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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难民危机，为什么沒有人问伊斯兰教的责任
希腊难民营出现人道灾难，为此，德国绿党在联邦议会提交一份议案，要求允许5000难民前往德国。在3月4日晚的辩论发言中，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赫格尔（Eva Högl）指出，提案中有"很多正确的东西"，但在目前局面下于事无补，现在所需的是"欧洲解决办法"。在唱名投票中，仅有117名议员投了赞同票，495名议员投了反对票。
希腊、土耳其边境传来的照片震撼了世界。成千上万难民和移民奋力穿越铁丝网。希腊军警施放催泪瓦斯，全力阻挡难民进入欧盟。部分难民手举向德国总理默克尔求助的标语。2015年，默克尔曾经向在匈牙利的难民伸出援手，允许其前往德国。如今的难民也怀抱同样的希望。
但2020年的德国已经与2015年时不再相同。就连德国总理本人在回顾当年时也表示，情况一度"失去控制"。默克尔形容，当时开放边界让成千上万人涌入是不能再被重蹈覆辙的"错误"。德国自2015年以来发生了许多转变。右翼民粹主义的德国选项党（AfD）拥有越来越多支持者。右翼恐怖主义增加。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与移民协会和宗教团体进行磋商。会议主题是如何令国家安定，如何制止不断滋长的右翼激进主义，并让有移民背景的民众摆脱恐惧。默克尔很清楚，如果德国再次发生难民危机，情况可能会朝反方向发展。
当今欧洲各国穷于应付难民。来自落后地区的难民，纷纷涌入欧洲，寻觅“欧洲之梦”。今天看起来，欧洲各国日渐趋于疲惫不堪，处处设防，却难以招架，不胜其烦。
西方现代政治的价值导向，至今还是依旧极大地由基督教的观念来推行，譬如，由“博爱”理念来解决时下发生“人权”问题，这是一种静态的、短视的观点——一边在“解决”，另一边却在制造更多的更大的更甚的人权危机，西方人越是想解决人权，那么叙利亚、乃至阿拉伯整体，乃至整个非洲大陆，那边越是想产生出更多的“人权”问题来，其疗法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其肤浅恰如中国李太白的诗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难民问题应从事物内部的矛盾处去寻找答案。为什么沒有人问伊斯兰教的责任；全体穆斯林的责任问题，尤其是处境在战乱之中的穆斯林，该去责问：为什么制造出残暴混乱的暴恐分子，其表现出的“圣战”勇气远远地超过逃难者们寻求“人权”的勇气？
回避问题的实质就是在回避社会正义，社会正义极大地是由“权利和责任”伦理来推导的。之所以会发生一边在“解决”，另一边在制造更多的更大的更甚的人权危机，就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正义发生了可怕的扭曲，“权利和责任”发生极大的混乱，既然发生了可拍的扭曲和混乱，于是就让低贱无耻之徒大肆利用之，因为存在着“有利可图”的必要性，所谓“有福共享、有难共当”即是。
二战以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 Jaspers)发表了他的《德国罪过问题》，帮助德国社会反思在纳粹极权时代所犯下的不同性质的责任和罪过。雅斯贝尔斯为德国人思考历史和历史影响提供了一套公共语言和概念工具。而且，他还特别把清晰的道德立场与政治建议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德国人帮助纳粹掌权，犯下的是“政治罪过”，德国人帮助形成新的极权政治文化，需要担负的是集体的“道德责任”。在德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有人提出“行政责任”，也就是说，即便当事人强调当时的做法是服从命令或者当时国家的法律，属于行政范围，也并不能改变做这些事情本身的犯罪性质，以及身在其中所要承担的罪责。
雅斯贝尔斯提出的问题，其实质是反映了“历史创造者必须自负责任”。德意志民族敢于担当，纳粹的罪恶史必然高度关联起德意志民族自身，其责任感反映在战后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各个方面，西方的浪漫主义和工具主义理性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可是在当今反映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上，这些问题所展示的罪恶性要超过70年前的纳粹主义许多倍，因为当今的恐怖主义分子所声张的价值观是全面地反西方和反现代性和反普世价值。惜乎，世人今天实在难见有伊斯兰、穆斯林、阿拉伯什么的“民族责任”的问题存在着，其中一大原因是，创造了“该历史”的人民，通过“政治庇护”的方式，堂堂皇皇、简简单单又大大方方地得以躲避了该负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