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严寄洲讲述八一厂文化大革命（七）

完全莫须有的“八一六黑会”

1967年8月17日，八一厂木工张某某写了一个揭发材料，有鼻子有眼。8月16日零点10分到3点20分，他爬上一棵小杨树，看见厂长陈播潜入导演冯毅夫家，召集冯毅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蒋先德等12人开会，策划武斗，并阴谋在武斗中寻衅杀害造反派勤务组的甲、乙、丙等20多人，制造流血事件，阴谋夺权。还说张加毅等人是“反动派”的头，其他是小鬼。

造反派头头加紧逼供信，当即整理出《关于陈播阴谋夺权黑会的简况》，匿名上报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不相信，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匿名？打了回来。造反派不甘心，又上报江青。9月8日，江青在八一厂某群众组织的报告上批示：“这是一封值得一阅的信。这批坏人反动透了，应该支持那里的革命组织把他们一个个的批倒批臭，有些特务分子则应依法拘留审讯，判刑。”“八一六”杀人夺权黑会的罪名就这样罩到了我们头上。

9月14日，根据江青指示，八一厂某群众组织在上面支持下召开群众大会，借批判电影《怒潮》为彭德怀翻案之际，夺了八一厂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并宣布关押厂长陈播。

9月20日，八一厂某群众组织负责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全厂反复广播有关“八一六黑会”的《特号战报》。架在房顶的几只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打倒陈冯严王张”，厂区道路两旁的大字报，写满“油炸”、“火烧”、“砸烂”等血腥字眼，我们几个人的名字被打上鲜红色的“×”……受“八一六黑会”等有关黑会牵连的一共有34人，包括张景华（八一电影制片厂政治委员）、胡介民、夏川（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张少庭、宋尚戟等，以及社会上受牵连的16人，都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实行各种等级的专政，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在八一厂历史上留下了最恐怖、最黑暗的一页。

陈播矢口否认有这么一个“黑会”，某群众组织头头看他不交代，急得破口大骂，使劲按住他的脑袋往桌子上猛撞，陈播头破血流，满脸是血。冯毅夫也矢口否认，某群众组织头头气急败坏，揪住他的花白头发往下拽。

毒打陈播和冯毅夫后，第三个打的是张加毅。造反派从深夜一直打到黎明，仍一无所获。张加毅被抬回黑楼，背上全是伤口，根本无法躺下，只得坐在牢房中唯一的空心砖上咬牙苦熬。第二天夜晚，造反派继续把张加毅拖来审问，打手们先拧他的伤口，反剪他的双手，再揪住他的头发，压住他的双腿，强迫他跪下，另一女打手左右开弓猛打耳光，一连打了几十下，只打得张加毅两颊青紫，肿胀变形，几次昏死过去。打手便用大头针扎他的脸，还用凉水往他脸上泼，就这样一直折磨到清晨。张加毅由于嘴脸肿胀，几天无法进食，为了生存和斗争，他只得把窝窝头泡在水中，泡烂后勉强吞咽下去。

以后查明，那些动手行凶的打手中，有些原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官，有些是有杀父之仇、对共产党干部进行阶级报复的反动分子。其实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牛鬼蛇神。可是因为他们造反积极，却被选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有的入了党，有的进了基层领导班子。冯毅夫讲了一句最典型的话：“咱们八一厂，如今是国民党专了共产党的政。”

如此毒打下去，肯定会有不少“黑帮”被打死。为了留得“青山”在，我们想还是屈打成招吧。但是“八一六黑会”涉及的人数太多，如果胡编，口径不一，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遭受毒打，必须统一口径。可是按照“王法”，“黑帮”之间不能见面，更不准说话，上厕所要敲门，等回去后才能第二人去。“黑帮”之间要想“串供”，就必须建立可靠的联系。

 

秘密传递纸条，串供成功

　　我们关在“黑楼”，无聊中常常敲墙。张加毅“住”中间，我在一边，冯毅夫在另一边。墙不太隔音，谁“吭吭”都能听见。张加毅在审他的路上，偷偷捡了块石头，敲墙。“噔噔”两声。我也“噔噔”两声，连上了。再往下敲，只能互相安慰，没有任何内容。有时敲一上午墙，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又“串连”，通过厕所传递小纸条。张加毅把音乐的七个音编成拼音字母，用大头针扎在纸上，烟灰一抹，就能看出来。他把纸条扔到厕所，我们捡来看，可惜口音“五湖四海”，好多字拼不出来。

   张加毅整天琢磨着怎么把上饶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革命者对付敌人的那一套经验全用上，勇气和智慧就这样全跑出来了。因为楼上厕所没修好，我们“黑帮”上厕所都要押到外面，大家天天扒着窗户都能看到。反正也没事，谁上厕所大家都要看。有一天我听到隔壁敲门声，张加毅报告要上厕所，我就扒着窗户看。张加毅走到楼下抬眼看见我，乘造反派不注意，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举了一下，扔进草丛。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做了个表情。等他回来我马上也敲门，要去上厕所。我装作弯腰系鞋带，飞快地从草里捡起那个小纸包放进兜里。回来一看，一张破烟盒纸，包一块指甲大的铁片，纸上什么也没有写。这是什么意思？搞不懂，我脑袋都猜痛了，也没猜出来张加毅玩得什么鬼花样。

　　张加毅肯定明白我不懂，他从上往下敲墙，很有节奏，这回敲墙与往常不一样。敲了三四遍后，我注意到墙上装电插座用的木头盒。墙里电线没通，但两边墙的木头盒应该是通的。张加毅又敲，还是从上往下走。我忽然明白小铁片的用处了，他是让我把小铁片当螺丝刀，把木头盒上的螺丝拧开。这可非同小可，不能让看守看见，看见肯定会狠狠揍我。我打了一盆水，装作洗衣服，用背挡着门上的窗户，飞快地用小铁片把电插座的四个螺丝钉拧开，因为有隔板，两边看不见。铜管里装着一束电线，电线中有一个很小的“眼”。突然这个很小的“眼”里捅出来一根管子，吓了我一大跳，张加毅早就迫不及待了。再细一看，管子里有一个小纸卷，我赶快塞进兜里。因为要让我们写交代材料，每间牢房里都有纸，也有笔。小纸卷上写着这样几个字：“这个通道非常重要，不是重要的事不能用。”

太好了，我们终于取得了联系！张加毅也用同样的方法与冯毅夫建立了通道。陈播被单独关押，不在隔壁，没法联系，好在我们这几个都串通一气了。以后张加毅告诉我，当时他觉得光敲墙不行，要想更好的办法。有一天他盯上了墙上的电插座，故意问造反派：“插座有电吗？”“有电。”“那边是不是也有？”“一样。”张加毅想，这个楼还没有完全盖好，电插座不可能有电，应该想办法利用它来取得联络。电插座有四个螺丝钉，倒是简单，但没有拧螺丝的工具，赤手空拳，卸不了螺丝钉，怎么办？应该想办法弄一个小改锥。张加毅经常被提审，他注意到楼道转弯处放着个木头箱子，铁皮露出一块。他就过来过去掰一下，掰了好多次，终于拧下来一块铁片。他用铁片当改锥，拧开电插座上的螺丝钉，里面有电线。吃饭的两根筷子“牺牲”一根，削尖，把一束电线钻个眼，行，可以穿过去小纸条。要进行通信联络时，事先敲墙通知，拧开螺丝。几次下来，大家都有经验了，准备好纸条，动作很快，取了纸条后马上封好。有一次，张加毅被毒打回来，给了我一张小纸条：“看来狗日的非把我整死不可，老严，万一我被整死，望你照顾好我的老婆孩子。”我的眼泪落了下来，谁知道我的这条老命能不能保得住？

 

努力背熟“罪名”，承认“阴谋杀人”

   我们都认识到，这样被白白打死不值得，还是交代“罪行”吧。冯毅夫是老同志，他认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已经这样，就交代吧。根据诱供，张加毅负责编了一套材料。给了我很多的纸条，其中一张写着：“现在经我与老冯研究，开始几次不交代，然后就交代。打得受不了，要一点点承认，不能一下全认，必须挨三次打。你老家伙身体不如我，赶快交代。”有一天我去厕所，意外碰上了蒋先德。这样我们四个人都联系上了，统一了口供。只是陈播等人联系不上，他们多吃了很多苦头，还埋怨我们骨头“软”。

   我努力背熟自己的“罪名”，为背这段，真把我累得够呛。过去编剧本，都是生活，材料流水一样往外涌。可现在脑子“锈”掉了，转不动，本来就是没有的事，瞎编，还要编得没漏洞，真难。好不容易编“圆”了，又背不下来。不是真事，背了就忘。费了好大的劲，最后总算结结巴巴背下来，这才把小纸条烧掉了。

虽说漏洞百出，很难上纲，但某群众组织头头在这个“影子”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编得很有性格，谁说什么话，都很像他本人。如某摄影师抽烟袋，一边说，一边小烟袋还挂在烟斗上转，编得像极了。谁谁谁负责拉电闸，谁谁谁领着去民航附近的电子管厂，叫人来支援。审讯者把口供凑到一起，发现我在中间是个重要人物，连夜提审我。

“‘八一六’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八一六’，你们说有就有，我不知道我干什么。”“我们知道你的分工，你是负责刷标语的。”我哭笑不得，确实我的大字写得好，过去在战争年代常常由我负责刷标语。“你们说是就是。”“黑会怎么开的？怎么回家的？”我用不着发挥我的想象力，“回家嘛，顺着宿舍墙根拐过去，钻黑胡同。”审讯者很满意：“今天你态度可以，与我们掌握的一致。”我暗自好笑，其实我完全是胡编一气。

　　自己给自己安了个杀人的罪名真的很难受，胆战心惊，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交代以后，安静了好多天，然后由大字报公布出来。由此也带来一个严重的副作用，本来群众还很同情我们，不相信我们这群老革命会有这种事。这一交代，坏了，好多中间派倒向造反派，原来这帮老家伙还真有“杀人夺权”这档子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