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气
● 侯桂新
一
十八岁，出门远行。
1995年金秋的一天，我背负行李，一边是铺盖，一边是皮箱，一半是兴奋，一半是忐忑，“心里颇不宁静”，仿佛朝圣一般，去追寻自己的梦。
从一个偏僻的山村，鲤鱼跳龙门，一下子来到京城。这一跳的幅度太大了，其间的落差，需要不少时日才能消化。从仰望到融入，其间有一条漫漫长路。
走出北京站，熙熙攘攘。嘈杂的广场上，到处散落着人群，无数小商贩在其中不住穿行。那时的北京，喧嚣浮躁而充满生机，貌似无序中，要比现在多几分乡土气息。
从火车站到学校的路程是漫长的。103路电车在市中心左弯右拐，到了终点站动物园后，再换乘332路公共汽车，在狭窄的望不到头的白颐路上颠簸。路的两边是整齐粗壮的大杨树，骑车的行人遇见大车，几乎没有容身的空间，只能往树底下闪避。1995年的中关村还是偏僻的郊区，除了刚刚兴起的电子一条街，似乎和市场经济、现代商务等沾不上边。随着离学校越来越近，我脑海中一些不着边际的想像受到了冲击。原本以为北大会处在北京的中心，不管是地理、政治还是学术文化方面；现在看路旁的景观，甚至有马车在缓缓行走，真疑心是到了另一个乡下。
直到下车，找到了南门，抬头望见毛泽东题写的校名，一切想像才慢慢找到了附着的载体。校门并不高大雄伟，向里边看去，水泥道路两边的建筑也都灰灰的，古色古香中显出几分简朴。迎面走来的学生，衣着大多并不鲜艳，却都带着怡然自得的神情。
我终于踏进了校门。那一刻，伴随着心跳来临，我成了北大人。虽然，北大人的身份不是一夜获得的，北大人的意识更需长年累月的积淀。七年间，在北大吸收消化的一切，一点一滴融入自己的血液。七年后，我走出校门，犹自频频回顾，蓦然发觉，作为一名北大人，这一身份的内涵仍在生成当中。
二
在报到的过程中，我遭遇到两次意外。一是办完注册手续，在大礼堂参加完开学典礼，出门后突然发现录取通知书丢了，惊出一身冷汗。还好，后来从没有被要求出示过这一“入场券”，只是遗失了一件颇为珍贵的纪念品，未免遗憾。二是报到时听到消息，一年级的文科新生都要去昌平园分校呆上一年。海淀已经够僻远了，何况闻所未闻的昌平？在昌平读书，能算北大人么？心凉了一截。偏偏天空又不时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应和着某种类似被遗弃的情怀。
多年之后，对当年被“发配”外县已不再耿耿于怀，对于其间得失亦能较理性地看待。昌平园是一个有点孤立封闭，却又生机勃勃的小园子。出得园门，方圆一里之内不见人烟。有人戏称我们在此度过的一年是高四生活。这是从清苦奋进的高三生活向斑斓多姿的大学校园生活的一个过渡。当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大学生活被延迟了一年，也就相当于提前一年结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亏了？还是同时也获得了某种缓冲和保护？外面的世界太精彩，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去尽情拥抱吗？我当然不会忘却，在昌平园的一年，每逢约上同学“进城”观光，在燕园的湖光塔影下流连一番后，离开时的依依不舍和惆怅无奈。不过，昌平园也有自己的风景。这里的草木更深，绿色更多，园子的东部还有一大片土地，用来种植玉米。园子的周围，山清水秀，景点众多，十三陵、虎峪、老北京缩微景观、八达岭等，我都是在这一年间游览过的。尤其是虎峪等地，相信众多北京人未曾耳闻，那里山的坚硬与水的清亮，罕见地都异常纯粹。我们看到两块巨大的岩石耸立在山谷间，据说便是穆桂英大战辽兵时的拴马石。
多数时候，从周一到周五，我们连园门都不出，因为哪怕是到昌平县城，也有两三公里路途，需要乘坐当地农民出租的三轮车。园子里的生活也并不那么单调，各种社团活动争奇斗艳，吸引了大部分学生。我参加的是园刊《世纪风》。交了一篇落寞的散文应征，某日被班主任王宇根先生叫到他的房间，通知我被录取了，并且表扬我的文字不错，比较有底子，达到了大学生的水平。他也许不会想到，这几句简短的评价，日后我一直感念在心。
上课、读书、写稿编稿，生活其实也挺紧张，但相比后来，在昌平园的一年，时间的脚步还不是那么“匆匆”。至少晚自习后从主楼返回宿舍的路上，可以在路灯底下踱步，把思绪放飞。那一年人特别善感，常常徘徊在思念、思索和思虑之间，“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这似乎有点境界不高。然而多年以后，踏入社会，碌碌辛劳中，连这一点咀嚼的空间和精力都没有了，心灵越来越枯涩，便不免怀念昌平园那一条踏过不啻四五百遍的小路，以及清晨路边的阳光露水，和深夜闪烁不定的昏黄灯光。
三
在昌平园的时候，同级的文科新生，男女相加，总共不过六七百人，都住在一栋宿舍里，加之只有一栋教学楼，一个食堂，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因此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有印象，尽管未必能叫出名字。在路上遇见了，认识不认识的，一般都会含笑打个招呼，这一份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往后不会再有了。记忆中，那时人的笑脸特别明媚。
这种感觉很快流失了。一年过去，我们回归燕园，这一个魂牵梦萦的所在。就像一股溪流汇入一条大河，昌平园的熟人们四散开去，无声无息，大部分竟然永远消失在视野之外。燕园太大了。
经过一番打散重组，我们重新上路，开始真正触摸和融入北大的传统和现实。
二年级的时候，部分同学还是保持着对学生社团的兴趣，我也加入了北大校刊，成为一名学生记者。三年级以后，大家对校园活动似乎普遍失去了热情，更加关注个人的生活和出路问题。就自身而言，除了读书和写点东西，我长久得以维持的兴趣，便是听讲座。
北大的讲座文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这当然和它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有关。一般来说，凭借它的声望，被邀请者不管名气多大，职位多高，都不会拒绝。于是，北大的学生有福了，可以见识到各个领域最优秀的思想者。
我在北大听过的讲座和座谈不算少，印象比较深的却只有几场。
一是张承志先生的。一个秋日的下午，他在三教最东边的一个大教室，201或301，以考古学者的身份讲西北草原。能够容纳100多名学生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不少路过的人从门外踮着脚尖，透过一群人脑袋的缝隙，想要往里看个究竟。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张承志的形象非常高大，是一个以笔为旗抵抗流俗的斗士。以是，当我在教室里第一次看见他本人时，非常惊讶。一个中等个子的中年人，衣着朴素，头发稀疏，尤其和我在书上照片看到的年轻时的浓密不同。这一场考古学讲座的内容如今在我脑海中只余下个标题的大概内容，而张承志黝黑的皮肤、平实的语调和卷曲的头发则时时浮现眼前。
二是王蒙先生的。这位曾经当过文化部部长的 “ 五七 ” 一代老作家，对中文系的师生很有吸引力。或许是为了避免拥挤，座谈被安排在五院中文系的会议室，有幸参与的差不多都是中文系师生。我又一次感觉到想像和现实的错位。王蒙，这样一位充满睿智和幽默、文笔如长江大河奔流不息的长者，就是眼前这位其貌不扬不声不响的干瘦小老头吗？那一天他的兴致好像不高，几乎没说什么，他的话，我是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三是余华先生的。声势很大，被安排在一教的 101 ，一个可以容纳 400 多人的大阶梯教室。但还不够大，讲台左右和门口内外都挤满了人。作为先锋作家的主将，余华的外貌并不先锋，壮健的身躯，饱满的面庞，双眼炯炯有神。谈话比较幽默，同学提问踊跃。讲座结束后，争相合影者众。遗憾的是，我那一天的合影相片，不知何时无影无踪了。
四是李欧梵先生的。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在新落成不久的理科教学楼一楼的某个大教室。由本系的陈平原教授担任主持。李欧梵先生其时是大名鼎鼎的哈佛教授，那天的讲座以老上海三十年代的月份牌为主要内容，放了许多幻灯片。当时，他那本后来反响很大的《上海摩登》大约已经完成英文稿。不过还在读本科的我并不清楚其治学理路，只留下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印象。更加意料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我能和他在香港再会，并成为他的学生 —— 许子东教授 —— 的学生。
外校的学生常常跑到北大来追星。对于北大自己人来说，只要你有意，隔三差五总能见到各行各业的社会名流。见得多了，渐渐习以为常，在不断拓宽视野开阔心胸的同时，不知不觉间打破了偶像崇拜的心理，从而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定位。北大精彩纷呈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熏陶，这一点应是最大的功用之一。
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的日子，空中微微飘着雨丝，我在微雨中沿着未名湖北岸散步。不经意间，一辆中巴无声地从身边驶去，车窗内一张熟悉的脸庞一闪而过。好几秒钟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江泽民总书记参加校庆来了。我一边想着刚才看得太不清楚，一边继续沿着湖边散步。
四
相对于这些不时光顾的外来名人，北大校内则是名师荟萃，文采风流。“漂亮的女生”无时不有，而“白发的先生”更是北大的价值所在，可遇而不可求。予生也晚，进入北大已是二十世纪末，前辈师长津津乐道的一些“北大旧事”——诸如在王瑶先生的烟斗熏陶中增长学问，在未名湖畔追随宗白华先生进行“美学散步”，在大礼堂前将时任副校长的文化泰斗季羡林先生当作校工、让其帮忙看管行李等 ——已无由得见，只能从口耳相传的各类轶闻中怀想当年。经历过五四时代的老先生们大多仙逝，王力、吴组缃等教授都只闻其名了；硕果仅存的几位也早已远离课堂，深居简出，轻易不得相见。
当然，真要想见这些“活着的传奇”也不难。以个人名义请教学问、以社团名义邀请讲座、以学生组织名义请求题词或赠送礼物等，都是正当理由。不过，多数学生内心不愿意去打扰这些老人，尤其是当知道他们仍然很忙或身体不佳的时候。此外，心里必然也含有几分敬畏。
燕园的西南角有一片独立的世界，一片面积不大的地方，四周有围墙，里面安安静静，林木葱茏，稀稀落落散布着几栋双层小楼。这便是燕南园，一个园中之园。住在园子里的，是少数几位教授中的教授，年纪和声望都很高，譬如有中文系退休教授林庚先生，一个充满童心的学者诗人，三十年代即已成名，从事研究过程中，将盛唐诗歌的风格特色高度提炼为“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两个精辟传神的短语。我认真读过林庚先生的部分诗歌，用心体会其中情怀，但从未想到登门求教。事实上，直到研究生毕业，我从未进入这个园子，从未搅扰过它的安宁。只是一年一度春秋，路过的时候，常常去看那伸出墙外怒放的红花，以及秋风中摇曳的劲草。
“那个某某是你们学校的吧？”常常有人这样问我。“是的。”我说。“你见过他吗？”人家再问。“没有。”我老老实实。“很有名啊，怎么不去见呢？”对方有点惋惜了。“没什么事。”我说。“嗯？”疑惑不解的神情。“嗯。”见怪不怪的淡然。
知情者会说我不懂得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当年要是多去拜访一些人，拍个合影，留个谈话记录，以后出本书不是很容易吗？是的，离开学校后，心中也有些遗憾，不过全然不悔。
最善于利用北大资源的，往往是一些北大的边缘人。这批人跑到北大听过几场讲座，加入过学生组织，有事没事到校园里晃荡，逮住名人就合影，有的还索取过名人手札，自居名教授的非正式弟子。这以后，他们就开始谈论北大了，大谈特谈，从历史到文化，从传统到现实，从精神到学术。当然，其中必然抬出北大某某名人，以作后盾。有的还创办所谓的文化公司，将“北大”二字镶嵌进公司名称。有的神通广大，不知怎么就和团委之类的搞上了关系，打着北大的旗号在外到处招摇。
须知，真正的北大人是不怎么谈北大的，更不会整日把北大挂在嘴上炫耀出身。鲁迅在北大任教有年，却“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只是当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之时，在学生会的力邀下才写了短短的几句话，如“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之类。当北大和你血肉相连，成为自身的一部分，酸甜苦辣样样俱全，真不知从何谈起？我至今未见同学间有写过回忆北大的长篇文章的。不是爱不够，常因情太深。这就像父母，恩重如山，然而我们有几个人会想到要为他们写点什么？要谈，要写，除了一些陈年趣事，也多是反思多于廉价的赞美，否则不成了自吹自擂吗？北大形象的某些方面近年受损，北大边缘人的某些空洞浮华叙事难辞其咎。
五
上个月，一个本科同学来香港出差。我们难得一见，因此虽然时间很紧，我还是在夜里来回两个多小时，和他相见，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天。这位同学当年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本科毕业后被保送到上海某大学上研，之后又读直博。如今回顾，他坦言到了上海后，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因为读硕士时开的课，他早在北大读本科时便学过了，而且老师讲得更深。到了读博士时，更主要靠个人钻研了。
我的一个老乡兼师兄曾对我戏称，北大中文系是全世界最好的中文系。初听我颇愕然，继而恍然大悟。北大中文系作为国内学科最为齐全、师资最为丰富的中文系，在于中国执牛耳的同时，自然也便高居世界第一了，否则才怪了。
北大中文系能开出最多的课，却偏偏不开文秘、写作之类的实用课程，而开出一些古典文献选读、小说的艺术之类的非实用课程。其目标，号称是打好基础，提升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任凭社会如何日趋功利，中文系的学生一般来说，还是能够把握好“有用”和“无用”的辩证关系。文科不够实用甚至没用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偏见，多年来，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出自清华、上海交大等理工科院校，人们对于北大这样占有文科优势的综合性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产生怀疑。然而，据《南方周末》统计，截至2007年5月底，拥有北大教育背景且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多达57人，远远超出清华出身的37人。昔日的“北大荒”，摇身一变为“北大帮”。这意味着更多文科背景的官员开始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文科无用论”可以休矣。
社会上长期存在的另一个对于北大人的偏见是认为北大人太“狂”，太独，不善于待人处世，与人合作。这种本质化的论断其实是相当浅薄无知的。凡是断言北大人如何如何的，都不可信。因为“未名湖是个海洋”，穿梭于校园里的几万学生，个个不同，在兼容并包的宽松气氛下，发展出多元并存的文化丰富性。社会上关注北大，常常拿北大说事，其实那不时发生的个案，未必就是北大的典型，不具有充当三段论前提的意义。包括对北大的各种宣传也是，多数来自所谓的校园精英，他们并不能代表同样生活于北大的“沉默的大多数”和“中国的脊梁”。
今年六月，在北大中文系的网页上突然看到系主任温儒敏教授致07届毕业生的一封公开信。信比较长，重点之一，便是提醒大家步入社会后不要过于“清高和任性”，要懂得必要的收敛和妥协。温老师固然是有感而发，外人就此批评北大却并无根据。从来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拿出可靠数据，证明北大的毕业生真的就比别校的“张扬”和“怪异”。北大人也是聪明人，要说他们连基本的人际关系都处理不好，其中又怎么可能有57人成为了副省部级以上高官？
认为北大人“狂傲”的人，很可能是无法懂得“傲气”和“傲骨”的区别。“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一百多年来的挨打和落后，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是一个重创，时至今日仍未复原；具体到微观层面，便是某一社会群体乃至个体的不自信。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北大人的强烈自信和傲骨，在部分国人看来便成了眼中刺，心高气傲啦，狂啦，太自我啦，特立独行啦，不好合作啦，都成了莫须有的瑕疵。
然而，在我看来，怀有充分的自信正是北大人最可宝贵的品质。这种自信是由北大的独特历史传统和整体文化气氛熏陶出来的，名师云集，名流往来，藏书巨富，都是构成这种校园文化气氛的因素。在北大，只要一个人有所追求，他就能够感觉得到某种“精神的魅力”，寻找得到必要的丰富资源，海纳百川，将其化入自己的灵魂，并在潜移默化间获得某种沉稳而恢弘的气度。
归根到底，北大能够馈赠给它的子民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的硕士导师曹文轩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背景》，标题的两个字便说明了一切：北大作为一个巨大的背景，给予北大学者特殊身份，成为他们的无形资产，使其感到富有，收获自信与勇气。作为从北大走出的一名普通学生，我愿意用另外两个字表达北大对于我的意义：底气。对于多数北大学生，我想这个词也是适应的。
六
2006年，在离开北大四年后，我放弃了重回母校攻读博士的机会，南下香港求学。过去一年来，常常思念北大。由于有了新的参照，更加认识到北大某些方面的可贵，以及它在个人精神建构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对它的一些弊端也看得更为清楚。北大从来不是完美的，尽管它在中国几乎是一个神话。当局者迷，有一部分师生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仍陶醉于“北大真大”的快感中。固然，相对于一般高校，北大风气更好，进取心更强，但如看不到它的种种局限，或者虽然看到却迟迟不干实事去解决，对于北大未来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有时听到外人说，幸亏还有个北大，北大人就不会怎样怎样，北大就不会有什么什么问题，感到很欣慰。但有时也听到本校的老师说，中国未来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就系于北大一身了，只要北大不倒，中国就有希望。这种坐井观天的自大狂言论，又让人很悲哀。
真正的北大人还是应当更清醒些。不要有那么强的优越感。不卑不亢永远是最好的。
北大的路正长。
（侯桂新，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级本科生，199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寻找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