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秋天。在母腹中,母亲正在读完小最后一年。母亲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她的母亲生下的孩子到了三岁就会死掉。她是第四胎,是活下来的第一个。母亲一生下,就用红线拴住,另一头拴了一节桃木,为了成人长大。她从小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她们都喜欢读书。不幸的是,村子里的学堂关门,要重开学,每个学生要交上担二谷米(折合320斤,也即160 公斤)。虽然她家粮食吃不完,她的父亲就是不想出这担二。母亲停学在小学七册,停了一年,学校仍没有希望。
忽然有一天,我的外祖父从外面回来,给我外婆说:“村子里有人给我们的桃曲说媒,男的(我的父亲)有工作,人也不错,就是离了婚。”父亲十五岁时,结婚了一个十二的婆姨。离婚时二十三岁,比母亲大七岁。在陕北,全家人并排睡在大炕上,我的母亲听到了外祖父母的谈话。我的母亲当时虚龄十六,当她父母征求她的意见时,她说:“只要有人供我读书,我就会订婚。”
母亲订了婚,第二年去了完小读书,读了一个星期的八册,跳入高一册。那年春节,母亲结婚给我的父亲。开学后的一年,是该考中学的一年。母亲的成绩都很好,考中学没有问题。因为怀孕生下孩子没有人看(当时,那里的人不懂计划生育,女人三年两生,怀了直到生到尿盆里,给倒些水。外婆和奶奶都也在生孩子的年龄)。
母亲一九五八年完小毕业,再没能上学。一九六一年又被赶随行家属赶回农村。接着又生了五个孩子,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从春到冬,种自留地,缝几十双鞋子、纺花织布、和做所有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