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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向真: 《人物小传》 讹诈男人的李曼

(2025-04-04 14:00:36) 下一个

 

 《人物小传》 讹诈男人的李曼 

2016年3月13日 

今天我回忆并记录的事情发生在1974年,那是一件匪夷所思的血案,由于当时工厂领导者军管会主任的及时严控,连事发地本单位的老职工们都少有人知。那场血淋淋的纠纷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性的奸诈与脆弱,也反映出文革时期即便是当时众人羡慕的国营企业工人们的收入也太过低微,以致竟然有人萌生歹意以极端手段讹诈逼抢工友及同事的钱财。 

文革动乱,是刑事违法犯罪高峰期,有人竟然罔顾事实地说“文革是刑事案件低发期”,那十年公检法被砸烂,公安机关从上到下也曾实行军管,那期间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往往一锤定音,不用移交检察院批捕和依照司法程序依法定罪,也不被记录在案。下面我说的这件严重伤人案,从头到尾毫无司法介入,被当时厂军管会主任门双成责令包括我在内的几个知情人“不许外传”,不分青红皂白地极力按压下去。 看了此文,我想问问仍然坚持为文革唱赞歌的人,如果你被人重伤,你愿意未经任何追责、赔偿、道歉和司法惩罚,稀里马虎黑不提白不提就放过迫害你的刑事罪犯吗?

下面我据实记录: (1)攻关组里两女工 1973年深秋,我所在的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上马5吨自卸式卡车,发动机攻关任务交给组装车间钳工一组。之前承接的其他生产任务需要持续完工交货,车间主任和三位组长研究后决定抽调组里精兵强将12人,临时组成发动机攻关小组,我随王知仁师傅加入此组。全组8名男工、2名女工和两名技术员,女工是我和李曼两人。 李曼以“大苹果”的响亮外号为工友们瞩目,她比我大6岁,个高体胖,肤色白嫩,两颊红润,恰到好处地弥补了小眼睛大嘴巴的缺点而彰显年轻女性的丰润迷人。李曼是文革前入厂的初中生,父亲1949年前是天桥老戏班的杂役,江湖京油子。李曼在文革初期加入本厂造反派时,与“红工军团”头头大荃相恋结婚,大荃是机工车间的车工,在造反派头领短暂得志、胡作非为地喝三吆四时

,娶了个满意的媳妇,派仗被喝停后,大荃回到车间重新干活。 李曼不仅白嫩,嘴巴也甜,被和她关系好的技术组长点名选进攻关组。天桥老江湖的爹没白疼她这个独生闺女,李曼嘴巴甜,有心机,善于矫揉造作,是个性情复杂的机灵妇人。攻关组在大车间对面小车间上班,组长在小车间的一角,为我和李曼两名女工用几个铁皮工具箱围成一个小小更衣室,大荃搬进来一个双人座凳子,方便他媳妇更衣和休息,我也能沾光。 

以前大组里十几个女工,我和李曼话不投机,关系一般,如今小组里仅有我和她两名女工,休息时少不了并肩坐在长凳上聊天,逐渐熟悉了。李曼告诉我一件趣事,她说“我结婚时收的礼物,真让人哭笑不得,12米小平房里,两屉桌和双人床上堆的竟然是清一色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来贺喜、吃喜糖的人跟商量过似的,居然全都送来同样的礼物,气得我和大荃一脑门子大包,不敢也不能埋怨,一点儿辄都没有。” 李曼常跟我诉苦,那时她和大荃的儿子刚5岁,孩子从出生就交给唐山郊区农村的爷爷奶奶看护,爷爷奶奶没有收入,带孙子后生活费用当然要靠“城里有固定收入的”大荃夫妻提供。李曼两口都是2级工,月收入加起来只有80元,要按月给唐山寄钱,李曼爱美,喜欢逛王府井“添新衣”,小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每到月中发薪之前,她总忸怩着跟我说“买菜的钱又没了”,朝我借个三块两块的,我手里只要有钱都会借给她,每次发薪后她会还给我。 出事前的一天,李曼约我去王府井买衣服,正巧我的两件短袖衣穿了多年已经很旧了,就和她去了百货大楼。我迅速看上一件的确良蓝白小格短衫,李曼不让我买,“多土气呀,要买就买件好的。”我还是坚持付钱买了。然后她拉我去丝绸柜台,她喜欢色彩艳丽的绸缎服装,对我说:“这料子一看就贵气,穿上它别人才能高看你一眼!”我不以为然,我看重的是好洗易干又便宜,没闲心理会别人怎么评价。我对李曼热衷谈论的风月绯闻毫无兴致,她对我感兴趣的新闻和书籍更是从不来电,李曼曾对我说:“赶明儿你谈恋爱结婚了,咱俩就能说到一块儿了。”我撇撇嘴,表示绝无可能。 

(2)与毛同天过生日 我与李曼关系好转,是在结伴去王府井买衣服之前,1973年年底我过生日那天。说起我的生日,文革期间为此我曾特别感谢妈妈。1950年10月1日上午,我妈妈挺着大肚子参加了老家西华县的祝贺国庆一周年群众游行,回到家后开始宫缩,午夜

前生下她第一个孩子——我哥哥;两年后的1952年12月26日她生下我,我们兄妹的生日都好记,不易被忽略。崇拜伟人那些年有人羡慕我的生日,“嗬,这闺女儿有福,和毛主席同一天生日!”那是1976年前的事,改开后没有人再这么说了。    昔日的“伟大领袖”,曾是大陆人心中光芒万丈的神,如今尽管他早已走下神坛,但他对我们那代人产生过的巨大影响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的。文革中之所以庆幸自己的生日,是因为我沾过毛的光。那些年,每逢毛泽东生日那天,总会笼罩着九州颂圣的喜庆。我哥哥的生日被国庆节一锅烩了,我妹妹们的生日容易忙中错过,唯独哥哥和我的生日想忘都难,文革十年一次不落年年过。那天早饭姥姥会发给我兄妹每人一个红皮鸡蛋,少不了说句“今天是国庆节(或毛主席生日),也是你的生日,全家沾光。”那是哥哥和我沾光。   

 1969年3月5日我进厂当工人,正值“喜迎九大”、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之时,全国上下沉迷于对毛无限崇拜的狂潮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书写颂扬领袖的字画标语成为重要大事。被“政治任务”耽误了生产进度,大家争着抢着加夜班,最多一次我们班竟然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连轴转”,工厂大喇叭里使劲表扬连轴转加班的人,厂医务室将一大瓶兴奋剂(一种吃了使人直眉睖眼、昏昏沉沉却眼皮不再打架的白色药片)送到挑灯夜战的车间,分给连续加夜班的工人吃进肚,使我们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头,拼命干活还得表态“报答不完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回想当时,即便愚盲到这种地步,贪图舒适的欲念还是无法除根,在超强的体力劳作中,我特别渴望过生日。每年12月26日

,各单位都隆重庆贺毛诞辰,我所在的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一到那天准停产开大会,礼堂里挂上大横幅“热烈庆贺毛主席诞辰某某周年”,一边一条竖着垂下来的大标语“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上午是领导和各车间群众代表发言表忠心,个个慷慨激昂、面红耳赤,感觉就差把心掏出来献上去。 下午照例是表演文艺节目,各车间文艺宣传队演出八个样板戏的折子戏,还有二胡或手风琴伴奏的独唱、小合唱,我和工友还自编自导自演过三句半、诗歌联唱等小节目。重体力劳动日复一日,好不容易名正言顺休工一日,不管在台上表演的,还是坐在台下看演出的,全场一派轻松喜悦。过生日的我更是美滋滋地被喜庆笼罩着,在数千工友陪伴中欣赏着节目,与伟大领袖同天庆生,何其幸运啊?掐指一算,毛泽东生于1893年,而我生在1952年,足足相差59岁的我,在文革时期多次沾过老毛的光,生日那天不用卖苦力。 

书归正传,1973年12月26日白天全厂停工开会,晚上我们攻关组12个人回车间加班,突然有人说:“小于今天过生日,请客啊!”好几个工友跟着起哄,我说行,同组青工小伦提议“给每人买一串冰糖葫芦吧”,他自告奋勇去东单食品店买,我把钱给他时说“买三毛钱一串的啊”,小伦高兴地说“那你多破费了”,他骑上车去了不算太近的东单。小伦回来时,发给每人一大串冰糖葫芦,全组可开心了。李曼对我说“从小长大头一回吃三毛钱一串的糖葫芦,两毛钱一串的我们都舍不得买呢。”她红扑扑的大脸盘洋溢着真诚与喜悦,突然觉得她挺可爱的,从那天起我不再厌烦她,我俩的关系正常化了。 

(3)20元钱引发血案 半年后1974年夏季,一天早晨上班走进车间,我惊讶地见到铁柜子围成的小更衣室入口处拦起两道粗绳,我无法进去换工装了。探头往里一看,着实吓到我了,长凳前的地上血迹斑斑!有人拍我肩膀,回头看是攻关组的技术员老沈,他说“出事了,出大事了!”“小伦被人用刀重伤,夜里送去医院抢救。刚才老韩(组装车间主任)来过,叮嘱别破坏现场。”我到工作台前坐下,心扑通扑通地跳,工友们陆续到了,窃窃私语着。很快,韩主任和厂保卫科科长来了,开会要求我们“不能耽误攻关进度,会后马上工作,这件事不许议论,更不许外传,组织会妥善处理。”会后,我把工具箱钥匙交给保卫科科长,他解开绳子进去,帮我取出工装和女工帽,我赶紧开始干活了。 组里缺了两人,小伦和李曼,王知仁师傅告诉我“小伦大面积皮外伤,正在医院救治,没有生命危险。李曼和大荃兄弟俩在保卫科关着,是那哥俩用刀伤害了小伦。”那一大片淋漓的血迹就在近旁,在我每天换工装的地方,我觉得后背一阵阵发凉。听师傅这样说,我只管点头没有多话,全然理不出大荃兄弟伤害小伦的缘由。中午前,保卫科派来两个人,将更衣室里外清理一番。第二天,李曼被放出,回车间照常上班,看不出她有何异样,我闭紧嘴巴啥都不问,只有我俩在更衣室时,我顶多跟她寒暄一两句,刚建立起半年的信任就此完结。随后组里有人透露小伦想占曼的便宜遭大荃兄弟报复,我打定主意:不管怎样,绝不原谅李曼,小伦流了那么多血,那是重伤啊!作为工友的李曼,竟然指使丈夫和小叔子下此狠手,太残忍了。 对小伦这个人,我多少有些了解。1972年春天,我刚出师不久,有一天下班后,他借故跟我说点事,没说两句突然求婚,我大吃一惊,立刻正色回绝“绝不可能!你赶快回家吧!”小伦说“你都19岁(那时婚姻法规定女性18岁可以登记结婚)了……”我打断他的话,斩钉截铁地说“绝不可能!即使天底下的男人死绝了只剩你一个,女人都争着跟你好,就算那样,我也不会答应你。”此言一出,小伦立刻泄了气,我们就此道别,事后证明我对他的伤害迅速翻篇。鉴于小伦一向谨小慎微的憋屈个性,我不太相信他敢非礼“大苹果”,工友们谁不知道大荃护妻严到近乎不可理喻呀! 大约过了月余,小伦才来上班,又过了些日子,他找机会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我,我猜他也分别告诉组里其他人了。他说,和李曼搭伴儿干大钻床的活,是李曼向组长提议的,自己起初以为,上小夜班时李曼先用话撩拨,又把手伸进小伦的裤兜里主动示爱,开始小伦不敢,两三回合上钩了,紧接着大荃抓奸逮个正着,要挟“每月开支必须上交工资一半”,小伦自知理亏同意私了,每月发薪给大荃20元钱。 小伦那时已结婚,妻子是东四副食店售货员,事发时妻子正在孕期,小伦被迫省吃俭用将半数工资如期交出数月后,家用实在不支,借口妻子怀孕食量大,无力继续交钱给大荃。大荃催了又催没有结果,竟叫来弟弟,两人将小伦按在女工更衣室的凳子上,堵住嘴巴、绑住两臂,大荃逼迫小伦恢复按月交钱,小伦每拒绝一次,大荃的弟弟就用刀片在小伦的臂膀或肩背上刺出一道血痕,直到小伦绝望的哀号被上夜班路过的人听到报告后,厂部来人将行凶的兄弟俩和在门外望风的李曼扭送到保卫科,小伦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那天我听后,朝小伦点点头示意明白了,又用食指使劲点点他,意思很明白:接受教训吧,你! 很快我第二次被调离车间,被调到人事劳动科,几年后我与厂部教育科的肖老师成为好友,肖老师的丈夫是我厂保卫科科长,也是大荃兄弟伤人案的主审人。我从肖老师那里获知有关那件血案更多的内情。原来,李曼和大荃竟然上演的是双簧戏,除了小伦以外,之前还威逼过另一个男性技术员(现在叫工程师),抓住把柄后,同样每月被逼交钱,与勾引小伦的伎俩如出一辙,只不过因技术员家境比较宽裕,月月被迫付钱吃足哑巴亏。刀伤小伦血案一出,大荃夫妇才不得不收手。 肖老师曾与我一起用“猪狗不如”来痛骂李曼和大荃的丧心病狂!骂完之后我问:“小伦和技术员被讹诈的钱还了吗?”我,肖老师说“还什么还?他俩不用接着月月往外掏钱了,那个技术员对保卫科的人感恩戴德呢!”再追问就没了下文,原来此案被军管会主任门双成强令扣押,“不上报,不追究”地被掩盖过去。哎,文革期间是这类恶性案件的高发期,连著名作家杨沫的女儿分明是被那个缺德歌星毒杀一案,罪犯因被中央文革小组袒护,不也是不了了之? 

近日,有些人以网名在新浪博客上肆意谩骂我,诋毁我发回忆文革的文章是“造谣抹黑”,他们热衷颂扬毛和文革,咬定“文革时没有贪污腐败”“工农兵地位高,是国家主人”。今天我写40多年前的这件血案,想提醒他们:文革时期工人老大哥空有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并不高,“阶级觉悟”更是参差不齐,人性的贪婪懦弱都不可能被消除,公民的觉悟更是子虚乌有。没有先进制度的监督约束,大荃和李曼那样的恶人必然嚣张,这种人一旦手握权力,能不变成贪官污吏吗?能不欺压良善吗?



 于向真 2016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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