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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伟大的欧洲人哈维尔
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语：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捷克的作家、剧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天鹅绒革命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于1993年到2003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
哈维于12月18日早上在家中去世，享年75岁。哈维尔的助手丹奇科娃（Sabina Dancecova）对外宣布了这一消息。
他曾经是共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见剧作家，领导了“天鹅绒革命”，并成为共产制度之后的首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欧洲各国领袖立即对哈维尔的去世表示哀悼并对他毕生致力于反对共产主义和维护民主自由的事业表示了高度的赞扬。
英国媒体对哈维尔的去世做了广泛报道，称赞他是导致柏林墙倒塌的东欧民运之父的其中一位。
现任捷克总理内恰斯(Petr Necas)在接受捷克电视台采访时，称哈维尔是“1989的象征”，并说他“为这个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英国《卫报》说，哈维尔的国葬很可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领袖、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参加。哈维尔曾是著名的剧作家和散文家。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政权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之后，他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反对共产独裁斗争中，哈维尔鄙夷共产独裁为“荒诞主义”。他参与为争取言论自由的77宪章运动而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
《卫报》指出，哈维尔的非暴力反抗承诺确保了不流血的天鹅绒革命。也帮助确保了三年后的“天鹅绒分裂”，就是这个国家分裂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过程也同样是和平的。
文章评论说，哈维尔在东欧1989运动中的角色仅次于波兰的瓦文萨。哈维尔是1960年代那一代人中政治觉悟苏醒的其中一位。他的座右铭是：“真相与友爱必定战胜谎言和仇恨。”
世界领导们向哈维尔表达了敬意。英国首相卡梅伦说：“哈维尔毕生致力于人类自由的事业。很多年来，共产主义一直试图粉碎他，压制他的声音。但是哈维尔，这位剧作家和异见人士是不会被噤声的。”
卡梅伦继续说：“我这一代的人都将永远记住二十年前（捷克首都布拉格）温塞斯拉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上的那些强大的场景。（在那里），哈维尔领导捷克人民驱逐了暴政，并帮助给我们整个欧洲大陆带来了自由和民主。欧洲将永远感恩哈维尔。今天他的声音已经沉寂，但是，他的榜样和他毕生奉献的事业将永存。”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在东德长大，在共产主义崩溃的时候进入政界，她说她对哈维尔的去世感到“极大的沮丧”。默克尔给捷克总统克劳斯（Vaclav Klaus）的信中说：“哈维尔对自由和民主的献身精神，与他的伟大人性同样令人难忘。为此，我们德国人同样非常感谢他。与您一样，我们为失去一位伟大的欧洲人而哀悼。”
欧洲议会主席布泽克（Jerzy Buzek），是前波兰总理和团结活动人士，他在推特上写道：“哈维尔是天鹅绒革命和欧洲统一的代表人物。人们会非常怀念他。”
哈维尔的主要政治对手，在2003年取代他成为捷克总统的克劳斯，称哈维尔是“捷克新时代的象征”。捷克外交部长施瓦岑贝格（Karel Schwarzenberg）补充说，哈维尔“把尊严送回给捷克民族”。
瑞典外交部长比尔特（Carl Bildt）在推特上写道：“哈维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欧洲人之一，他提倡自由的声音为欧洲统一和自由铺平了道路。”
奥地利总统菲舍尔（Heinz Fischer）表示，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哈维尔是一位令人钦佩的伟大欧洲人。奥地利外交部长施平德莱格尔（Michael Spindelegger）也形容哈维尔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一位不被强权收买的知识分子”。他说：“哈维尔的祖国和欧洲都应该感恩于他，哈维尔的道义权威远超越了捷克。他以献身精神和勇气，将捷克从共产主义中解脱出来，并引领它走向了欧洲。”
邻国波兰，反共产主义的团结运动的创建人，也是前波兰总统瓦文萨称哈维尔是“为了民族自由和民主而战的伟大斗士” 。这位198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瓦文萨说：“（哈维尔的去世）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也是巨大的损失。他那卓越智慧的声音将被欧洲牢记。”
哈维尔是在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之后出任捷克总统的，并由此引领捷克走向民主。这位以“living in truth(生活在真实之中)”为座右铭的民主斗士曾经撰写下不少对世人影响颇深的文章。在2009年，哈维尔撰写了一篇名为《难以预知的历史》的文章中刊登在《世界报》上。哈维尔在文章中说，“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
“当时对我们的行为感到惊讶的人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运行规则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哪些事业可能成功，哪些则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现实的要求，哪些则纯属狂想。在当年的谈话中，我多次强调，在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忠于政权，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
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这种想法虽然并不是我们当初行为的唯一动力，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受到无情的镇压，这一事件就像一个小雪球引发了雪崩，极权体制动摇，旋即土崩瓦解。当然，导致政权倒塌的原因很多：体制自身内部的深层危机，周边国家政局的演变以及有利的国际大气候，等等。”
然而，面对一个解体后的新生国家，所要处理的事情千头万绪，哈维尔形容说，“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涨，无私奉献的气氛中，民主政治体制的恢复和经济体制的非国有化看似指日可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哈维尔在文中写到，“事实证明，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在几天内酝酿，准备以及实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经多少次因为事情进展艰难、处处碰壁而心烦意乱。对我来说，最为令人惊异的，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但却不能强暴历史。”
“这也就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耐心可以得到回报。我们无论是在从事异议活动时还是在建立民主政权国家的漫长过程中都可体会到这一点，拔苗是不可助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耐心是至关重要的。急躁引发傲慢，而傲慢又反过来滋长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觉的人，是唯一掌握了历史的人，所以有资格对历史发号施令。如果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就不惜干预。必要的时候，甚至动用武力。共产主义制度就是如此。
在这种傲慢与自信的推动之下，共产主义理论家和设计师们走向了古拉格。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确信他们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奥秘，他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解释呢？对这些知道如何立即为人类谋幸福的人们来说，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顾的。对话只是浪费时间，煎鸡蛋必须打破鸡蛋。”
“我个人最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坚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谦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们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奥秘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在承认我们并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事物的结局的前提下承担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是无知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希望。同时，没有惊讶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哈维尔出生于布拉格，由于父亲是土木工程师，哈维尔在1951年完成义务教育后便因“阶级出身”及“政治背景”的理由，而无法进入高等教育学校；于是哈维尔便一边担任学徒与实验员，一边就读于夜间文化学校，才在1955年通过政治考核。之后哈维尔申请就读人文学科，但屡次被拒绝，最后就读于捷克工业高等学校经济科。而哈维尔就读戏剧学校的申请也不断被拒绝，一直到1967年才完成戏剧学校的校外课程。
哈维尔自1955年便开始写作有关文学与剧作的文章，1959年开始在布拉格的ABC剧团做后台工作，1960年开始写作剧作。1963年，哈维尔第一个剧作《游园会》在纳扎布兰德剧院首演，而哈维尔也屡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有关政府所控制的作家协会与言论管制。1967年哈维尔与伊万•克里玛、巴韦尔•科胡特和鲁德维克•瓦楚里克被从作家协会的候补中央委员中除名，之后哈维尔等五十八人筹组独立作家团，哈维尔任独立作家团主席。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哈维尔不但发表文章要求两党制的政治，更要求筹组社会民主党；在1968年8月21日苏联派兵占领布拉格时，哈维尔加入自由捷克电台，每天都对现状作出评论。布拉格之春后，哈维尔不但受到捷克官方的公开批判，作品也从图书馆消失，家中也被安装窃听器，并且被送往酿酒厂工作。但是哈维尔仍然持续写作并公开要求特赦持不同政见者，并且与其他作家与异议人士发表七七宪章，要求捷克政府遵守赫尔辛基宣言的人权条款。1977年哈维尔被传讯，同年10月以“危害共和国利益”为名判处十四个月有期徒刑；1979年哈维尔更被以“颠覆共和国”名义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引发国际社会的注意，欧洲议会更要求捷克政府释放包括哈维尔在内的异议人士。在此期间，哈维尔的著作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许多年轻人读过哈维尔的著作。
1983年哈维尔因肺病出狱，其他的刑期被以“纪念解放四十周年”为由被政府赦免。哈维尔出狱后继续担任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并且不断发表剧作与批判文章，而多次被警方拘留；1988年8月哈维尔发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在1989年12月29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中，出狱近42天的哈维尔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1992年由于斯洛伐克独立，哈维尔辞去联邦总统一职；1993年哈维尔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并且于1998年连任。
哈维尔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无权力者的权力》、《狱中书简》、《给胡萨克的公开信》、《论《七•七宪章》的意义》、《给奥尔嘉的信》、《故事与极权主义》、《第二口气》、《政治与良心》、《哈维尔自传》、《反符码》、《乞丐的歌舞剧》、《车间主任》等。
（以上资料来源：网络）
笔者阅读过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德文一书，哈维尔反复使用水果店经理的例子来说明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生活在谎言中的。这位水果店经理在其橱窗上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哈维尔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谎言生活。因为，在哈维尔看来，水果店经理从来不去思考他贴在橱窗上的标语，这些标语也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和他们每天买进卖出的生活丝毫不相关，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将这些标语混于洋葱和胡萝卜之间呢？哈维尔的回答是：“很简单因为许多年都这么做，每个人都这么做，这是必须采取的方式。如果他想拒绝，这可能带来政治麻烦，他可能因为没有照规定布置橱窗而受到责备，甚至指控他不忠诚。他做这件事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想生存他就必须做。”
笔者非常欣赏1989年哈维尔等在布拉格“公民论坛”制定的对话守则：
1. 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2. 不做人身攻击。
3. 保持主题。
4. 辩论时要用证据。
5. 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 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7. 对话要有记录。(按：匿名也要负责。)
8. 尽量理解对方。
正因为如此，哈维尔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
作者：哈维尔
——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哈维尔文集》序
李慎之
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戏剧家著名，后来又成为突出的异议人士、哲学家，最后因为一九八九年底柏林墙被推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与一系列中东欧国家发生革命而被推为总统，到现在已经九年了。
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哈维尔出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不到两年半，希特勒的铁骑就占领了他的祖国。他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四八年，发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维尔一生迄今为止六十二年的时间绝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极权主义之下度过的。虽然他几乎没有过过比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良知，由于他相信“潜藏于人民心底的人道的与民主的传统”，他还是能够对极权社会作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为争取真实的生活而奋斗。他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了，终于成功了。
哈维尔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所生活的社会是他所谓的“后极权社会”。哈维尔所用的“后”是西方文字中的POST，即后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之 “后”，相当于“在……之后” 的“后” 。但是，我认为这个“后”在西方文字中应是与EARLIER相对的LATER，相当于前汉与后汉之“后”。因为哈维尔所说的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上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会认为是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那末捷克在一九八九年底革命成功，他出任总统以后的社会，如果不算做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又是什么社会呢？
还有一点，我对捷克的历史近乎无知。我不知道那里的后极权主义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哈维尔的文章里有一处把一九五六年人民起义被镇压以后的匈牙利称做后极权社会。如果那样，那么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给被处死的捷共原总书记斯兰斯基平反以后的捷克就也可以算作后极权主义社会了。但是捷克情况的复杂之处在于它在一九六八年曾有一个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执政时期，后者很快又因为苏军的镇压与占领而归于消失，哈维尔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在那以后写的。在哈维尔的心目中，是不是一九六八年以后的捷克才算进入了后极权主义的时代呢？
除了在用辞上我不能不提出异议和在时代划分的界限上有一点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哈维尔屡次以下面的一个案例来开始他的分析：
某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
哈维尔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
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会有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如果这个经理奉命贴上另外一条标语：“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虽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经理倒不会无动于衷，因为这样做就表示了他是一个怯懦的人，而这有辱他做人的尊严。因此这个经理贴“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可以掩盖他唯命是从的可鄙的心态，同样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的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为什么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因为恐惧。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拒绝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
哈维尔的答案十分简单：“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LIVING IN TRUTH！
这话看起来太理想，太虚无飘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议译者改变译文，因为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不要把这样简单的话的涵义看得太简单了。
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说真话的威力被哈维尔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样，能得到所有的人道义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无比的。
正因为如此，哈维尔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哈维尔相信一定会来而又无法预言的最后打击终于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来了。
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除此之外，他还加上了第一次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号召：“从小处着手！ ”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争取做到的。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
哈维尔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的。哈维尔应该能够认识到，从那个时代转变到人们多少可以争取“说真话”，“从小处着手”，桥下流过的水（不，是血）已经很多了。既然历史已经走到后期极权主义社会，那么也就可以套用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人们说真话，动因是什么？哈维尔回答说：“良心”。
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宝座，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换言之，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这里，哈维尔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针对后极权社会的。因为那是一个荒诞的道德沦丧的社会，要摆脱那样一个社会，“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 。另外一层是针对历史翻转以后的社会的。他的观点是：“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哈维尔却提出要以道德，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因为如此，他把这样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
“反政治的政治”初见于一九七七年的“七七宪章”。哈维尔是宪章的发起人之一，大概这个词儿就出自他笔下，至少反映了他的思想。
几十年间，哈维尔就是凭借无权者的权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权力。人们现在期待他倡导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哈维尔最初以荒诞剧作家成名，我对他的剧作没有看过一个字，因此也不能赞一字。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写荒诞剧就是要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寻求意义。他的一生是追求意义的一生。
为了这种执着的追求，哈维尔曾多次被捕，几度入狱，甚至在他当总统那一年的上半年也基本上是在牢里度过的。他说：“监狱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也许，他在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三年初最长的一段铁窗生涯期间给他的妻子奥尔加写的几百封信是他的哲学思维和生命体验的最集中的呈现。如他自己所说：“这些信使我有机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审视自己，并且检验我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态度。”
因为，在哈维尔看来，他所处的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无姓名的，无面目的，没有个性化的人，没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儿。因此，哈维尔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义。他说：“只有我们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到存在的根源”。从存在分离出来的“我”，“只能通过他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种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这些话也许有些拗口，但是其实同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分分不已”的命题相去并不很远。世界各种哲学的初始命题和终极命题，大致都应该是差不多的。
哈维尔并不讳言他对存在有一种神秘的信仰。他说：“追求存在，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一个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义，对他自己持有一种信心。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这一切揭示了他与生活的关系。”他还相信有“一个无所不在，绝对存在的地平线，……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 ”。对此，人们永远应当谦卑。
我们中国人几十年来饱受唯物主义的思想训练，也许会不习惯于哈维尔很少提到但是决不讳言的对神的信仰。其实，中国哲学中本来有“敬畏天命”的传统。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是，也许是受了“无法无天”的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有人以“与自然交朋友”来对“天人合一”作极其庸俗的解释，使我们对中国哲学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来越生疏了。
哈维尔在存在与人的关系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这是我们中国人不难理解的。“天地良心”，“人心通于天心”，“良心即天理”这样的话现在还存在于人们的口上笔下，可悲的只是，这样说，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少了。哈维尔的特异之处是他从人的同一性（IDENTITY，我译“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责任，每一个人对万事万物的责任。良心和责任构成了他的哲学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话“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他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的对世界的经验”。“实事求是”不也仅仅是两千年前一个汉朝的皇子说过的相当模糊笼统的话吗？但是在经历过二十年极左路线之后，又有多少中国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比良心和责任更具体一些的是，哈维尔特别强调公民和公民意识，这未免使我感到一丝悲哀。我在二十多岁时曾当过一阵公民教员。在去年有次讨论政治改革的会议上，我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哈维尔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因此行文晦涩冗杂，但是即使如此，读他的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总统时的就职演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中，他在历数国家面临的问题之后说：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这些话同我们二十多年前还想要“解放全人类”的横霸之气和现在侈谈中国哲学“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虚骄之气相比，反差何其鲜明！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经在胜利中之后又说：
“但是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它将来也不会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纵历史的人才会安于得胜的观念。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刻，得胜的只是一个真正的希望。”
对最高的存在的谦卑永远是哈维尔哲学的一部分，也应当是每个人的哲学的一部分。哈维尔的反政治的政治当初甚至反对组织政党，反对提出政纲，他唯一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不过他始终强调要“干”。他说：每件事情坚持或失败就在于“干”……。事情在“干”，原则上总比“不干”要强。他在给妻子的有一封信里说：“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张铁志：哈维尔和金正日的信念碰撞
12月17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12月18日，捷克前总统、剧作家哈维尔逝世。金正日是著名的极权者，而哈维尔是著名的反极权战士，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信念更针锋相对的对比了。
金正日与其父亲金日成在朝鲜制造出一个人类史上的巨大奇迹──一个完全由独裁者控制的、由谎言建构的国度，一个只有领袖与集体而没有个人的国度，一个幻觉的国度。
而哈维尔最著名的信念却是“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是要人们打破幻觉，要人们重建个人的意义与责任。
朝鲜比所有国家都更全面垄断资讯，比所有国家都更成功地对国民进行洗脑。比如，家家户户都有广播系统，而每天早上政府会通过广播叫大家起床，然后开始告诉你要爱国家爱领袖……电视上的主播，乃至于你的邻居，都不能表露真实的情感，每个人的灵魂仿佛是被一套神口的咒语所控制。
而作为剧作家、异议者与总统的哈维尔念兹在兹的却是要唤醒人的价值，是要在政治中寻找道德。他追求的反抗不是去直接与政治权力冲撞，而是要求生活本身的多元和实现这些要求的基本权利。“生存的本质是倾向于多元多样和独立自治的，是转向人类自由和完善的”，他说，“所以，生活在真实中是人类对外力强加的反抗……是人类争取重新获得责任的意识，是一种明明白白的道德行为”。
也因此，他批判的不只是政治权力的压迫，而是绝对的意识形态控制，因为以意识形态来实行的统治，把人的生活和历史变成僵化的理论和规律，从本质上扼杀和否定了生活的真实性。意识形态是一种封闭的、排斥性的信仰，它窒息了人生内在的多元经验和真实性，在人与社会的直接体验之间建构了一个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这个表象世界最鲜明的标记就是一个个统治标语。
没有比朝鲜更完美的例子去展露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展现这个空洞的表象世界了，在那里，彻底抹灭了个体生命的各种丰富的可能性。
当然，哈维尔的分析对象是已经进入“后极权”时期的捷克，人们已经不相信意识形态的谎言，只是因为恐惧，所以假装相信。哈维尔笔下的捷克蔬果店经理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是因为他们虽然不相信这些表象，但他们知道不贴就会惹麻烦。也因此，哈维尔呼吁人们从良心出发，去“生活在真实中”，追求自己的真实生活，让“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这就是“无权力者的权力”。
然而，朝鲜的民众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吗？还是他们其实已经自认为是“生活在真实中”，因为他们其实不知道那些只是统治者的谎言，他们也从不怀疑官方宣传的意识形态？
我们当然无法知道真实的答案，因为那里是一个不能被探索的黑暗世界。
但无论如何，哈维尔与金正日两人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了什么是权力：前者教会我们如何面对与反抗权力，后者让我们看到权力如何被疯狂地放大从而吞噬了人的意义，并且让我们知道要如何警醒。
第一种可能性是金正日苦心安排的接班方案奏效，朝鲜党政军大权落入金正日幼子金正恩手中，金家世袭王朝顺利过渡到第三代。金正恩在姑姑金敬姬、姑夫张成泽、继母金玉等人的辅弼下，一切“按既定方针办”，“完成主体革命伟业的继承”。这样一来，金家满门上下皆大欢喜，朝鲜人民就要继续受苦受难了。
第二种可能性是金正恩“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威望不足，经验欠缺，接班很不顺畅。金家权贵集团为了转移矛盾，悍然对外挑衅，开展核试验，发射远程导弹，或者制造新的“天安号”、“延坪岛”事件。万一“擦枪走火”，导致南北大战，整个朝鲜半岛乃至周边国家都要遭殃了。
第三种可能性是金家遇到大麻烦，就像1976年毛泽东死后的中国或者1989年的东德。如果像前者，那么统治集团出现分裂，朝鲜式的“十月政变”一举粉碎“金金张金”四人帮；如果像后者，那么人民揭竿而起，朝鲜式的“推翻柏林墙”一举跨越三八线，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实现半岛统一。
上述的三种可能性已经可以包括90%的概率，但是也还有第四种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的概率比较小。由于金正恩从小在瑞士接受教育，据说英语也不错，他也有可能比他的父亲更容易接受中国式的改革。金正日多次到中国学习取经，但是他始终下不了决心开放市场经济。金正恩大权在握后，或者为了掌握大权，或许他会破釜沉舟，冒险一试。
马建
作家
更新时间 2011年12月1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07
哈维尔曾经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
当听到捷克作家哈维尔去逝的新闻，我感到难以接受，因为这个时代不能缺少他。
去年冬季刘晓波因沿着哈维尔《七七宪章》的理念，发表《零八宪章》以推进中国民主进程而入狱一周年时，我还发表文章写道，……是哈维尔的思想鼓舞了我们这些梦想中国也将拥有自由的人。而我们也希望在明年的11月，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哈维尔颁奖，以令他的高贵品质得到褒扬。
这颗伟大的头脑停止了，并伴随他进入黑暗的隧道，我们再也读不到那更深妙的思想。哈维尔，在一个缺乏思想家，更缺乏政治家的时刻，匆匆离去。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政治家对中国如此关注和了解。当刘晓波入狱时，他是唯一敢到中国驻捷克使馆递交了抗议信的前任总统。正如哈维尔当年发起了《七七宪章》运动，冲击了捷克的极权社会，哈维尔的政治理念也激励了刘晓波和大批有渴忘自由思想的中国人。可以说，由于捷克和中国的相似，他就是一位中国思想界的导师。
我又翻出哈维尔的评论文集，打开叠起的一页：……哈维尔作为一位作家的影响力很多是来自传统，他代表了捷克思想中最崇高那一部分……。是的，无论哪个国家，甚至哪一个专门扭曲甚至痛恨思想的制度，也都有一种正确的思想存在着，也可称作民族的灵魂。古有文人孔子、屈原、杜甫，今有鲁迅、胡适等。
那些承载了民族思想的作家诗人也许会被政权抛弃和流放，但他们忠实于自已的写作信念：诚实。不带着假面具生活，更不会为一个谎言政府圆谎。
哈维尔就是勇敢地站在已经失去了道德底线的强权对面，拒绝成为谎言的牺牲品。他以不被豢养的笔，去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的文学便成为社会的真实，对威胁思想自由的社会发出警告。可以说，哈维尔的写作证实了文学的灵魂就是政治。没有政治道德不对同胞处境表示关注的作家，都是伪君子。文学和政治合在一起就是良知，是思想最纯粹的那一部分，它通行于全人类，并且总是有人继承下来又不断地行动着，哈维尔无疑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
因此，正如当年的哈维尔一样，一个文明的中国正从刘晓波这些政治犯的思想中逐渐浮现，正在中国的思想界发酵。哈维尔留给世界的不仅是一位政治思想家的精神遗产，而是千万个后继者，用行为在改变社会，在推动哈维尔理念青年学者。哈维尔不但活在胆敢追求公民社会以及真正自由的作家、政治家心中，也会成为普通人的楷模，因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总统，普通的生活常人，即能真诚地对待敌人，也真诚地对待自已。这个时代缺少的就是哈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