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父母的人生轨迹
于向真
父亲于明1922年端午节出生在安徽宿州。
我爷爷张殿臣民国时期曾出任宿县和蒙城县长，因憎恶官场腐败，辞官不做，回老家宿县城里兴办一所免费私塾。几年后家道中落，被迫关停了学校。奶奶姓郑，我在父母家见过两枚郑氏老图章。父母在国外那些年，逢年过节我代他们给亲戚寄钱，每次都有安徽宿县“五保户”的舅姥爷、舅姥姥。爸爸说，他很小被送给无儿女的舅舅舅妈，上学后才回到我爷爷奶奶家。舅姥姥晚年曾被接到北京，妈妈和我推轮椅帮她去医院做白内障手术，老人恢复视力回家后，写信把“宿州的三进院”留给我，几次催我过去办手续，我不愿意要身外之物，爸妈表态：“这样也好”。
爸爸是1937年投身抗战的中共党员。东北沦陷警醒国人，爸爸和石笑北、贾纯青、李昭等十几名青年，在安徽宿县等地区演出抗日活报剧。之后爸爸考上航空学校，抗日剧团成员为他举办了欢送会。航校临近毕业时，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教官看中他，让他和另一名学员秘密转移到新四军游击大队。
新四军四师的领导是彭雪枫与吴芝圃，彭雪枫能征善战，吴芝圃学识较深。一次游击大队撤离村庄前，吴芝圃写了一张通告，通篇是四言诗，誓言抗击日军入侵有理，两军作战不得危害平民，日军军官看后，赞叹中国军队有高人，传为美谈。新四军四师组建前，吴率部遭遇过一场败仗，伤亡和逃兵很多，余部跟着吴芝圃撤退，傍晚路过村庄，不好意思烦扰乡民，避开村庄绕行，吴芝圃随即背诵：“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代马致远的名篇脱口而出，与当时情景如出一辙。父亲也爱好诗词，在吴部坚持下来。
1949年开封，左二吴芝圃，左三开封市长刘玉柱，左四于明。
从1948年到1953年，父亲任省长吴芝圃的秘书，同时兼管河南省统战工作。后来参加筹建郑州国棉一厂、国棉三厂。
1953年初，于明在国棉一厂，他领队到上海学习时留影。
1956年下半年被派到西安党校学习，1957年秋毕业，回到河南，出任郑州市委宣传部部长。1958年秋，新华社挑选驻外记者，两名北京来的干部相中了父亲，劝他“到北京去学英语，然后当新华社驻外记者”。于明在新四军四师办过《拂晓报》《前进报》等，对新闻不外行，只是从未出过国，对驻外有顾虑。正巧吴芝圃刚从东欧出访归来，听到我爸爸的顾虑，说“我宁愿不当省委书记，更愿意去当驻外记者。”爸爸果断地离开市委宣传部。1958年12月初，我们兄妹随父母迁到北京。
1959年反右倾，班里有同学向组织举报，“于明私下说过对运动不满的话”，他被列入右倾者名单。但后来公布的人名中没有于明，大家都不明就里。直到外训班毕业，爸妈到总社上班，有一次在机关食堂吃完午饭，回办公楼的路上，突然有人加快脚步，走到他身旁，四下无人，小声对他说，“你的人缘真好，关键时救了你。”爸爸不解。只听他说：“我被派去郑州调查你，所有人只说你的好话，没一个揭发你。”说完那人加快脚步离开，爸爸都没来得及道谢。
1966年8月中旬，爸妈被卷入风暴眼。爸爸的肾脏受损又尿血不止，妈妈陪他到宣武医院挂号，走近挂号窗口被几个红卫兵拦住喝问“什么出身？”爸爸如实相告“城市贫民”，“城市也有贫农？”妈妈说，“他出身城市贫民，我出身是革干，父亲是27年的老党员。”遂允许挂号。爸爸回家对我说“感谢你爷爷，要是他民国时期继续当县长，我连挂号治病的权利都没了。”
1967年春季一个周末，妈妈带妹妹们出了门，爸爸关起两道门，给我们表演京剧《宇宙锋》片断，他一人饰演三个角色，一会儿饰装疯卖傻的花旦赵珍，一会儿饰昏庸的秦二世，一会儿又饰奸臣赵高，把哥哥和我逗得哈哈笑。突然爸爸停下表演，正襟危坐，严肃地说“今天我不是单纯过戏瘾，你俩是中学生，该懂得用头脑想问题了。现在全国害热病似的拥戴一个人，而我在家关起门骂皇上。”一听这话，吓得我直吐舌头，原来他对越来越癫狂的个人崇拜充满疑虑。
文革停课，我跟着妈妈上下班。1967年，数次看到新华社的大批判场面。在旧国会礼堂，轮番批斗总社领导，各分社社长也上台陪斗，站得满满的。前排主要人物被反剪双臂、挂着大牌子，被强按着头坐“喷气式”。后面陪斗的人压力轻些，弯腰低头站着就行。我爸爸“老于明”是总社有名的孩子头儿，篮球乒乓都在行，还有一肚子笑话，年轻记者们喜欢围着他玩闹。文革初期这帮人正得势，明里暗里没少帮“老于明”解围。那次各分社社长逐个被吼上台，有人三把两把将我爸爸推扯到最后面。晚上爸爸告诉家人，小G说“病号充什么大个儿？往后靠边站。”主持人按名单，要求布加列斯特分社的记者、司机上台揭发。分社年轻记者张汉文为爸爸说好话。造反派问“于明发了那么多稿件和内参，是不是你们写了署他的名？”张叔叔说，“于明抗战时就是战地记者，分社发的电讯是他自己写的，他写了不商量就署上我的名字。”
我家搬进北京以后，新华社宿舍大院每年春节同事们走家串户，互相拜年，每年必来我家的拜年客都少不了副社长邓岗和戴邦，二人进家门说的话总是同一句：“给老首长拜年来了！”我曾好奇地问过爸妈，社领导为什么称呼你为“老首长”？爸爸说是“熟人开玩笑”，妈妈告诉我，“邓岗是你爸爸在四师办报时招聘的同事，先刻蜡版，后来成为战地记者，很早就到新华社工作了。”邓岗夫人也是新四军老兵，来我家串过门，她负责安排驻外人员，美越战争打得最焦灼时，邓岗夫人来家里劝说，“别窝在家里图轻省，河内分社任务最重，需要你尽快过去。”不久，爸爸妈妈去了河内，离开了运动的是非。
爸爸一辈子爱看书。《二十四史》《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放满了几个书柜，晚年他依然每天看报看书写日记。有次我问他“大韦（我二妹夫）买来一套未删节版的《金瓶梅》，你有兴趣吗？”爸爸说“我看过删节版的，要不拿来我看看。”七天后我再去，爸爸很快就还给我了。
爸爸从小家教严格，对我兄妹严加管教，只要姥姥在，盛好饭后，姥姥不动筷子，谁也不能先吃；饭后可以马上离桌，但碗里不能残留一粒米一口菜；夏天再热，女孩在家也要衣服齐整，男孩不能穿跨栏背心和裤衩，要穿短袖衣裤。
我小学是住校生，那时育英学校住校生每月学费是19.5元，三年级后，我不让父母跑去缴费，星期天晚上回校自己去总务处交，有一次总务处锁了门，我把钱放在枕头底下，却丢失了，周六回家躲着爸妈，爸爸把我叫到里屋问话，我羞愧地承认了丢钱，爸爸却没有责骂我，告知钱别离身的道理，又说，“家里人口多，每月花费必须分毛节省，你第一次丢钱，我想办法补上，下不为例。”
母亲理锐出生在河南西华县一个革命家庭。姥爷名理至善，1927年初，在开封一中上学时，潘言田老师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姥姥刘心贞在西华县北大街家中，主持中共地下党联络站。母亲13岁离家，走时只带了一个小枕头套，里面装两件衣服，刚入伍每次行军她拎个枕头套跟在队伍后面跑，被送到漯河市一家医院当护士，她说“刚开始为浑身是血的伤员包扎时，吓得浑身筛糠”，残酷的战争很快把她磨练成坚强的战士，刚满16岁就入了党。
两年后，中共收复河南。妈妈18岁，正是水灵灵的好年华。一大批进城的干部到了成家的年龄，追求她的很多，妈妈都没看上。这时，姥爷的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位高大俊朗的年轻干部，就是父亲于明，妈妈看他一身正气，加上一手漂亮书法，于1949年元宵节在开封一家酒店二楼，举办了婚礼。于明幽默谨慎，理锐热情率直，他俩的恩爱在同事中是出了名的。
1949年春天在开封市的合影。前排坐者左一是吴伯母宋传芬，左二吴芝圃，左三是吴宋的大女儿，后排站立者右边是吴宋二女儿吴永杞，左三理锐，左七于明。
1963年秋，全家人在香山合影
文革初期，总社领导沦为“走资派”，记者王唯真从巴西载誉归国，成为“九颗红心向祖国”的英雄之一，被推上新华社领导岗位。爸妈和王唯真夫妇是外训班的同学加好友，王叔叔调我妈妈当办公室主任，帮他打理一应杂事。有个原总社部门领导在三里河家中上吊了，妈妈赶过去善后，安抚家人，联系火化。妈妈回到总社，告诉王唯真：“我和家属说好，不提自杀，只说突发心脏病，家人点了头。”
妈妈还告诉我，那段时间她经常被要求去国家信访局领人。妈妈并没有按程序将他们带回总社，而是劝说各省区分社的上访人员和家属“别惹麻烦，回去躲避为上策”，尽可能保护那些自投罗网的人。两年后，王唯真也翻车了，妈妈跟着遭殃。两三个平时向她借钱、借了不还的人，带头整她，每天挨整回家后，还要连夜写检查，多亏有爸爸帮衬，替她写好检讨书草稿，叫醒她誊写，爸爸再去睡觉。
1969年秋天，造反派把批斗会开到我家里。我在工厂当学徒工，接到厂革委会通知，“马上回家参加家庭批斗会”。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赶回家，过道和走廊站满了人，妈妈低头站在中间，“打到理锐”的口号一声接一声，妹妹抱着我的腿不停地颤抖。我爸爸被迫说自己“阶级觉悟不高，水平有限，对老理帮助不够，对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辜负了革命群众的信任。”有人指着我说，“让女儿揭发，看她是怎么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我途中已经想好了对策，一字一顿慢慢地说:“我妈妈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妈妈，”然后加快语速历数妈妈如何“从小教育我五兄妹尊敬师长、友爱同学、学雷锋做好事、艰苦朴素、节衣缩食”，“我进工厂后，妈妈要求我苦活重活抢着干，见困难就上见荣誉要让，叮嘱我，有啥事情可以不跟父母说，绝不能向组织隐瞒……”我把妈妈夸成一朵花儿。说完静场了，过了一会儿有人小声说,“老理的确是个好同志，在工作上她帮过我不少忙。”凶巴巴的主持人随即宣布“今天的会开到这里，散会。”
之后，妈妈被命令去锅炉房装卸煤块，烧了一冬天锅炉。烟熏火燎后，妈妈突然憔悴苍老了。我们母女一起出门，再也没人打趣“咋看都像姐妹俩”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家买了台黑白电视机。那时极少家庭有电视机，起先近邻晚上过来看电视新闻，之后看了更晚播放的影片才离开，不久我家门傍晚干脆不关了，谁都可以进来站我家厅里看电视。妈妈只是提醒：“高个儿往后站，让大家都能看到。”好多次赶上雨天，客人走后我和妹妹扫地擦地，光是带进屋里的泥巴能扫出一两簸箕！
妈妈是个热心人，多次帮亲友介绍对象。1966年爸爸病重，从欧洲回国，不能乘飞机，在漫长的火车途中，从保加利亚使馆回国的小李叔叔，途中和父母熟悉后，请求帮他介绍女友。回京后，妈妈把在食品研究所工作的果佳阿姨叫到家里与小李相亲，很快二人结了婚。多年后，我26岁时，又是果佳阿姨帮助我，成全了我白头到老的姻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铁道部总医院的一名医生，说她儿子条件优秀，遇不到合适对象，我转告妈妈，妈妈说：“前几天铁道部你爸爸的老战友来咱家，说起女儿找不到男朋友，可着急呢。”妈妈赶紧撮合此事，进展顺利。不久，在新桥饭店西餐厅举行婚礼，见证了才貌出众的新婚夫妻喜结良缘，妈妈和我乐得合不拢嘴，异口同声赞道：“天作之合！”
疫情中的2021年，老伴和我从新加坡回国，在厦门自费隔离三周，才回到北京，赶紧去看望妈妈。妈妈让我帮她处理房子。过户前需要到新华社在房产归属证明上盖公章。当时新华社大门把守森严，任凭我说出大天，不允许我进去盖章。绝望到想离开时，有个矮矮瘦瘦的先生走出总社大门，我迎过去求他帮助，把需要盖章的房产证明拿给他看。他听我说是理锐的女儿，二话不说接过证明，让我等会儿，他进了总社大门。终于等到他拿着盖好公章的证明出来，原来他说了一堆好话，才盖上公章。他坦诚地告诉我，他是新华社保卫处处长，再过半年就该退休了。”他还说，“我刚参加工作时境遇不好，理锐出手相助，你妈妈是个热心的好人。”
上世纪90年代初父母在珠海
父亲于明2003年12月2日病逝，走得很安详，生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很幸福。”
2024年春节前，妈妈因肺炎离世。哥哥告诉我，“ICU的医生说，妈妈是典型的注射疫苗造成严重的肺结节，肺一旦发炎就没治了。”
1.“典型的注射疫苗造成严重的肺结节”，什么类型下疫苗？
2. 我虽然是小字辈，但对文章里的这类人却十分熟悉。我回北京也是住xx大院。那房子里也摆着给上一辈人写的}“传记”、“回忆录”之类。但恕我直言，真正的明白人不多，认识到“往事并不如烟”的层次，非常少。。。
看到你描述文革时期，很多领导干部，遭到人身攻击，做“飞机”批斗，我特别不愿回忆那段历史。可能是我当时心智不健全，非常害怕。我佩服你，敢直面世事，大胆说出。谢谢你分享。
吴芝圃是要负责任的，大跃进中河南安徽都是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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