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日记（1954-1955）
● 段宝林
（1954 年）8 月31日
今天到了北京，是乘的上海—北京“新生北上团”专列，超员10%，人很多，组织得很好，一路说说笑笑，虽然走了三天三夜，但也并不感到累。
想到在上海乘三轮车到北火车站的路上，一路和年轻的车夫说话，这是我破天荒的第一次说这么多话，而且大声说话。他是我们苏北老乡，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门前看到梁祝的电影招贴画，他说他看过这电影，还知道是袁雪芬演的。他特别羡慕我能到北京上大学，还能见到毛主席。他把我一直送到车站的最里面，嘱咐我“路上小心，一路平安”。他扶着车把，迎着太阳，眯着眼，仰着头，目送我提着行李消失在人群之中。
9月7日
开学了，走进教室，在文史楼107朝北的小教室，游国恩教授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史》（一）。多么激动，多么高兴，一只五千年的百宝箱，将要在我面前开放。我激动，就像8月18日那天在解放日报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那样（发榜在报纸上）。我好像走进了花房，玫瑰和丁香在我眼前开放，我闻到了中国文学迷人的馨香。
9月8日
晚自习后从文史楼回来，多么不想走，无奈图书馆的铃声老摇，不能不离开。走在路上感到特别幸福，又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我总忘不了三轮车夫在告别时深情的目光。我是幸运者，要代表我的同龄人上大学。又想到上海的战友们，他们此时可能还在办公室为电报而加班，可能又要干一个通宵。我是多么幸福，如愿以偿上了北大，怎能不加倍努力，在肩上担起他们的一份。
9月22日
刘绍棠向王磊说：“写作不能间断，如间断了一个时期，笔就要生锈了。”他是小说家，中学就写小说，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有一篇还被叶圣陶选到高中语文课本中去。现在虽然一周32节课，他还是抽空写小说的。
9月25日
（学苏联，“六节一贯制”，中午到一点多才吃午饭。）
中午赶到大饭厅，很多人拥在桌旁打菜，炊事员特别紧张，把勺子甩来甩去，忽然，大木桶“空、空”地响了，“菜没有了，去拿！”却好久也没拿来，大概要重新做了。大家等得很苦，有的就骂开了，“怎么搞的？……真糟糕”“事务长要打屁股！”我不理这些，咬着饭团干吃起来，这样就吃掉了半碗饭。边吃边想些愉快的事，我想到有一次舞会上，我和她跳完舞后，她对我仰着脸含情的一瞥，真使人神魂颠倒如入云中，唱着柔美的歌，我周围有多少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扎着小辫子穿红绒线上衣，粉嫩的脸白里透红，白的或花的衬衫领子翻出来，眼睛总是活泼而天真的、智慧而多情的……想着想着，不禁微笑起来，这是多么好的事，在人们着急、生气的时候，我倒是极幸福的。
10月2日
昨天凌晨3点就起了床，吃了饭就集合到清华园乘火车进城，参加天安门国庆大游行。最幸福的一刻，多年向往的一刻，令上海、南京的同志们羡慕的一刻终于来到了。
我们高举花枝，跳着、喊着毛主席万岁，从天安门下走过，可惜眼不好，未能看清台上的贵宾们——赫鲁晓夫、胸前满是勋章的布尔加宁、金日成元 帅、贝鲁特等外国领袖们，也没找到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和周总理，甚至连毛主席也没有看清楚。我们走在第一路，最靠主席台，但人们把花举得老高，挡住了视线，人们跳着，挤成一团，拼命喊“毛主席万岁！”听他们说，毛主席拿着帽子，向我们一共挥动了3次。我只看到毛主席站在正中，他两旁空着，很显目，我一看就看出了他熟悉而巨大的身影，但就是看不清他的脸，天安门是太高，离得太远了呀！
这有什么关系，我作为群众的一份子，来参加游行是为了庆祝国庆五周年，庆祝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是为了庆祝我们祖国第一部宪法 胜利通过，庆祝我们的骄傲——共产党领袖们胜利当选，庆祝日内瓦会议的胜利。我们在外国贵宾面前表示中国人民的友谊与保护和平的决心与力量，表示我们解放台湾的坚决意志，我们是六亿中国人民的代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毛主席面前走过的，我又想起上海那个三轮车夫的话：“这些事是不敢想的呀！”我也代表着他，代表着千千万万工农大众及其他热情而纯朴的人民。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队伍从南池子经过北海与中南海之间的石桥到西四牌楼即散了，我们又走回到红楼去休息。北海的石桥较窄，人多，天安们观礼的首长们乘汽车回中南海，看得很清楚。
在红楼主广场，看到一匹马在地上打滚，古尔巴扎尔是我辅导的蒙古留学生，他指给我说：“你看，这马在做体操锻炼身体呢！？”晚上到天安门去参 加联欢晚会，经过东单中国书店，发现很多“四部丛刊”的影印缮本书，并不贵。即买了二本：《分类补注杜工部诗》（后来又去买了李白和苏东坡的诗）。
在长安街上，看到很多去参加晚会的人。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门前，看到一队打腰鼓的年轻人，那英雄气概真是把人羡慕死了。那高大英俊小伙子， 头上是白毛巾打的英雄结，穿滚边的白绸子中装，用红绸子把腰鼓束在腰间。目光炯炯，鼓声咚咚，那动作特别优美强劲，打几下，右手抬过头顶亮相，有力而英武，充分体现出新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令人永远难以忘怀。
我们5点钟就到了天安门广场，狂欢的人们已围起一个个圈子，在跳集体舞。我们也进去跳了一通，尽情地跳，忘了害羞。今天我穿了在上海做的花 式夹克衫。吃饭时张圣康大感新奇，唐沅向他摆手，施泽群说：“当一天花花公子！”我不管他，这是我最美的衣服，他们都说好看，一定要我穿！就当一天“花花 公子”吧。想绕广场一周看看全景，但刚出圈儿就挤得透不过气来，不少圈子里有专业文艺团体在演出，水平很高的。我们扶着前面人的肩膀，结成一条龙，应着音乐声，跑着前进。
夜8点，随着咚咚的炮声，天安门前五彩缤纷的焰火就连续不断地在天空开花。有四个台子，每隔十几秒就放一次，中央则是不断喷发的焰火喷泉，有红有绿有白有黄，显得特别明亮。四周有强力的探照灯在空中形成一束束光柱，有时聚会在一起，有时又分散开来，特别好看。五彩缤纷，心花怒放。每一颗火珠代表一颗心，代表中国人民千千万万闪光的心。它又使人想到战斗想到为革命献身的千千万万烈士的红心。我们是多么幸福，满怀信心地高举烈士留下的旗帜，为消灭贫穷落后，建设理想的幸福家园而奋发前进。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虽然很累，但仍然高昂地唱着歌，踏上了归途。
11月8日
到中国作家协会去听立陶宛诗人的报告。跑着到中文系办公室去拿票，差一点人家就下班了。是作协的请柬，和冯文元一起去，忘了拿眼镜，又跑回来取，跑得满头大汗。他在汽车站等过了两辆汽车，着急了。一位好心的北京人告诉我们，到南河沿不要乘一路，乘三路可以直达。
11月12日
张虹（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我在《马列主义基础》笔记本的扉页上描写了祝老师（她是从复旦刚毕业的年轻的女教师，辅导此课），她在检查笔记时看到了，哭了，反映到系里和团总支，你怎么把笔记交给她自己看呢？是有意的吗？你描写人家“小辅导员太忙了，一个辅导八九个班。圆圆的脸渐渐尖了下巴，……是啊，变了，不太美了，但品质上不知美了许多倍，多美的人，这样努力于党交给的任务。”对老师怎么能这样写呢？这是侵犯了别人的人格，不尊敬师长，不可容许的疏忽。
我解释我是在上课前老师未到时随手作的素描写的感想，本是写给自己看的，绝不是给她看的，谁知她要检查笔记，我也就交上了去，当时早把这事给忘了。没想到会产生如此后果，实在太意外了，太突然了。张虹很严肃，她是从部队来的，原则性很强，说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形式主义的美学观点，不尊敬老师……我只有低头反省。而她的批评却声色俱厉，使我胆颤心惊，只好全部承认，说自己是犯了一个错误，她说你平时表现还不错，作风踏实，社会工作负责，这还不能说是品质问题，但要引起严重注意。
组委华炎卿找我谈话，他同意我的意见，但又说要向支部反映。不要再追究了。可是晚上即开支部大会对我进行批判。大家声色俱厉地批评我：“上课时胡思乱想，不好好学习。”“用轻薄的语言描写老师，还送给老师看……简直不能容忍……”我实在接受不了，也不好解释，只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张钟（总支书记）在全年级大会（200 人）上又讲了我的事。我成了“名人”了。新闻系都知道了。
11月25日
想到在外文楼听苏联著名作家卡达也夫、斐定等人的报告，他们说在高尔基文学研究院教学中有一个规律，凡是达到优秀成绩的人并不是在写作时感到容易的人，而是在写作中感到困难的人。因为只有不回避困难，才能想一切办法克服困难，提出对自己最严格的要求，才能写得好！
对初学写作者来说：宁肯少，但要好，是最关键的，并不是人人都乐意这么做。
12月31日
除夕晚会，迎接1955年新年。
请外国留学生一起吃晚饭，这是团年饭，蒙古、朝鲜、罗马尼亚的留学生都来了。他们都穿上了节日盛装，到大饭厅来会餐，虽然菜并不多，但大家吃得很开心，很热闹。
吃完晚饭，去文史楼开联欢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来录音。
杨晦教授（系主任）也赶来参加，他还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谈得很随便，句句话都那么亲切，而且有深意。他说，以前在快乐时不能谈进步，好像那是不适宜的，对不上头来，而现在就要谈，只有进步才能真正快乐，不进步又如何快乐呢？……最后他以“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结尾，祝新年进步、快乐。然后是留学生讲话，朝鲜留学生都照讲稿念，罗马尼亚的江东妮却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人走了以后才讲，她说怕录音，她的北京话很流利、很生动，深情地说，和你们在一起过年才幸福，你们就像我的兄弟姊妹一样……。最后她引用一位苏联艺术家来北大访问时讲的一句话作结：“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当他感到他的祖国需要他。”孙波同学讲话，讲他从工农速成中学来到北大，同学们都热情帮助他学习，老师们像自己的爸妈——游国恩先生像妈妈，很耐心，细微，照顾得无微不至，而周祖谟先生则像爸爸，很严格，发现我们做得不好的地方就严肃地指出……这位从小参加革命部队的文艺团员——大学生，怀着激动的泪水向大家拜年，表示衷心感 激之情。
文娱节目开始。朝鲜同学跳起了“道拉基”双人舞，他们柔和的手一弯一曲、一转一动，都那么优美、有力，激动人心，我们有节奏地拍手、唱歌，为她们伴奏，李金素和金贞素跳得真好。古尔巴扎尔唱了很有草原风味的蒙古民歌。江东妮唱了两个中国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在那遥远的地方》，她 唱得那样自在、俏皮，引起阵阵掌声。
刘绍棠讲了一个故事《乔太宗乱点鸳鸯谱》，他说中国的短篇小说很少，但很好。他把冯梦龙《三言》中的这个段子看了6遍，从头到尾，把这个故 事讲得头头是道，曲折动人，许多语言似乎是小说原有的，可见他“背书”下了多大的功夫。都说他是“天才神童作家”，而他自己说，这全靠自己下苦功夫。他看 了6遍，这耐心是惊人的，而出于爱好，并不太累。刘绍棠记忆力极佳，他复习联共党史，看了几遍，就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会后到大饭厅去参加联欢舞会。
当1955年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幕布拉开，马寅初校长满面红光，在舞台上向大家拜年。他说：“兄弟刚从中南海参加团拜回来……祝大家身体健康”，他还介绍了自己洗冷水澡和到颐和园爬山锻炼的经验，说先用热水泡，然后用凉水一激，把脏东西都从毛孔里挤出来了，血管的弹性也得到了锻炼。他还说已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可是学报主编翦先生不让登，你看他身体那么瘦弱，还不重视体育……表示不满意。
（1955 年）1月24日
考试完毕，有惊无险。考《马列主义基础》遇到麻烦，第一次抽考答两个题回答得滚瓜烂熟，王玖芳先生还不放心，让我再抽一签，又烂熟如泥，只好给予“五”分（优等）。文学史感到轻松，但还是出了小问题，又重考才得优等，游先生要求很严，自己有些麻痹了。俄语是轻车熟路，在备考的三天中，还抽两天看了一部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进城玩了一天，见到所有从华东局调到中央来的同志（当时华东一级机关要取消），又到故宫参观。宝贝太多，记不住，记住十分之一就好了。
晚上在第三阅览室看杂志，对面坐着两个姑娘，一个用书盖着脸在哭，一个却在大笑，我看到那个哭的是个腿不好的残疾人，那个笑的则是每天推着她上课的同学，她们似乎比姊妹还亲，每当在路上看到她们，我就想：我们时代的青年，是历史上最好的青年……但她为什么哭呢？可能是看小说感动得哭了，而另一位却在笑她，见我发现了她们，她笑得更起劲了，我禁不住也跟着笑了起来。而我旁边一位邻座却正埋头看他的英文书，并没有觉察到眼前这一幕有趣的活剧。
2月9日
丁玲来北大作报告。她说二十多年前她想上北大，进不来，只能偷偷听课，现在你们的校舍比城里更漂亮，你们太幸福了，怎么还有人感到枯燥呀！
她介绍了到苏联参加作家代表大会的情况，说会开得很民主。发言时并不说什么“基本同意”，而是一开口就提批评意见，你什么地方不对，什么地方没讲到。大家对爱丁堡意见比较多，苏尔柯夫的报告也批评他，但他就是“不同意”。他白发苍苍，听到批评一点也不紧张，很安闲地上台反驳。“反批评又来 了”，他似乎无所谓。
苏尔柯夫、西蒙诺夫的报告都受到批评。肖洛霍夫批评西蒙诺夫什么都写就是创造不出人物。老作家革拉特柯夫（《士敏士》的作者）、法捷耶夫都批评他，但他无所谓，不理不问。苏联诗人发言的多，儿童文学作家有30多个，发言的也不少。波列伏依作儿童文学的报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真正的人》……都列入儿童文学之中，范围比中国广。孩子们吹号打鼓列队上台，讲话先是感谢，然后就指名道姓地批评作家：“马尔夏克同志，你在干什么呢？”……不断引起笑声。
会场上还有漫画壁报，一幅是“作家考试”，考官是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下面应考的是一个很小的形象，当代作家。可能是别林斯基说：“你口试很好，就是笔试不行。”还有一幅叫《批评家》，穿理发师的衣服，手拿一把大剪刀，长椅子上坐着一排人，有高有矮，有男有女，有光头有烫发 的，他不管什么三七二十一，一剪刀下去把他们剪得一样齐……
丁玲批评公式化、干巴巴，不敢写私生活和感情。说《夏伯阳》中的政委就对妻儿很有人情味。说她这次回湖南就是因为写的一个人物还差一点点，要写一个明朗的人，到生活中去再体验一下（在老家有这样的人）。不过很忙，最近又要写批胡风的文章。她说她不同意胡风“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过去胡风在重庆写的文章不大好懂，不过要学习就要看他的文章，他是庸俗社会学……
（未完待续）
（段宝林，退休干部，现居上海，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本文原载《天涯》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