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华再次接见解放军报社群众代表
1月16日,萧华在李曼村、辛国治陪同下来到三座门会议室。再次接见解放军报社的群众代表。萧华说:“听说报社同志们这几天有很多意见,我和李曼村部长、辛国治部长今天就是来听取大家意见的……”有人站起来打断,说:“萧华同志,报社的胡痴等人阴谋夺权,报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为什么还要对他‘一烧二保’?”没等萧华回答,与会者争先恐后发言。无一人称呼主任,多数称萧华同志,也有人直呼萧华,甚至有人指着萧华责令他答复,完全没有了1月13日晚上的心平气和。他们质问和要求答复的问题大致是:一、军报长期由刘志坚负责领导,是否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萧华对军报的运动是何态度,支持还是反对?三、在当前复杂混乱的形势下,军报怎么办?四、对胡痴等人为什么要保?应对他们隔离审查。五、强烈要求萧华到军报来看大字报,了解军报运动的发展情况和群众的真正呼声。
会议持续到近午夜,萧华要李圭给北京卫戍区打电话,派人来隔离胡痴等人。不到半个小时,北京卫戍区刘副参谋长赶到,萧华到会议室对面的电话室,单独对他说:“在北京卫戍区找个地方,把胡痴等人先隔离起来,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要让军队或地方的红卫兵揪斗,生活上也要给他们适当照顾。”刘副参谋长连夜派几辆吉普车,把胡痴、宋琼、和谷岩、栾保俊、韩犁带走了。萧华还答应第二天来军报看大字报。各战斗队代表看到他们的要求都被答应了,这才同意萧华接见会到此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中,军报造反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大冤假错案,加上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打击面竟占军报干部总数的64%,其中敌我矛盾占36%。案件最重的是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罪名是胡痴等人1967年1月13日贴出“反革命政变大字报”,拟出军报的“组阁名单”,妄图篡夺军报领导权。这一假案牵连的几十名干部,有的进了看守所,有的进了牛棚,有的因不断残酷批斗而精神失常。胡痴吞服安眠药自杀,他将遗书写给萧华,称“没有脸再见总政首长”。好在他被救活了。笔者与晚年的胡痴同住一栋楼,曾问过他军报的文化大革命,他以“说不清楚”推掉了。
正赶上叶群在军报宣读林彪复信
1月17日晚,李圭陪同萧华来到军报。宋维将他们领到报社办公楼一层大厅,只见墙壁上糊满大字报。这时海军某战斗队的两个人来报社印材料,李圭怕他们纠缠萧华,就带他们去找吕梁。等李圭回来萧华却不见了,各楼层都空无一人,只有五楼会议室人声鼎沸。地上、椅子上、桌子上,形成三层立体人墙,会议室大门被堵死,李圭只能站在门外。他隐约听见徐向前、叶群、关锋讲话,还断断续续听到萧华讲话,提到刘志坚,立即有人打断“刘志坚不是同志”,接着是一阵“打倒刘志坚”的口号。
这个会是临时召开的。肖力等人贴出大字报的第二天,致信林彪请求批准和支持。1月17日,林彪复信:“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支持你们。”毛泽东在林彪复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当晚叶群到解放军报社宣读林彪复信。如果不是“公主”的面子,林彪复信、毛泽东批示,以及叶群到报社宣读怎么可能发生在同一天呢?萧华在肖力大字报后的五天中,连续三次过问解放军报社,显然也与肖力的身份有关,连林彪都亲自给军报写信,萧华怎么敢不亲力亲为呢?此后,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就成了解放军报社的领导核心。
林彪复信是关锋(1967年1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按照林彪意思写的,强调“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军报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
叶群很快念完林彪复信,这个临时会议也就散了。萧华约关锋到报社三楼会议室,同十几个战斗队的代表研究报社的领导、评论、版面等问题。萧华介绍说:“关锋同志是我们总政治部副主任,他搞宣传是内行,以后报纸的宣传、社论,可以直接请示关锋同志。”关锋一面用手抠着鼻孔一面说:“报社的工作是由萧华同志统一领导嘛!”这个小会持续到凌晨1点。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军委常委通过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命令稿也到了林办。叶群到钓鱼台,偶然听见江青对关锋说:你到军队去工作,你是打先锋的,去了要把工作做好,后面要去的人还有的是。林彪得知,立即取消了关锋的任职命令,他在军委会上不说抵制,只说“我们不需要(关锋)”。萧华被打倒后,总政治部主任空缺三年。有一次江青对叶群说:“林总主张突出政治,连个总政治部主任都没有,怎么办呢?我决定叫(张)春桥当总政治部主任。”叶群火急火燎借故回去向林彪报告,林彪也着急了。他考虑片刻,让李德生堵这个位子。林彪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任命李德生命令就发出了。林彪对江青筑了一道不成文的防线,不准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工作,不许中央文革的人进入军队,坚决不许军队内部有江青的代理人。
大概是林彪推荐的原因,毛泽东对李德生并不放心。1971年1月20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关于华北会议及北京军区司令员等人选问题,其中建议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调张才千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批示“照办”。但是李德生继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1973年底毛泽东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身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被调到沈阳军区,他的党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职位也和北京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一样被“自然”抹掉了。
萧华脱口而出“我举的是灰旗”
解放军报社“一一三”事件暂时平息了,总政治部机关又闹了起来。起因是陈伯达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公开点了萧华的名,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当即在总政治部造成混乱。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揪斗、打倒萧华。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江青很紧张,派人连夜覆盖大字报。徐向前等人以为这事平息下去了,便未再追究。
总政治部文革办公室每天都要把机关大字报整理出摘要送到萧办。大字报内容主要是针对各二级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有一部分直指总政治部党委,甚至点名质问萧华,主要集中在萧华是否支持刘志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政治部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是否正确等。宣传部、保卫部、组织部等几个战斗队多次要求萧华去看大字报,并尽快接见他们,听取意见,回答问题。
1月18日晚,萧华在三座门楼下大会议室接见总政治部机关各战斗队代表。会场五六十人中,李圭注意到林彪秘书张云生坐在大门内南侧。他有些奇怪,没有通知林办,张云生怎么来了?会议由新任全军文革常务副组长的徐立清主持,他说萧华主任和党委成员来听取同志们对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见。话音未落,杜嘉(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就站起来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然后他质问:“总政治部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刘志坚为什么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总政治部党委和萧华同志对此负有什么责任?”杜嘉是机关老干事,口才好,嗓门大,他列举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很不得力,甚至镇压群众运动的情况。接着徐勤全、吴同斌(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于建勋(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等先后发言,列举各二级部压制群众的例子,声色俱厉,言词激烈。他们没有称“萧主任”,多数称“萧华同志”,甚至站起来直呼“萧华”,要他当面回答。总政治部党委在运动中到底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萧华你到底举的是什么旗?这些质问,比解放军报社战斗队的质问有过之而无不及。
萧华完全没有料到这种场面。面对连珠炮式的逼问,他脱口而出:“我举的是灰旗。”顿时全场安静下来,徐立清立即宣布:“休息十分钟。”萧华一脸沮丧,与徐立清来到北侧小会议室。李圭对萧华说:“你怎么能说举的是灰旗呢,应该说举的红旗,但是不高。”萧华一言不发。以后被在场秘书揭发,成了李圭死保萧华的一条重要罪状。
复会后,萧华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自己工作繁忙,身体又有病,对毛主席的一些指示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件,学习、理解不够,在执行中确实有一些缺点、错误。机关同志们都是从全军选调来的优秀人才,都有较高的水平和较丰富的部队工作经验。因此,欢迎同志们对我个人及党委的批评,也希望同志们对全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意见。萧华宣读了毛主席语录:“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会场气氛缓和下来,没有人再发言。徐立清说:“今晚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党委要认真加以研究,而后再正式答复,散会!”
这时已近零点,萧华无论如何想不到,江青正在酝酿针对他的一场更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