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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在中国是一种心灵的良药
在中国,批评体制是危险和被禁止的。表达思想的自由不被保障。而汉娜·阿伦特这位自由的思想家,如今在中国——正如在世界许多地方一样——被视为一种心灵的良药。她的许多书作在中国书店可以买到。她所发出的信息——可以重新开始——给人带来希望。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
阿伦特在1906年出生于下萨克森州林登市(今汉诺威)的犹太人家庭,三岁时,她的家人搬到东普鲁士的首府柯尼斯堡(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以便治疗她父亲保罗·阿伦特(Paul Arendt)的梅毒;保罗·阿伦特在他年轻时就染上这种疾病。七岁时,她父亲过世。她在一个政治进步的世俗家庭中长大。她的母亲是社会民主党的热心支持者。1914年,因战争爆发阿伦特一家逃往柏林。在柏林完成中学教育。
1924年进入马尔堡大学就读,并师从海德格尔与雅斯培,并与海德格尔有过四年的恋情。1929 年,在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培的指导下,她在海德堡大学获得了哲学写作博士学位。后来阿伦特迁移到海德堡,并在那里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培的指导写作博士论文,主题是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思想中的爱的概念。
1929年阿伦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但由于她是犹太人,无法获取教授学术资格认定,她也就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授课。同年,她与冈瑟·斯特恩结婚,但很快就开始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遭遇越来越多的反犹太歧视。1933年,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最高领导人的那一年,她因对纳粹德国的反犹太主义进行非法研究,而被有关当局逮捕,并被盖世太保短暂监禁。获释后,她逃离德国,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然后定居巴黎。在巴黎,她与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本雅明结识并成为好友。同时,她为犹太组织青年阿利亚工作,帮助年轻的犹太人移民到英国的巴勒斯坦托管地。1936年,阿伦特遇到德国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布吕赫。1937年,她与斯特恩离婚。同年,阿伦特因为有犹太血统而被剥夺德国国籍。1940年,她与布吕赫结婚。
随着二战爆发,法国部分领土被纳粹德国占领,德国占领当局逮捕犹太人并将其送往集中营,阿伦特不得不再次流亡,离开法国。但当德国于1940年入侵并占领法国时,尽管她在1937年被剥夺了德国公民身份,但她仍被法国人当作外国人加以拘留。阿伦特在知名犹太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协助下,得以从法国经西班牙逃亡至美国。
1941年,在美国外交官海拉姆·宾汉姆(Hiram Bingham IV)的帮助下,阿伦特与丈夫和母亲前往美国;这位美国外交官向 2500 名犹太难民发放了非法签证。阿伦特抵达纽约后成为当地德国犹太侨民中的活跃分子,并为Aufbau周刊撰稿。她在纽约成为一名作家和编辑,并为犹太文化重建工作。1950年,她成为美国公民。
二战结束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恢复了联系,他们的“准浪漫”关系持续了两年;阿伦特曾在德国的一次去纳粹化听证会上为海德格尔作证。 1950年,阿伦特归化为美国公民。在纽约时期是她著作出版的高峰期,1951年,她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奠定她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声誉,随后又发表一系列作品。其中包括1958年《人类状况》、《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和1963年《论革命》。她在美国许多大学任教,同时拒绝了终身职位的任命。1959年她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第一位女性正教授。1975年,她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享年69岁,葬于纽约州哈得逊河畔安嫩代尔(Annandale-on-Hudson)的巴德学院,其夫在该学院教学多年。
阿伦特提倡政治空间中的“多元性”概念。因此,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存在着潜在的自由和平等。重要的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愿意和合适的人应该尽可能在最具体的层面上参与政治协议、政治合同和宪法。由于这种观点,她批评纯粹的代议制民主。
除了哲学、政治和历史文献,她还使用传记和文学作品作为她考虑的参考来源;她逐字逐句地评析这些文本,并用她自己的方法来面对它们。
汉娜·阿伦特的首部著作就是1951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她追溯过去两三百年的历史,最后整理出结论:反犹主义与帝国主义共同促成了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的起源》(德语: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初版书名为《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以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及极权主义三个论述视角来分析极权主义的起源,此书说明极权主义不同于传统专制独裁的现代性特质,说明为何极权主义的意识型态动摇启蒙理想及普遍人权原则,最终使欧洲国家面对国内少数族群时未能阻止不当国家及集体暴力的历史及意识型态问题,特别是帝国主义扩张所带来的“种族思想”与“官僚统御”。此书确立了阿伦特作为重要政治思想家的地位。
阿伦特主张极权主义的成长是传统意义民族国家解体的结果;她认为,极权主义政权,为追求政治权力而不顾物质或功利考量,彻底改变政权下的社会结构。和过去任何专制独裁相比,极权主义统治形态的残暴及侵略性,不是为了权力渴望、版图扩张或利益,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可以把人民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以集体改造与屠杀进行施暴,以证明其意识形态的意义是永远正确并连贯一致的。
阿伦特认为,欧洲国家面对国内少数族群时,帝国主义扩张所带来的“种族思想”与“官僚统御”,是动摇启蒙理想及普遍人权原则,而最终未能阻止不当暴力的最大问题来源;最终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的特性却是殊途同归。
在北京举行的阿伦特逝世50周年展览。它是对我们时代各种声音持续不断的一种隐喻吗?还是指中国无处不在的监控与宣传之下,个人空间的消失?人们可以有自己的诠释。但绕不过去的是对阿伦特这位政治理论学家的思考:她对于人的描述——在事实与虚构之间迷失。
这一名为“星辰下”的展览在歌德学院举行。相较中国艺术文化界而言,这里有更大的空间。策展人姚斯青表示,在黑暗的时候需要天上的星辰,而汉娜·阿伦特就是这样一颗星辰,正如她的书作《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描绘的那些人一样。所关乎的是精神上的独立以及勇气。
“汉娜·阿伦特的思想有一种治愈效果。她相信每个新生的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意义,或者给世界带来新的东西,这带来可能性。”策展人如此描述汉娜·阿伦特的关键意义。
哲学家托马斯·迈耶(Thomas Meyer)有关阿伦特的传记刚刚译成了中文。数周前,他前往中国推介这本书。他去了多座中国城市,在大学演讲。在北京歌德学院的一次活动上,他一本接着一本的给书签名,有很多感兴趣的年轻人前来。
托马斯·迈耶说道:“我到中国以前没有任何期待,而到了之后我感到很振奋,为那种开放的心态以及——怎么说呢——那种切实可感的兴趣以及有时那种深刻的体认度。此前我去拉美了两周,去了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单从提问和反映来说,我看不出任何区别。”
阿伦特逝世50周年之际,一本由中国研究阿伦特的学者编撰的合集出版。她的书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极权主义的起源》在豆瓣上列出。德国记者君特·高斯与阿伦特的一次著名的谈话,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找到。
尽管如此:中国的审查十分严格。《极权主义的起源》不再新版。任何对体制的批评都是危险和被禁止的。许多人因此离开了这个国家。中国民众已习惯于用暗语和隐喻来表达自己,以便至少能享有部分的思想自由并从中获得力量。大学受到严格监控,托马斯·迈耶演讲前必须事先提交讲稿。不过,他在讲堂里也有不少自由发挥。也涉及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主要作品。
托马斯·迈耶说道:“我们谈的是历史,是阿伦特,但同时双方都知道,——这是我非常明确的印象——我们心照不宣地知道,我们谈的究竟是什么。”
内心的自由
一个压制异见人士的政权,如何能够容忍阿伦特呢?托马斯·迈耶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认为,原因之一是,想知道对手怎么想。自由民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因为单从资本主义无法令人满意地分析一个社会。”此外,中国的当权者显然对于模糊性有一定的容忍度,这也是因为有足够的自信:“这是政权能承受的彰显强力的一刻。” 这个政权凭借其复杂的数字监控体系,可以将最微小的反抗扼杀在萌芽里,将其息声。但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如此深刻,涉及人存在的本质以及在世界上的自我定位,也涉及在不自由的外部世界里保持内心的自由。至少可以这样理解这些年轻的读者:
“我们通过社交媒体联络,但这并非真正的对话。阿伦特所呼吁的是更多参与公共生活,在公共空间表达和交流,以此创造存在的空间和了解世界。我想,阿伦特最宝贵的是她积极的思维和乐观。阿伦特将公共空间的思想带入了现代。她重建了我们的热情以及对于未来的信任。”
阿伦特的写作领域广阔,其思想从不囿于单一命题。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这部涉猎广泛的随笔集中,她对“政治是什么”的持续叩问尤其深刻。阿伦特认为,现代世界已遗忘政治真正的尊严与光辉。
她在书中多次把目光投向古希腊城邦,因为这里是民主第一次绽放激情和活力的地方。雅典公民走出家门,参与到广场上的公共集会或讨论中,通过商讨、辩论对共同关心的事务做出决定。在她看来,真正的公共领域,正是在不同观点的人们真诚交流、彼此聆听的过程中形成的。
阿伦特指出,现代生活面临的一个深刻挑战,恰恰在于公共对话空间的式微。当人们日益沉浸于私人领域,作为公民的言说和行动能力便可能逐渐退化。
因此阿伦特呼吁唤醒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对她而言,政治不是权力的博弈,也不是哲学的附庸,而是被公共精神所激发的、充满活力的公民实践。参与这种实践的前提,正是拒绝盲从、坚持思考、勇敢表达的个人判断。
汉娜·阿伦特的一生,穿越过战争的阴影,经历过舆论的风暴,她不仅留下了撼动时代的思想,更留下一种清醒而勇敢的生命姿态。她为我们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提供了清晰的坐标:个体的思考与言说,始终是捍卫人性尊严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