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唐平铸给林彪写信自辩，恢复工作后又被打倒
胡痴被揪出来了，唐平铸也被扣上“胡痴黑后台”“包庇胡痴”等罪名，在人民日报社和解放军报社轮番批斗。
（图为唐平铸〔右1〕1967年1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批斗）
1964年7月7日，毛泽东为《解放军报》题写报头，并指示“换改时间，可在八一节为宜”。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四次赞扬《解放军报》。1. 1月27日，军报《思想战线》专版发表第二军医大学哲学教员邵华泽的文章《浅谈“一分为二”》，毛主席赞扬此文为干部“学哲学的样板”。2.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要看《解放军报》，看《中国青年报》。工人、战士写的东西实际、活泼，又能说明问题。”3.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谈哲学问题时说，《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4. 12月20日，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时说，《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内容，要学习。1965年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首都体育馆接见解放军报社全体同志，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图为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唐平铸〔左2〕等人）
毛泽东、林彪认为《解放军报》办得很好，频频表扬。而肖力却不分青红皂白，把军报领导全部打成“黑帮”，这是为什么呢？唐平铸百思不得其解。但他认为这不是毛泽东、林彪本意。
1967年1月25日，唐平铸给叶群写了一封信。
叶群同志：
关于《解放军报》发生的事件同我有牵连。现在大家都把我当作主谋，《人民日报》也把我这半年的账翻出来了。这对我是个好事，使我能够更加清醒认识自己的错误。一些人把《解放军报》那件事和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上的错误，往阴谋这个纲上提。
为了我的安全，不让我出去。有几个工人同志每天守着叫我写检讨。我写这个材料，不是要求林总为我讲什么，而是使他对这件事心中有数。现在我说什么，别人也很难听进去，非得承认自己搞阴谋不可。
敬礼
唐平铸
一月二十五日
在附件《我的错误》中，唐平铸为自己辩白：
《解放军报》是军委和林总直接领导的，是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的，在军内外享有崇高威望和广泛影响，对《解放军报》来说，根本不存在夺权问题。向《解放军报》夺权，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解放军报》在宣传报道及内部文化大革命方面没有错误。我作为解放军报社的顾问，半年多来没有过问或很少过问，是有责任的。《解放军报》的革命群众贴大字报，火烧报社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事件发生后，我没有觉悟，甚至在革命群众向我讲明情况后，我不但没有挺身而出支持革命群众反击，还千方百计地保胡痴等人过关。劝说革命群众对他们采取宽容态度，还希望他们吸纳反党分子和谷岩为领导班子成员。这是我极大的错误，客观上起了帮凶作用。
但是，我向党郑重声明：事前我是不知道的。有人说我同胡痴一起直接策划了这次反革命政变，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一、我没有参加1月13日胡痴等人接管《解放军报》领导权的活动。他们发表接管《解放军报》的“特急呼吁”，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看到过。第二、说胡痴等人发表社论“告全军书”，事前我不知道，现在我也没有看到过。第三、说胡痴等人商量的领导班子名单，事前我不知道，只是事件发生后，在15日，革命群众对我谈到这件事时，我问胡痴才知道了有个名单。第四、说胡痴等人要修改社论，封闭原来文革一些人的办公室，事先我不知道，这是宋维等革命群众向我讲的。第五、据说他们还要在全军以至全国进行反革命煽动。这些事情我一概不知。
根据以上事实，希望组织上能够查清真相，做出公正的结论。
我在这次事件中，确实有很严重的错误。主要是：
13日下午，军报有两个同志向我反映和谷岩等人贴大字报的情况，当时我没有看清问题的性质，没有明确表态，也没有及时向上级反映。晚上，我请军报的三个同志来谈了事情的经过，我感到这件事很严重，后果很糟。但我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变。我还极力说服他们，说胡痴是革命左派，在钓鱼台伯达、江青同志很信任他。我还说和谷岩是个好同志，报社如果成立领导班子，可以考虑吸收他参加。
第二天，我遇到胡痴，他对我说，这件事是江青同志让搞的，是她叫到军报贴大字报的。他还说，在这关键时刻，你一定要帮我说几句话，不然下不了台。又说，这两天他晕倒了几次，支持不住了。直到现在，我不知道江青同志对他讲过这个话没有。当时，我是信以为真的，以为他们这样做，是江青同志的指示。所以我更加保胡痴了。
根据胡痴的意见，第二天我又找军报的七个同志到钓鱼台谈了一下。我想把事情和解下来，不要闹大了。当时我犯了个极大的错误，顺口说成这次会是代表全军文革召开的。其实全军文革并没有委托我，我以为这样就可以封住那些革命同志的口，把胡痴保住。那天晚上，我对江青、萧华同志讲了一下。江青同志当时批评我，不要带人到钓鱼台开会，这是违反纪律的。萧华同志的意见是：胡痴是个好同志，先烧一烧，再保。我在人民大会堂打电话给胡痴，把江青同志的指示告他，要他到《人民日报》休息一下，等着我修改社论。大概是三点来钟，军报来了三个同志把他揪走了。
这些情况，在第二天的军委扩大会上和在电话里，我分别向伯达、江青、向前、萧华、叶群讲了。当时他们的回答是：伯达同志说：“胡痴应当回去烧。”江青同志说：“胡痴应当回去，烧出来可能是块钢，也可能是块废铁。”向前同志在电话中说：“你情况熟悉，要好好去处理。”
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认清事件的性质，特别是听信了胡痴说他是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做的，我信以为真，没有同胡痴、和谷岩一伙人做斗争反而包庇他们，压制群众进行正义反击，我的立场完全站错了。
将来我不管干什么，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听林总的话，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要为自己的子女做个榜样。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于《人民日报》宿舍
这里要解释一下，胡痴说江青叫到军报贴大字报，这话并没有错。但是，江青是让肖力去贴大字报，并没有说后面两张大字报。而唐平铸误为后面两张大字报也是江青让贴的。以后造反派给胡痴加了一个“篡改江青指示”的罪名。
这时候，人民日报社对唐平铸的看管还不严，几个看管的工人也没有经验，唐平铸悄悄把一小卷信藏在换洗衣服里，利用家属探视塞给了孩子。信里面还有两张纸条，一张是他写给妻子陈友孟的，说阳地同志是林总秘书，请他把信转交叶群。另一张纸条是他写给阳地的，“阳地同志：我有个材料，请转交叶群同志，谢谢你。唐平铸，一月二十六日”。
唐平铸妻子陈友孟是延安抗大的军医，因为工作关系，她与校长林彪等许多领导人都很熟悉，与叶群也有交往。唐平铸失去自由后，她四处写信申诉，分别寄给了林彪、周恩来、江青、萧华和中央办公厅，都如石沉大海。陈友孟拿到唐平铸的信后，立即到毛家湾求见叶群。叶群没有多说，收下了唐平铸的自证信。
2月17日，被关押一个多月的唐平铸恢复自由。
2月27日，中央文革电话通知人民日报社。
《人民日报》临时编委会、监督小组的同志们：
请你们向报社全体同志公布以下三条：
一、已查明，唐平铸同志对于《解放军报》一月中旬发生的问题没有责任。
二、唐平铸同志的缺点和错误，根据已揭发出的材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不能采取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
三、唐平铸同志现在可以在《人民日报》参加编辑工作。
陈伯达、王力、关锋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1967年5月1日，唐平铸出席天安门广场的五一庆祝活动，他的名字也上了《人民日报》的来宾名单。不久，唐平铸被指定为人民日报社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主持人民日报社的工作。6月，陈伯达对唐平铸说：“你现在还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嘛，中央也没有宣布撤你的职，你应该大胆地工作，怕什么？有问题常到我这里来说一说。”唐平铸惊魂一场，他很希望得到众人支持，所以他对临时工委的几个人转述了陈伯达的意思。没有想到，有人用长途电话报告了在武汉的王力。陈伯达被王力质问后，对唐平铸大发脾气。从那以后，陈伯达对唐平铸的态度就变了。
8月31日，《人民日报》遵义红旗战斗团整理了《唐平铸今年三月恢复工作以来的问题（初步揭发）》，说唐平铸歪曲毛、林指示，是萧华的黑秀才，至今仍不揭发萧华，包庇胡痴小集团等。
1968年9月17日，唐平铸被中央二办隔离审查，后转到中央一办。1975年5月15日，胡痴被释放；5月25日，关押近7年的唐平铸也终于被释放。
肖力的身份在军报公开后，军报所有的人都对她表示极大的敬佩、敬重或敬畏。洪炉对肖力说：“有的人一辈子就见过一次毛主席，更多的人一辈子都见不到，你却天天都能见到他老人家，你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肖力摇摇头说：“不，我现在也不是天天都能见到，有时候个把月才能见到一次。”洪炉以为她是保密或谦虚，以后才知道她说的是真话。
肖力刚到军报时确实给人谦虚的印象，对人也还坦诚。什么事情办好了，她会高兴地说：“给你一个奖励！”送一本小红书，或一枚毛像章，还要亲手给对方戴上，像佩带勋章一样。肖力在军报全体大会上说：“我爸爸让我告诉大家，我念了十几年书，其实中了十几年毒，刚出学校门，什么也不懂，还很年轻，很幼稚，也很蠢，是个娃娃，你们都是我的叔叔和阿姨，我要向你们学习，各方面都要请你们多多帮助指教和批评，我没有经验，如果有了错误，怎么批评都行，‘炮打’‘火烧’都可以。”并公开她在军报办公楼五层的房间号码，随时可以找她。肖力的话博得全场掌声。而背地里，她开口闭口都是“那帮老家伙”如何如何，“年纪大的都老奸巨滑”等等。肖力的理论是，“报社有一条又黑又长的黑线”，“军报很复杂，坏人比较多”“几朝人都有”“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等等，全面否定军报的过去和军报干部队伍。凡是在报社工作多年的，她都看作是“三朝元老”“旧班底”“旧势力”，而且说“旧势力太严重，如今造反就是挖掉这条黑线”。
肖力大权在握后，独断专行的一面就暴露无疑。她对那些还不是走资派的中层干部，甚至是临时总编组成员，都格外严厉甚至粗暴。有一次她板着面孔向几个资深的中层干部交代任务说：“这个工作你们必须做好，如果完不成任务，以党纪国法论处！”几位老同志吓得连声应诺。肖力不满军报一些老同志软弱无能，在会议上指责他们都是没有吃过钙片的人。有一次不知什么事情没有办好，肖力坐在沙发上，要她副手在内的几个中层干部站在她面前。“你们全给我站好，立正！”然后她咬牙切齿指着满面惶恐的几张面孔说：“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们！”在肖力眼里，军报是“阎王殿的缩影”，军报干部仅仅是可以团结、利用、改造的统战对象，决不能成为革命主力军，更不能成为领导者，否则会“大权旁落”、“江山变色”。
肖力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担任负责人后，霸道依旧。陈伯达说：“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当了‘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肖力常说：谁不听话，我就把谁送到监狱去，秦城大门是敞开的！工作人员提心吊胆，战战兢兢……
肖力说的不是戏言，她母亲就是这样做的。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陶铸，共有14人（不算四大行政区派来的成员），被江青清除一个又一个，最后只剩下他们五个大人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办事机构六任负责人，除最后一任肖力外，前五任（第一任穆欣、戚本禹，第二任王力，第三任宋琼，第四任王广宇，第五任阎长贵）都先后进了监狱。办事组值班室七人中，有五人（王道明、矫玉山、张根成、王广宇、周占凯）被江青先后投入监狱，另两人（姜材熙、李奎林）被审查多年。中央文革小组、下设办事机构负责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江青抛进了监狱。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矫玉山、王道明、张根成、周占凯；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办信组负责人杨松友，文艺组负责人金敬迈、李英儒等，宣传组负责人李广文，理论组负责人杨永志，档案组负责人王敬忠、朱波，江青秘书阎长贵，警卫员孙立志、护士等都被莫须有的罪名投进了监狱。
肖力声称“我不愿意老提我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派来的”。她两次对胡痴说：“我真痛恨生在这个家庭，实在不自由，处处受限制。我以后要到农村当个小学教师，自由自在。”胡痴两次都批评她：“怎么这么想，以后不要再乱说了。”也许这时候的肖力还没有那么强的权力欲望吧？但是，江青可不这么想。1966年11、12月间，宋琼告诉胡痴，江青对他说，肖力自尊心很强，要注意尊重她。胡痴在囚室里才慢慢悟出江青的潜台词。
1967年1月初，中央文革在钓鱼台6楼会议室开会。胡痴说：“我能力不行，水平低，抓新华社和解放军报社，两头顾不过来。”江青说：“胡痴的身体、精力都好，主要应把新华社管起来。”她询问军报领导班子的情况，胡痴说：“弱一点。”江青马上说：“你加强一下军报的领导班子嘛，日常工作让他们搞就行啦！”对于江青的一再暗示，胡痴并没有听出其话外音。
新班子名单之所以没有考虑肖力，是因为她到军报才两个月，也没有具体工作，经常往钓鱼台她妈妈那里跑，有时几天也不来军报。《快报》组也没有向胡痴反映有关她的情况。在胡痴印象中，肖力很聪明，也好学，但就是坐不下来，脾气也不太好，好像她也没有写什么东西，胡痴要她多看些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她说：“我妈妈和戚本禹那里的材料太多了，简直让人头疼！”肖力没有实际办报经验，也不询问有关工作和文革情况，所以胡痴在新班子名单中没有考虑她。此举遭到江青、肖力的忌恨，“胡痴反党小集团”阴谋夺权的罪证也由此而来。
肖力曾对唐平铸说：“唐总编，我是你的小兵，可卒子也会过河的。”果然不久，包括唐、胡在内，军报90%以上的干部被肖力等人列入另类，饱受磨难。栾保俊想起肖力初到军报“叔叔”不离口的“谦恭”，他在囚室写下几句顺口溜：“肖力姑娘干劲足，一耙子打倒仨叔叔。叔叔有冤无处诉，大被蒙头一场哭！”
1967年1月20日凌晨，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家被抄。与此同时，装甲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头头得到派驻红卫兵“三司”的联络员报告，北京红卫兵正在接管人民日报社（他们并不知道已被王力劝退），立即联络七个造反组织，成立接管军报临时指挥部，在装甲兵大院召开接管军报策划会，议定接管方案和行动计划。
1月20日上午，1000多名军校造反派冲进军报。他们事先从军报的古田战斗队了解到，军报各群众组织包括突击队、古田、高炬等成立了联席会议式的联络站，但是不管谁，都不能绕开肖力和“突击队”，古田战斗队表示可以转告。但军校造反派一定要面见肖力和“突击队”，不见不说。
肖力和宋玉芬吃完午饭，正在军报大楼五层的宿舍休息，听见外面口号声此起彼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她们往窗下看，大院里站满了人。肖力怎么能让外来造反派夺取军报大权呢？她要李志高出面，把军校造反派领到食堂。李志高冷冷地对他们说：“接管军报应该向中央和军委报告，我们不能谈判此事。”会谈中止，双方离开食堂。
但是，军校造反派并没有撤离军报，反而越聚越多。他们举着各自的造反旗帜和标语，团团围住了军报办公楼。几个造反派顺着消防梯爬上楼顶，挥舞着红旗。另一些造反派吼叫着：“军兵种领导机关都被我们占领了，何况你小小的报社。”“总政治部都犯了错误，你军报还不交权？”
军报人员认为他们违反中央军委的规定，纷纷来到一楼大厅组成人墙，堵住了办公楼的大门，双方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一个造反派用拳头砸碎了玻璃，然后用血淋淋的手扒过人墙。几个造反派接连爬上来，军报人员连推带挡，试图把他们拉下来。无奈他们年轻力壮，拳打脚踢，像拔萝卜一样，把第一排人墙一个个拔了出去，造反派一窝蜂冲进军报办公楼。报社有线广播喊“军报是保护单位”，劝说他们退出去。造反派把电线扯断，在楼顶插上一片造反旗帜，表示占领了军报。
一位老同志在四楼记者处办公室，用电话向中央文革告急。当天下午3点，电话传来陈伯达紧急通知：“军报只能由本单位革命派自己闹革命，外单位都不得冲，违反者，就会犯错误。”
军校造反派根本不理睬，继续占领军报办公楼。
半小时后，电话传来陈伯达第二次紧急通知：
军报内部革命派前几天已经自己闹革命，外单位又去冲，又去闹，这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外单位革命派可以提意见，但要照顾大局，照顾解放军的伟大荣誉，请冲进去的外单位同志，再三思考，深思熟虑，我的意见，以退出为好。这也是照顾你们，有问题以后再派代表商量，祝同志们好。我建议，你们退出比较妥当，不然报社不好工作，这是好意的建议，请同志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所告诉我们的革命方法，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避免犯错误。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陈伯达
20日下午3点半
这时军报群龙无首，实际由肖力主持。陈伯达两次紧急通知都送到她手里，她让宋玉芬到楼道宣读。宋玉芬踩着楼道的凳子，宣读陈伯达紧急通知。造反派听也不听，把她拉下来，连声说：“我们不是学生，我们是军校学员，我们不是冲报社，我们是革命行动！”他们认为陈伯达的话是假的，责问是怎么来的。借调军报的一位海军说：“这是肖力同志拿来的。”“肖力在哪里？”海军并不认识肖力，指着宋玉芬说她就是肖力。造反派马上围住宋玉芬：“你就是肖力吗？”宋玉芬说：“我不是肖力。”造反派看了她的记者证，又围住海军：“你为什么说她是肖力？”如此一来，造反派更不相信陈伯达紧急通知了。田敏（四医大学员）、刘凤（七医大学员）押解宋玉芬和田晓光，驱车去了中南海西门，又去了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但还是无法证实陈伯达紧急通知的真伪，更见不到陈伯达本人，无奈他们只好把两位女将放回去。
洪炉等几个人站在军报办公楼外面，商量兵分两路，一路到解放军画报社打电话求助，一路直接去钓鱼台报告。军校造反派封堵了军报大门。洪炉他们从宿舍区倒垃圾的小门钻出去，看见钓鱼台门口停着军报大轿车。原来军报西直门宿舍区的人，包括副总编辑吕梁、张秋桥，下午到军报上班进不去了，他们只好把车开到钓鱼台门口，想请中央文革出面解围。
（图为中央文革小组一次接见会上，左起关锋、陈伯达、江青、唐平铸）
到了军报门口，关锋喊道：“我是关锋，我是关锋，代表中央文革，来处理军报问题，请同志们让我进报社去。”门口的军校造反派让出一条通道，关锋乘车进到军报大院，他又喊：“我现在要进军报办公楼，请来报社的群众组织派代表与我会谈，让我了解情况处理问题。”重复几遍，守在办公楼门口的军校造反派也让出一条通道，让关锋和秘书进了军报办公楼。
关锋一再说“大水冲了龙王庙”，年轻的造反派并不把关锋放在眼里，也听不出他软中带硬的话外音，大吵大闹坚持接管军报。争执很久，造反派还是同意了关锋的条件，所有群众组织撤出军报，留下代表继续谈判。
关锋首先询问群众代表的姓名、单位和组织名称。为首的是装甲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头头王澎，讲了他们的打算。关锋根据林彪信和陈伯达两次紧急通知的精神，严厉指责王澎等人：“今天冲击军报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文革以至中央决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这时下午被劫持的宋玉芬、田晓光也气愤地揭发造反派不听、不信陈伯达的紧急通知，还将她们抓走，这是抗拒中央文革的行为。王澎垂头丧气，不断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关锋悄悄让秘书打电话调兵遣将。1月21日零点，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率一队全副武装的官兵来了，宣布奉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之命，立即逮捕今天冲击军报的王澎等人。军报的人立即上前扯下他们的领章、帽徽。
造反派得知军报已被毛主席女儿造了反，他们再造反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一个个目瞪口呆，弯腰低头，口口声声表示“罪该万死”“向毛主席请罪”，从此再没有军内外造反派敢到军报造反。
“一·二〇”事件中，肖力自始至终躲在宿舍没有露面。但是，李志高等人却无中生有诬陷古田战斗队“阴谋绑架肖力”，把其成员都抓起来，打成现行反革命。甚至连质问肖力“你是什么人？你是哪里来的”，也成了反革命罪状。
原来李志高等人主观臆断，认为围攻军报是古田战斗队采取阴谋手段，勾结军校造反派，绑架肖力，妄图夺取报社领导权。只是军校造反派不认识肖力，误以为宋玉芬或田晓光是肖力，才把她们带走。其实这个臆断根本说不通，田晓光本身就是古田战斗队的人，古田战斗队怎么可能自己人绑架自己人呢？但是，这个荒诞演绎被几个坚决拥护肖力的人几次上报江青，引起江青的格外重视。
第一份上报材料说：我们分析认为，以古田战斗队为主的一小撮坏人，是“一·二〇”事件的策划者，他们“妄图绑架、迫害肖力同志，带走了两个戴眼镜的女同志就是铁证”。第二份上报材料说：“古田战斗队和冲击军报的一些坏人是相互勾结、紧密配合的……‘一·二〇’事件决不是军校（造反派）单方面的行动，而是报社内部坏人勾结他们一起干的”。“更加严重的是，一小撮坏人借口辩论，妄图绑架我们敬爱的肖力同志，因肖力同志不在，他们把另外两名女同志当成肖力绑架走了”。第三份上报材料中，指责古田战斗队的活跃人物，曾与肖力同为军报造反兵团勤务员的唐建亮，是“一·二〇”反革命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唐建亮同军校一小撮坏人，相互勾结夺军报的权，并妄图绑架和暗害肖力同志。”
尽管“绑架肖力”的臆断经不起推敲，但江青还是信以为真，说古田战斗队的唐建亮等人是“一伙凶恶的阶级敌人”。以后江青又把这一案件挂到“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账上。她在一次大会上控诉“五·一六”分子要绑架肖力，指着军报那几个写报告的人说：“要不是他们保卫肖力，那孩子就算完了。”江青对美国学者维特克说：李讷和你同岁，她和你一样，也是搞历史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在解放军报社工作，反革命的“五·一六”要绑架她，绑错了人，那个人同她一样也戴着眼镜……
江青相信了无中生有的“绑架肖力”一事，于是大发雷霆。为此，古田战斗队的成员几乎无一漏网，都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唐建亮被北京卫戍区逮捕，戴上手铐押出军报，关进了监狱。古田队其余的人被关在军报大院的私牢。19岁的女打字员刘兰珍和怀孕的女打字员芮淑英也成了“囚犯”。芮淑英挺着大肚子在批斗大会上低头挨斗，在报社大院游街示众，其状惨不忍睹。直到母婴垂危才被送进医院，剖腹产第三天又被审讯。
受此案牵连的有：唐建亮、李连永、黄中英、游道睦、田晓光（女）、芮淑英（女）、刘兰珍（女）、李恒起、吴凤山、王振强、姚玉璞等11人。以后他们被处理劳改或复员。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此案才得到平反，逐一落实政策。
刘志坚被打倒后，萧华的地位岌岌可危。3月3日，周恩来在萧华检讨会上讲话，说萧华同志犯的错误是不自觉的，缺乏经验。他是个“红小鬼”，从他整个历史看是光荣的。不要用放大镜看一个人眼前的错误，要看他的整个历史。周恩来还说抄萧华的家是股“妖风”。
萧华终于松了一口气，日子好过一些了。他念念不忘解放胡痴等人，加强军报的领导力量。但是萧华低估了肖力的政治能量，给自己徒增一条“罪状”。
3月7日下午，陈伯达、萧华、王力、关锋、戚本禹和重获自由的唐平铸，在钓鱼台13楼，传唤在北京卫戍区监护一个多月的胡痴、宋琼。因为中央文革改口，“一·一三”不再是反革命事件，陈伯达等人称胡痴、宋琼同志，并与他们握手。
萧华说：“什么夺权啊，胡痴就是总编辑，这不成了‘胡夺胡权’了嘛。”既然不是夺权，就没有理由再继续关押胡痴、宋琼，萧华的意思是让他们回军报上班，陈伯达没有说话。关锋、戚本禹则反复强调：“胡痴现在回军报不行，恐怕‘小将’们通不过！”就在这段时间，肖力仍在指控胡痴“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给机会不改，是罪上加罪”，强迫胡痴承认“抗拒、封锁、篡改”江青1月12日晚的指示。肖力还向林彪报告“胡痴有历史问题”，给他加上“汉奸”的罪名。
有人提出：“不知是谁往胡痴大衣里塞了一小包药。”萧华说：“赶快派人把药弄来化验一下。”胡痴回答：“我被送到卫戍区后，确实发现大衣口袋里有一包药，里面有三颗黑色药丸，有两包黄色粉末。药被看管人员收去了。”到底是什么药？是什么人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均无答案。显然这件事有转移视线之嫌，但它却成了继续关押胡痴的理由之一，案件还没有搞清楚嘛。在王力、关锋的极力阻挠下，最后达成共识，“等给‘小将’们做好工作再说”。
这样，胡痴、宋琼又被押回北京卫戍区，只是换了一个比看守所条件好一些的招待所，但还是监护，没有人身自由。
“一·一三”事件后，军报相对平静了。总政治部机关虽受动乱影响，也还在尽力运转。为保证军报正常出报，萧华主持，总政治部党委批准，解放军报社成立临时党委，张春桥弟弟张秋桥担任党委副书记，成员包括肖力、突击队一名成员。除张秋桥外，原胡痴班底和被肖力大字报点过名的干部均被排除在外。张秋桥复出显然与他哥哥张春桥不无关系。其实张春桥六亲不认，否则肖力等人的“一·一三”大字报也不敢点张秋桥的名。
但是，张秋桥是副职，解放军报社还缺第一把手。江青只能旁敲侧击，不好明说让肖力担任，她等着萧华主动提出，但萧华根本无视肖力的存在。1967年4月，萧华物色了《解放军报》创始人之一的赵易亚，担任军报临时党委书记和总编辑。赵易亚曾在军报和总政宣传部任职，以后调到陈伯达为院长的马列主义研究院担任副院长。按军报临时党委分工，赵易亚主抓军报的宣传工作，张秋桥继续管理军报内部运动。肖力也是临时党委会成员，她没有提出异议，不动声色。不过肖力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夺权可以，我们就再夺回来。”
6月19日，肖力为首的“突击队”突然贴出一张大字报，目标对着张秋桥。虽然没有点赵易亚的名，但却从根本上否定和全面批判临时党委。说“把群众当成了阿斗”，没有“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组成最猛烈的火力”，向“胡痴阴谋小集团”一小撮坏家伙展开最坚决的斗争，而是“划框框、定调子”“束缚群众手脚”“把群众严格控制在他们所划的小圈子里”。在报纸宣传上，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报纸面貌”，“保守了，下降了，落后了”，临时党委“没有很好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辜负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期望，辜负了全军同志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执行了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述路线错误主要由张秋桥负责。
1968年8月23日，新“突击队”给毛泽东写了一份决心书，极力为肖力评功摆好。其中把“六一九”大字报吹嘘成“军报文革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字报，揭露和粉碎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其在军报的代理人的罪恶阴谋，进一步揭开了军报阶级斗争的盖子，把军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但实际上，“六一九”大字报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典范”。
军报许多人都想不通，肖力自己就是临时党委成员，有不同意见不在临时党委内部提出，却以“群众”名义端到“群众”面前，为什么她总是在“领导”之外和“群众”之上？不断指责和批判别人，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肖力进了军报领导班子，但还是没有坐上第一把手的宝座。江青把全部责任推到张秋桥身上，骂他“十分卑鄙”，“是走资派兼反动路线执行者”。肖力的“一·一三”大字报打倒了胡痴，这“六一九”大字报又击垮了复出才两个多月的张秋桥。张秋桥妻子去钓鱼台求见张春桥，想请这位哥哥为他弟弟说句话。谁知道张春桥不但不救，反而通知派出所，把到钓鱼台“捣乱”的弟媳抓走。
中共“九大”后，一直在押的张秋桥被新“突击队”专门批判后，发配到河南部队农场养猪。直到中共“十大”召开，迟浩田过问，张秋桥才和军报一批“走资派”获得“解放”，平调到总政宣传部任副部长。这时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与张秋桥除会议不得不见面外，平日没有任何来往，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粉碎“四人帮”后，张秋桥却沾上了张春桥的光，说他是“四人帮”在总政治部代理人，又被关押审查8年，最后落实政策，给了副军职待遇，就是不给离休资格，2010年张秋桥去世仍是退休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