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靖江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北大从来都不是“最高食府”,正如北京从来不敢自诩为“食都”。饮食粗糙自不待说,学者固穷,学生们更是难得耍几个闲钱养胃。一年到头,就算下几回馆子,总逃不出几道“底价名菜”的套路。我友昂某,雅好会饮而阮囊羞涩,每每入席必以“麻辣豆腐”、“炝土豆丝”下饭。店主引以为常,常将菜量加大几分,以示关照。一日昂兄暴得百金,遂邀狐朋唤狗友,堂然落座。正待让小二将本店名菜细细报上,柜后的老板不待吩咐,早已殷勤地将两大盘土豆丝和豆腐送上桌来。
其实,北大酒风之盛,远过于食欲。三五好友夜半翻墙,翻出去的多是乘兴夜酌,摔进来的必已酒酣意足。尝闻某学兄午夜醉归,不识归路,爽性就卧倒在未名湖畔。杨柳岸,晓风残月,清晨醒来一头雾水,摘朵野花便自上课去了。又传某人平素木讷,唯酒后滔滔不绝,说的居然全是英语。杜甫传世的《饮中八仙歌》和民间传说里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加在一起,才有此君的滂然气派。最高妙的还是我友赵氏,一回因遭女友踢踏,悲从中来,遂邀鄙系酒桶蒙古霍氏以解杜康之忧。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霍氏既已二目迷离,赵氏仍是三口一杯,不动声色。其后两人又去乘兴散步,绕了未名湖二十几圈,蒙古老兄双腿酸软,赵氏却浑然不觉其累。霍氏欲回,赵氏便威胁要跳湖自尽。大约半夜三点,霍氏终于夺路而逃,不再顾及赵氏的死活。赵氏倒也没有跳水,而是施施然自己往回走去,鬼使神差地摸进了女教师宿舍。照准房间,开始狂敲班主任的屋门。据说该女教员吓得魂飞天外,但门既未破,这一音容想必是旁人的杜撰。赵氏恍然发觉走错,悠然回头,这一次终于径直爬回了自己的床上,一觉醒来,已经是传奇人物了。这桩公案播传甚广,直至后来赵氏与女友破镜重圆、又随女班主任信了基督教,仍不时遭人提及此事,譬如蒙古霍氏,便发誓此生不再与之共饮。朱子忝居北大,酒肉之业亦不敢落人后,一次弄来一整条肉狗,斩成大块,借来电炉,沽得美酒,欲与三五好友共食之。不料北大 41 楼的电力系统十分不济,在一层宿舍里还未开锅,就烧断了全层的保险丝。于是移师二楼继续烹煮,只是不免多了几位厚颜的食客。我们一直烧黑到了五层,才将这锅狗肉勉强炖成半熟,但静候分享朵颐之乐的酒肉之徒早已满坑满谷,噫嘻狗肉与酒,多乎哉?不多也!而人生之至乐,又有多少堪与北大暴徒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相提并论的呢?
不独学生,先生们也常有此率性而为的草莽气。我师袁红冰,一日在课堂上宣称,倘有白酒一箱、蹄膀一盆、金庸的武侠小说一套,他就可以三十天不下床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是否渊源于此,他没有明示,但弊系酒品从此又高一筹却是不争的事实。九三年六月,朱子与另一同道刘峻因为聚众大闹了校庆95年的庆典。先是“五四”白天在三角地贴出覆满招贴栏的通栏海报,大书《精神的魅力》卷首语,既而操办了一晚的烛光摇滚音乐会,云集在东草坪高唱国际歌的学生逾千而遭校方整肃,社团“九十年代”解散,两名主犯也在处分栏里风雨飘摇了三个多月。先生遂在北大外的饭店里请我们喝酒壮色。一众十人无不大醉,赤膊坦胸,摔瓶砸碗,高唱蒙古酒歌,吓得老板几乎要去报警,这才歪斜着骑回北大,路上摔过几回,都不记得了。自此每闻高渐离于易水鼓瑟悲歌送荆轲之刺秦,都忍不住慨然扼腕,回忆起那场醉饮。袁先生的终极理想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喝二锅头、啃猪蹄,醉乎梁启超先生墓前,咏而归。”我一直向往着这种境界,惜乎先生后来不容于当政者,逐居夜郎,如此酒家之绝唱,不知几时可得实现了。
鄙系另一名师周旺生先生,平素温文尔雅,谦谦乎君子者也。然而一次与学生在宿舍里新年饮宴,逸兴勃发,席间慨然说道:“待诸君毕业之日,请你们喝茅台。一碗酒、一碗肉,一碗干饭!”众人轰然称是,争向周先生狂灌二锅头,不多时便将他麻翻在桌案上,这才想起没人知道先生的住址。于是只好将他背起,在学生宿舍里转了一遭,最后放在了朱子的床铺上。接下来就是我终夜未睡,恭坐一旁,不时听先生在醉梦里发几句中国立法的牢骚了。周先生一直待我甚厚,不单将他的大箸签名送给我,还曾为本人遭整肃一事奔波不平。虽然我终究没能遂先生的心愿作他的研究生,但离校经年,却始终忘不了扶他回家的某一新年的第一个早晨。
我常怀念在北大时的烂醉。似乎离开以后,不独再也没有醉过,甚至连喝酒的兴致,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偶尔友人来集,却发现一个个不是脂肪肝,就是肠胃炎,谁都不敢如在北大读书时那样烂饮狂歌,目中无人了。日子在庸常的岁月里流转,北大依稀还是,我们依稀却已不是了。
本文摘自《寻找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