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三年以后的一九六八年， 春节（平时也一样），家家门上、大门上贴的毛主席像和“忠”字。人人手里有红宝书。记得有一次，在小小的煤油灯下，我母亲要我看着语录本，让她背语录。她说：我是读过书的人，又是从不管事的团支书，背语录这件事要起带头作用。
学校里，老师让我们报名分两派。一派是“东方红“，属造反派；另一派是”指挥部“。老师和学生只有我和我二姑姑加入” 指挥部“，其它同学都跟老师一样参加”东方红“。学生又根据年龄分为“红卫兵“和”红小兵“。我是一”红小兵“，”红小兵“就代替了少先队队员。
语文课没有教本，学得毛主席语录和诗词。算术学珠算。在我上完三年级后，学校又关门闹革命一学期，后又停止武斗，成立革命委员会，复课闹革命。
文革期间，父亲是当权派（能有多大权）。当时“当权派就是走资派。”出去挖草有孩子骂，还到处写“打倒xxx”。更有气的是把我们七口人（父亲不在内）分到七个生产小队，秋天，有时，要拿袋子去七个不同的打谷场分口粮。去稍早点，有人说不干光知道吃。去稍晚了说放在场上还不来吃。每次回到家我告诉我妈妈后，她都告诉我要“忍“。
县里武斗期间，我领我奶奶去探望了我父亲。顺利通过盘查以后，一路上，我不要她走边上，怕她踏上地雷。我还带了母亲的一信给父亲，听说主要是关于我妹妹。她当时在母亲肚子里。话说计划生育，1965年，村上来了北京的医疗队，开会动员了好几天让妇女带节育环，只有两人响应，其中有我母亲。后来因为不适，给拿掉了。当时的外籍医生和教师为那里做出了不可低估的牺牲与贡献。我初中时的物理老师和一化学老师，都英年早逝，都是胃癌。是不是因为他们从小的饮食习惯不同于当地的以粗粮为主。还有一次，我的弟弟得了脑膜炎，昏迷不醒，是电话后我父亲请来了外地来的医生刘大夫医好了病，除了小时头疼外没有留下其它后遗症。外地医生还为那里培养了遍布各个村庄的保健员，功不可灭。
“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是我三婶在放电影前唱的最好的歌。革命群众说她唱得好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