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的管控

独裁者的管控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被认为是极权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山名著。阿伦特主张极权主义的成长是传统意义民族国家解体的结果；她认为，极权主义政权，为追求政治权力而不顾物质或功利考量，彻底改变政权下的社会结构。和过去任何专制独裁相比，极权主义统治形态的残暴及侵略性，不是为了权力渴望、版图扩张或利益，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可以把人民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以集体改造与屠杀进行施暴，以证明其意识形态的意义是永远正确并连贯一致的。

美国密歇根州加尔文学院传播学教授兰德尔·彼特沃克2012年出版《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弯曲的脊梁》有个副标题：“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书名来自前民主德国著名的“国家赞美诗”作者贝希身兼文化部长，这首名为《烧伤的孩子》的诗写于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但直到2000年——40多年后——贝希尔才将它公开出版。诗很短，我们录在这里：“那个脊椎已经受伤的他，别人很难让他相信，还能笔直地站立。受伤脊椎的记忆，让他恐惧。纵然治愈后，休息已足够长，并且不再有任何危险，会再次折断其脊椎。”接下来，书的作者这样写道：“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都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弯曲，有时是折断人们的脊椎，它们都发现宣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

为什么极权主义的宣传，比如在纳粹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开始时卓有成效，却最终失败？外界观察家在解释这段时期的宣传时常常犯两个致命的错误。首先，他们假设因为有警察国家的支持，宣传机器得以广泛有效地工作，人们对希特勒和昂纳克欢呼雀跃，因为他们担心不这样做的后果。其次，他们认为，宣传确实成功说服了大多数的公民，纽伦堡集会反映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大多数东德人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战盟国于是担心，铲除纳粹主义将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西方知名的学者们或政治家们，没有预计到东德会崩溃得如此迅速。

有效的宣传取决于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方法，从最温和的建议到公开的暴力，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对此都深有体会。从许多方面来看，现代极权主义运动在本质上是宗教性质的世界观。纳粹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对文化，道德，科学，历史和娱乐的方方面面的解释；他们也提供人们接受现状的原因。

斯坦.林根(Stein Ringen)认为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经济成就存在根本性误解，错误解读成一个专制政府的有效管治策略，而忽略了中国体制的黑暗面。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完美的独裁政府，用专制(Autocracy)等字眼，去形容中国的体制是太过温和，所以创建了一个新字──管控专制(Controlocracy)。

＂如果你是一个独裁者，应该去中国学习，因为没有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他忆述起与朋友聊天时的对话。

在管控专制下，人民不需要被下令去做某些事情，而是由人民自发地自我控制、自我审查，不会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令人产生错觉，以为中国“没有那么独裁”

但事实上一旦有反对声音，或是认为对政权有所影响，他们都能有效实施管控和镇压的措施。

而中国亦有自己一套的管控，去监视近乎所有人民。

中国投放大量资源在实质的监控部门，例如约有200万人专门监视互联网。

另一方面，在宣传(Propaganda)上亦做得十分成功，透过控制历史、控制舆论，由上而下令人民无时无刻都接受其灌输的意识形态。

他认为近年中国的意识形态，都倾向鼓吹民族主义、大国主义，在民间产生共鸣来增加自己的认受性。

＂但意识形态是十分危险的。＂斯坦.林根说：＂意识形态可以强大到，连领导人都会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俘虏，受到意识形态牵制，推行激进政策。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对百姓来说，是十分具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