我，但我仍直着嗓子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张虹却不喊口号，只顾看。
在观礼台上，我们还看到不少熟人。朝鲜同学吴世根大尉，虽然个子不高，却挂满了勋章，高举双手，垫（踮）起脚来向我们欢呼。德国留学生白定 远（原为德军士兵，被苏军俘虏后进步较快，成为民主德国留学生，成绩一直很好）也向我们欢呼跳跃，不停地招手。我们还看到了蒋副教务长和高名凯教授（他是北大工会主席）。据说马校长也在天安门上，他一看到北大队伍来了就去招呼毛主席看，但我却没能看见他，可能因为他个子较矮之故。毛主席右边有一位穿浅灰衣 服的人，我以为是波立特同志。戈登夫人不知在哪里。
我们走过了天安门，一群外国记者向我们拍照，其中一人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一起欢呼，整个队伍始终情绪饱满，这可能是他们不少人难 以理解的，队伍这么整齐、秩序这么好，可能也是他们不可想象的吧！赫鲁晓夫曾对我们的热烈情绪和组织天才大为感动。这是很自然的，你看，天安门前成了鲜花的河流、鲜花的海洋，我们旁边是北京一中，他们在天安门前放了三个大气球，拖着三条大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世界和平万岁！”，他 们有的戴红领巾，女的头上围了一圈红色花环，简直像天仙一般，她们的队伍中有一个大地球仪，周围飞舞着一群白鸽。再南边是航空学院的队伍，他们的彩绸是鲜艳的蔚蓝，银色的米格 15 战斗机模型闪闪发光，似乎要昂首直上蓝天似的。我们三井花园的同志吴显麟、林亚也在队伍中的吧，我是多么羡慕他们 ……
早晨游行出发之前，周培源教务长向我们讲了许多富有诗意的激情的话，这同他平时讲话的风格大不一样，他说：
“我们要把五一的精神、把节日的感情、把天安门的炮声，带到我们整个的学习过程中去！”
说得多么好！要让每天都像劳动的节日一样！
5 月 4 日
团员宣誓大会有一百多个团员举行入团宣誓，他们在团旗和党旗面前高举拳头，宣誓接替老一辈的革命者，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年轻人燃烧着革命的 热情，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党委副书记张群玉同志讲话，强调发展各人的个性，她说：“共产主义总目标是一致的，可是各人有各人的特点，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敢作敢为作出突出的成绩来。绝不能要求大家都一样，四平八稳……”
为了督促大家锻炼，我画了一个“锻炼表”，希望大家每天填，唐沅很反感，刘绍棠也说：“太机械”，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意志与韧性的锻炼，身体最重要。
5 月 15 日
听陈毅副总理作报告。
在大饭厅北边，我看到陈毅同志从汽车里出来，感到他更加矮胖了。在上海三井花园的大草坪上，他清晨打太极拳的样子似乎更加威武。
陈毅讲话很随便，却极生动有力，内容丰富，令人难忘。
他首先讲“五一”之前毛主席在津浦路、平汉路沿线找许多基层干部了解情况。毛主席经常向我们讲：不要画地为牢，把自己局限起来，要突破这个圈子，经常到下面去——增加新的刺激、新的体会，不使自己的脑子僵化……
“周总理从印尼开会回来，在昆明到驻地附近看了一个小学，发现许多问题，回北京后找教育部、文化部的同志一起研究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学 习，可以向群众学到许多东西。我们以后要同学校师生谈心，了解他们的切身利益（不是表面的），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一个人的认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在成都，我们逛公园，开始很好，但十分钟后，被发现了，几千人围起来，鼓掌、签名、喊万岁，很不自然，就不能平等交谈了解情况了。因为热情过分，只好秘密来秘 密去。过去我们为什么能百战百胜？高级指挥员经常到下面了解情况，要下面讨论作战计划，发挥军事民主，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战胜国民党的关键所在。
“这种领导作风在学校也可以运用，这是很重要的。校长与教员、学生及相互之间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就可以百战百胜。
“印尼亚非会议开得很好。全世界都在等待周总理作报告，美帝更着急，这个报告了不起哩，对国际形势作了全面分析，我们去开会不能把我们的意见 强加于人，要搞什么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一定通不过。会前毛主席和各民主党派作了协商，决定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通过反殖民主义，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的完全独立，要求世界和平，把亚非各国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战争分别开来，结果谁也不敢公开反对，不敢要求美国来建立战争基地，会议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帝国主义最怕亚非团结，就想挑起争端，让亚非会议成为‘吵架的俱乐部’。会上，有一些很依赖美国的国家就按美国之音的调子，大谈‘反对共 产主义的精神控制’，‘反对新殖民主义（指苏联），解放东欧人民’当时巴基斯坦总理在会上大骂共产主义，我们不正面争辩，只骂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中国贫穷落后，我们五年的建设超过以前几十年……说明独立与和平的重要。我们有联合，有斗争，在会下找印度、缅甸等友好国家总理谈了许多提案，由他们提出，最后使 这位巴基斯坦总理亲自找周总理说：‘我来开会前是对您对新中国有成见的，这次会议您的正确态度使我感动，您不反驳，很冷静，换个别人恐怕早就要退场了，可是您还是很冷静，我以为您一定要借机反对我们了，可是您却哈哈大笑，很幽默。吃饭时您还给我们添茶，很平民化。不是您的领导，会议是开不好的。巴基斯坦是 小国，我们绝不反对中国，我们要中巴友好，我们小国有困难，需要美国保护，您骂我是美英走狗我也能接受，我愿到中国去参观……这些话我本想写在讲稿中，怕别人说我受了您的影响，所以又划去了……’黎巴嫩代表也是如此，说了不少反共的话，但最后还是找周总理谈话，说周总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闭幕会上他 说：‘会上只有周总理没有犯错误，只有周总理的旗帜在高空飘扬，只有中国这个伟大国家才能派得出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我认识美国许多领袖，中国如果要与美国谈判，我愿意效劳。’泰国代表开始发言怕中国利用华侨颠覆他们政府，我们在下面找他谈话，说中国这么大，首先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要侵略？后来他就 不说什么了。锡兰代表要求解散各国共产党和东欧几国共产党情报局……会快散了，周总理说，这话我们不同意，下午再讲。会上周总理考虑让步不行，要和他斗争，就问他：是否企图通过解散共产党的决议？他说不是，是说说就算了的。许多人围过来了，尼赫鲁总理说：‘你也不打个招呼就说。’锡兰代表很硬，说：‘你 不打我的招呼，我打你什么招呼？’吴努总理要请他吃饭，他不干。周总理说：我只是想了解你的企图，没有别的意思。你们是五个发起人之一，对我们这样不客气，有点不礼貌。我们有外交关系、贸易关系，你这样说不好。他们锡兰的其他代表在后面就催会：‘快握手，快握手！’后来他回国后就不被信任，要他交账，他 说已和周总理谈好了访问中国，周总理也答应访问锡兰。土耳其代表始终反对中国，但当最后周总理提出再开第二次万隆会议时，他立即站起来表示支持，也表示对中国道歉。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国家也是要求独立的，对反共人物不能抱幻想，但最后他还是不能不低头。中国大公无私，只解决别人的问题，坚持反殖民主义、民族独立、世界和平，使人们看到中国是不侵略的。坚决反共、爆发战争对小国有什么好处？许多国家得到中国支持，口口声声对周总理表示感谢。周总理找许多国家代表谈话，介绍中国经验，他们对中国工业化、军队建设等很感兴趣，可惜因为时间紧，不少国家未能交谈。周总理每天只睡4个小时，特别紧张，和外国领导人谈话，有时使人流下热泪，非常钦佩周总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
……
陈毅同志真能说，这种报告有血有肉，毫不空洞，要多听几次就好了。这真是“活的马列主义”！
5 月 18 日
周祖谟先生非常值得学习，他干什么都非常认真，写黑板报一笔不苟，自己刻油印讲义，也是一笔不苟，直到最后一个字。最近他到天津去给两千多大中学教师作报告，是民盟、民进及教育工会主办的，不去不行，准备了4天，只讲了3个钟头。多么认真。在课堂讨论时，他总是启发大家独立思考，自己去解决问题。
日记写作者：段宝林，退休干部，现居上海。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天涯》 2005 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