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朋友们的反馈与指正
2023年8月18日
十多天前，我从笔记本存稿中见到一年多前写的《爸爸的遗愿》一文，发给杨继绳先生，杨老师看后迅速把《墓碑》第一章“祸起中原”电子版发给我，对我说“建议你用一个多小时看看第一章。”
我用半天多看完第一章。多年前我读过鸿篇巨著《墓碑》，当时我对作者如何获得那么多被刻意销毁、被铁腕抹去的历史真实的统计数据与重要资料，杨老师是如何获得的感到惊奇。不难想见，这过程太艰巨也太戏剧化了，当然与杨老师身为新华社国内部资深记者有关，也与经历过大饥荒的人们深埋心中没齿难忘的惨痛事实有关，缺一不可。杨老师自觉肩负重任，倾注全力详尽地收集并记录下惨绝人寰的史实，功不可没！
2008年4月，我曾追访过两位河南老农民，事前有准备，“闲聊”时用携带的录音笔暗自录好，如实写成《中原乡村那三年》上下两篇访问记，发在博客上，不久就被网警删除了，幸好留下底稿。这次我写的《爸爸的遗愿——潘杨王事件起源内幕》，但愿我记录的文字能成为佐证《墓碑》的一份旁证，有旁证也是必要的，这是我不嫌麻烦做此事的初衷。
征得杨继绳老师同意后，我在原稿中加入潘杨王事件的背景简介，再次发给杨老师，很快获得鼓励：“收到了，这样对吴芝圃的介绍就全面了。”
我知道这类文章无论主流媒体还是微信群都不能发表，想听到读者反馈，只能用一对一微信发给几位亲友征询意见。
我在第一时间发给当代杰出的理论家吴思先生，正忙着写文章的吴先生看后说: “好文章。有细节就有了真相。长辈们不容易啊。”看了二稿，吴先生又说：“补上背景之后，这三言两语反而抵得上千言万语！”莫大的鼓励，让我甘之如饴。
我发给著名编辑李大同，他在中国青年报创办的《冰点》，期期都令人热切期盼。大同兄不仅文字功底一流，政治见解亦独到精深，他马上挑出三处不当用词，并提问：“第一个主要问题是，还有没有更详细的内容？譬如邓如何面示？怎样操作的具体内容？邓和吴的原话最重要，当尽量还原。”
大同提出建议：“关于新四军抗日的内容，应尽可能删减，因为总体上不属实，新四军实际上是和日军勾兑好的，互不侵犯，互利互惠，共同对付国军，新四军消灭国军动辄一次上万人，对日军哪有这种劲头。当然也不排除有过小冲突。吴法宪回忆录里，对日军作战就一字不提。他是新四军高级领导，可能更清楚内幕。”
大同兄说：“文中有一处河南方言‘愚亏’，应在括号中注明普通话含义。究竟是愚忠还是愚昧？”“另外，陈健阿姨尚健在否？能否让她看一下文字？”
随后，大同还对我说：“新四军事如有可能，仔细看一下张戎的《鲜为人知的毛》一书。二代所夸耀的父辈战绩，多不可信，父辈自己瞎吹，子女信以为真。连大渡河十八勇士都是瞎编出来的，别的可想而知。”
“皖南事变的真相，就是毛借国军之手灭掉新四军，和消灭西路军一个性质，因不是嫡系武装，毛不想成为日后威胁。看一下皖南事变项英与延安和老蒋的电报往来就很清楚了。毛强令项英不走蒋规定的线路和目的地，故意引发沿途国军和新四军的摩擦，此前国军已被新四军消灭万人以上，火不打一处来，见新四军违抗军令，着力痛击，项英却不明所以。毛坑了他。”
我赶紧回复说: “皖南事变的真相，我是第一次知道，以前太片面，太偏袒共了。”非常感谢大同兄的好建议，很快又把刚写好的另一篇文章也发给他，大同看了我写了《我眼中的新加坡8 总理真难当》，对我说：“这是你近距离观察的感受，很真切。总的说来，新加坡还处在强人和贤人统治与治理之下，有点像老蒋父子。但是现代政治如不经历过政党轮替，那就还处在掷骰子的初始阶段，看运气能否出来一个好总理。事实上，新加坡培养接班人的计划实施很久了，仍未见到成果，还是李家父子天下。温室里很难培养出真正的政治家，杰出的政治家是搏杀出来的。”
“看阎淮的书（指《进出中组部》）给我一个很深印象，他就职于新加坡第一大报（指《海峡时报》）时，报纸言论和新闻受到李光耀的严密控制。这是外人观察不到的。也许，新加坡必须实现政党轮替与真正的新闻自由之后，才能说东南亚又盛开了一朵宪政民主之花。”
我回复：“认同！是这样，新加坡建国58年一直处于人民行动党掌控中，他们极其努力地延长着执政党的优势。2020年大选投票前，他们也挺紧张的，紧急采用一些办法去应对，结果还是又丢了一个选区，我看到工人党连夜欢庆胜利。我乐见这种情况！”
我发给同为新四军四师后代的阎淮先生，阎淮兄近日很忙，想不到当晚他就在微信用语音回复：“我刚用了近一小时认真拜读了，感觉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有两个问题，一是河南省宣传厅长，当时党的系统是宣传部长，地方是教育厅和文化厅。二是你说吴芝圃写的四字诗，在中原地区引起影响，地区有误，吴活动地区不属于中原省。你文中说到刘玉柱和彭雪枫，彭的太太林颖，后来跟周恩来的秘书马列结了婚。我也是四师子弟，你提到的这几个人我也知道，这些人当时活动区域是苏北淮安地区，中原地区是后来的叫法。我出生在淮安，所以叫阎淮。新四军驻军大多在江苏长江南北，像陈浩苏，他是哥哥叫苏，他弟弟叫淮；刘延东的姐姐叫刘延淮，很多新四军子女的名字中有淮字。所以你说吴芝圃那时在中原地区是不准确的。”
“我很认真的读了，你写出这段历史事实，确实还有其他相似的真实事例，据我所知，当时有其他省的省委书记也是被省长干掉的，比如浙江和江苏都是这种情况，只是没有人说出来，河南才成为例外。大家都很清楚，这不是毛的旨意根本不可能。”
“另外你提到1957年邓小平主持行政工作，邓小平那个时期主要负责党务，党务工作归总书记主持，有权传达党委二把手将一把手搞掉的决定。邓小平当时虽然有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分管全国行政工作的是总理，邓小平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党务，所以说邓是行政主管是不对的。”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老师对我这篇文章的评价如下：
“真姐，你的文章我一字一句看完了，我觉得特别好，特别珍贵，应该说特别有必要。我从中得到几点启发和几个想法，一是我觉得通过这个非常具体的事件，包括说明几个当事人关系的细节很重要，它不是惯常那种宏大历史叙述所能够表达的，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件与人物关系展示出的细节，恰恰能够呈现出当时的历史进程，有一种汇涓成流的作用，对理解那段历史是不可缺少的。”
“我的另一个感受，你这篇文章是非常平实的记录，体现了一个后人对前辈的经历，以及前辈的一些思考和他们人格特性中的一种使命感，于是您也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就是通过不妄加判断地如实记录，再现出那些很复杂的历史实情，证明那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人们往往习惯做出单一的判断，像小时候说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其实简单的判断并不客观。不笼统地妄加判断，而是如实的记录并呈现出来，就是做了一件好事。当然记录过程中决不能添油加醋，看到有些人写的回忆录，特别是有些‘红二代’写的东西太夸张，一看就觉得有水分。所以我认为这样平易真实的呈现，最能够承担作为晚辈的使命。”
“当然我觉得不妄加判断，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判断，因为基本的价值判断需要是非、黑白、善恶分明。这点上，那些左派总是在陈述历史过程或在分析一个事情过程中，他们总是强调事情很复杂啊，并不是非黑即白啊，模糊甚至缺乏了最基本的价值判断，连最基本的是非判断都做不出来的话，那么写作和记录就失去意义了。这是我第二个感受，就是说平实的记录不妄加判断，但要体现我们明确的价值观，表明是非黑白分明的判断。”
“我的第三个感受是你这篇文章在结尾处，分析了制度和人性的关系，很有必要。我写文章也注重展示关于制度、人性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一个相互建构，或者叫做互动互构的过程。中国的问题恰恰出在制度、人性和文化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跳不出这种恶性循环，于是制度越坏，人性越恶，文化越腐败。”
“正像你这篇文章呈现的，这个制度、人性和文化必须放在一起思考，在陈述这些细节的同时，要把制度与人性在中国特定的一个个进程中，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才能放在一起加以分析，不能分开单说。很多人在分析历史或现实问题时，习惯强调一个方面，比如说制度决定论，或者有些人突出强调人性，其实制度就是由最基本的人性决定的，本身就是互动互构的关系，只强调一方面，完整的结构会陷入模棱两可的尴尬境地。”
“一直以来，我也是秉持同样的立场，对这段历史，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民族，这几代人的一个共业，说是一个恶的过程也好，说是一个客观进程也行，其实是几代人的共业。它并不只是某一些人单独造成的，不管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平民百姓都有责任，我觉得所有人都需要反思，都需要反省，都需要忏悔！不是说只有一些人应该去忏悔，应该去反思，而是所有人，不管是哪一代人，都应该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和批判的意识去重新审视历史。”
“您父母真是有良知者，而且是睿智之人。”感谢于华妹妹的鼓励，她指出的问题正是当今最关键的大事，不重视的恶果，只能全民买单啊！
我又发给著名作家马波（老鬼），我俩虽是新友，但我是《血色黄昏》最早的读者之一，我最要好的老同事吴银妮是杨沫阿姨的干女儿、马波和张丽娜的老友，所以马波和我快速引为知己。
马波的反馈是：“好！一口气认真读完。你爸是好样的！你也是好样的！你执行了你爸的遗愿，将这件事如实写出来，公之于世，赶紧公之于世！埋没太久了！”
“你做的对！应该更早就公之于世。这样读者对杨继绳的书会多一项客观而准确的认识！幸亏陈阿姨活着见到并做了证。否则二把手扳倒一把手是很蹊跷、无法理解的怪事。”
“我坚决支持你！把老爸的遗愿执行出来，让人知道历史真相。不要怕挨骂，真相是骂不倒的！你不是替吴说话，你是替事实说话！”
以上顺序我是按亲友们反馈的时间前后列出的，同等重要，没有主次之别。
天助我也，8月12日，正当我为找不到陈健阿姨烦恼之际，因微信被封号失联已久的老朋友乔海燕突然在微信后台联系到我，我赶紧加了他的微信。原来他妈妈陈健阿姨身体依然健康，头脑也很清楚，还住在皇亭子新华社宿舍。8月12日上午，接到重庆历史学家、资深期刊主编何蜀先生的微信：“刚看到你那篇文章，太重要了！这样的史实，足以促成有关‘吴芝圃现象’的研究。”
我喜滋滋地把陈健阿姨的现状告诉何主编，何蜀说“陈老还健在？那让她再核实一下更好，这是会成为历史研究重点的一件事。”做人做事一向严谨认真的何蜀先生追问“乔海燕的父亲不是周原？怎么姓乔？”我回答“周原是笔名，他爷爷乔致远姓乔。”
与周原、陈健相识的朱学勤教授告诉我，2002年前后，他去北京为河南兰考焦裕禄报道一事，曾询问周、陈两位前辈。当时已坐轮椅的周原亲口告诉朱学勤老师，左权与他父亲是倒在日军同一颗炮弹爆炸中。就是这样一个抗日烈士后代，1957年在新华社被打成右派。发现并采访焦裕禄事迹的第一位记者是周原，1966年2月《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那长篇通讯的第一稿作者，以及最后定稿人也是周原，但是发表时周原却只能屈居三名作者的最后一位。因为这个抗日烈士的后裔，当时是摘帽右派。
当天上午，我赶紧把《爸爸的遗愿》发给乔海燕，他迅速回复: “向真你好，文件收到，粗粗浏览一遍，就我所知，我母亲讲的应该没有问题。我对此事也很有兴趣，第一次看到比较细节的内幕。”
乔海燕当天开车去皇亭子看望95岁高龄的妈妈陈健阿姨，把我的文章读给妈妈听，陈健阿姨听得很认真，她说：“向真写的没问题。”陈健阿姨特别强调了时间性，她说“邓吴密谈是1957年，河南批斗潘杨王是1958年。记录历史事件，时间很关键，河南批斗潘杨王是在1958年，是在1957年之后才开始的。”
乔海燕又对我说“孙女9月1日要上学了，这些天要上辅导班的课。我抽时间再认真看看。”我说“发现问题随时提出！”我与乔海燕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无需多客气。
六人五次传递都落实了
到这里，发生在1957年春，邓小平密诏吴芝圃进京布置“潘杨王反党集团”对策之事，次年河南以及全国开展了严酷的反右运动，两年后莫名其妙低调为三人平反并异地安排领导职务。这件河南省二把手将一把手错划“反革命集团”并取而代之的咄咄怪事，最初隐秘的一幕终于浮出水面。
1957年邓小平一对一指示吴芝圃，1960年吴芝圃一对一托付给我父亲于明，2002年于明一对一托付给陈健阿姨，2019年陈健阿姨托付给我，算上邓吴之前那位决策者交给邓执行，共六人五次一对一传递，每一个环节都落实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可以放下了，感恩命运！
结束语
这次写潘杨王事件，替爸爸完成遗愿的过程中，我反思了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邓小平？二是新四军在整个抗战期间的复杂表现。
评价毛泽东，我想借用最了解毛的那个人的一句话，李志绥做毛泽东私人医生22年，他被害之前，有一次接受采访，当主持人问他：“毛泽东犯错的根源在哪里？”李医生想都没想立即答道: “他（毛泽东）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以毛泽东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难道不是吗？独裁专制国家的最大特点正是一切必须遵从独裁者的个人意志，哪怕祸国殃民也一条道走到黑，这是中国悲剧的致命病因，也是人类文明史至暗篇章的起因。
关于如何评价邓小平，也许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致。我父母1965年夏季曾和他有过工作交集，我听到的是相当负面的情况。如今把几件往事联系着分析，我父亲反常的态度也许与吴芝圃的事有关，那次邓小平身为团长出访罗马尼亚期间，邓发过一次不小的脾气，很有可能因我爸爸故意躲避而激怒了他，才爆发出那场不愉快。
两年后刘邓刚被打倒时，我爸妈已经回到北京，我看到过爸妈怎么清理家中照片，当时爸爸特意把与邓的几张合影重重地画上叉叉，之后那几张照片失踪了，估计被丢掉了。后来八九六四血腥镇压，我爸爸气的血压飙升在家拍桌子。这次又获知邓曾在反右运动中充当唯上欺下的急先锋，我对他不会有任何评功摆好。
说起新四军的功过，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从小听爸爸和他的新四军四师老战友们说过很多战争故事，最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学院的首任院长、60年代总参三部政委徐树森叔叔和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丁永年伯伯，他俩和我爸爸于明，抗战期间三人同住一屋，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三人都认可的那句话“我们好的穿一条裤子”，每次他们都发自内心的大笑出声。我相信他们这些真汉子回忆战争时没有夸大，也不至于隐瞒，我陆续记录过自己听到的原话。
2009年9月我应老同学邓小燕（邓子恢小女儿）之约，随母校育英小学《开国元勋旅游团》赴江苏参观。集合那天我一看到团旗上的字，马上找到团长胡木英说“我父母职位很低，我不是开国元勋后代，我就不参加这次旅游了。”转身离开时被小燕的姐姐邓小涟一把拉住，非不让我回家，告知“我妹妹让你顶学哥张虹生的名跟团，张虹生最后一站在南京与我们汇合，小燕说你必须参加。”早就想见到陈席毛的好友“朴实的像个农民工”的张虹生，他俩都是我尊重的学哥，加上确实也想实地看看爸爸他们当年打仗的故地，我勉为其难地上了火车。
旅游团从徐州一路南下到江苏省最南端的高淳县折返南京市，沿途逐一拜望了新四军各师、军部及骑兵大队旧址，以及埋葬彭雪枫等烈士的陵园，领略了一番父辈抗战的足迹。新四军各部由于所处位置不同，参战情况也不同，更由于从始至终与国军明争暗斗，除了各地展馆陈列的光辉业绩之外，必然还有某些阶段发生过一些难以启齿的不光彩的内幕，最不堪的是曾与日军暗通款曲的勾兑。我相信只要发生过，那些事终究能披露出来，遮天的巨手再大也捂不住事实。
对了，新四军在抗战期间还发生过一次误打误伤的遭遇战呢，这事知道的人非常少。2009年我们旅游团的大巴车特意开到那次枪战的遗址，了解到那件令人唏嘘的往事：1940年的一天，从延安驰援抗战前线的原八路军某部行进到江北那条乡间小道时，晨曦未明中与对面一只部队狭路相逢，双方均以为遭遇敌军而展开近战，一时间枪声大作，互有伤亡，幸好很快被指挥员黄克诚喊停，“他感觉不肯后撤、勇猛开枪的对方不像地方伪军，赶紧喊停并自报家门，交火的果然是自己人。”
那次游览途中，我与物理学家的黄楠姐姐很是聊得来，她给我们讲的那次遭遇战后，她父亲黄克诚随即组建了新四军三师，在苏北地区坚持抗战，最有名的战绩是单家港激战、夜袭陈集镇、银八滩争夺战。能征惯战的一代名将黄克诚，后来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干将”，因为他与彭德怀等老军人心悯民苦挺身而出反对冒进，也成为毛泽东点到谁谁倒台的例证之一。
于向真 2023.8.18 马来西亚森林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