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五年半后廖汉生突然被解除监护
1972年5月，廖汉生被带到石家庄市内的军队招待所（即杨勇与两个儿子见面的招待所），见到了久别的几个孩子，和一个未曾谋面的小外孙。6月底，廖汉生待遇有所改善，伙食标准从每月15元提高到18元，房子也从西房换到冬暖夏凉的北房，挂上了蚊帐。虽然还是“前呼后拥”，但看病、洗澡都可以了。10天可以洗一次澡，安排在晚上10点以后，半个班的战士在澡堂清场。等所有人都洗完，烧锅炉的工人也都弄走，另半个班战士再把廖汉生押过来。廖汉生感叹过去身居高位也没有如此“兴师动众”。看病也是在晚上10点以后，北京军区所属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留下几个医生、护士接诊，除了询问病情，不讲什么话。
1972年，毛泽东接连对一些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及其亲属的来信批示，交周恩来直接处理。7月1日，廖汉生子女给毛泽东写信，称“其父1967年被隔离审查后，毛主席曾几次提出要他出来工作，但至今未见任何动静，请求让其父回京，在家休养治疗，等待组织结论”。7月7日，毛泽东看到这封信摘要（中办信访处编印《来信摘要》1972第465号）后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交剑英、德生一阅。”
7月8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批示以及廖汉生子女的信，派专人送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传阅。
7月10日，廖汉生被带到空无一人的石家庄火车站。火车进站了，从候车室到车厢只有二三十米，专案组的人提起行李，廖汉生也提起行李想跟他们一起走，却被押上候车室门口的汽车，大概是怕别人看到。一直跟着的看守班战士没有上车，只有专案组的两个人寸步不离，连上厕所也跟着。到了北京站，车厢门口停放着两辆车，一辆苏联伏尔加，一辆北京牌越野车。开始专案组叫廖汉生坐伏尔加，没过4分钟，又把他从伏尔加里拉出来，让他坐越野车。又过一两分钟，又把他拉回伏尔加中。专案组的这种左右为难实在反常，廖汉生莫名其妙，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汽车驶过军事博物馆，向左转进入京西宾馆。
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代表总政治部与廖汉生谈话。他说：“第一条，毛主席说的，你没有罪行，有错误。第二条，你从现在起解除监护。”廖汉生以前不认识李德生，也不知道“监护”这个词，他想：“什么监护？不是关在里面吗？大概这就叫监护吧。”
整个房间只有廖汉生一个人了。五年多来，他身边24小时都有人“监护”，突然恢复了自由，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廖汉生想了一会儿，自己对自己说：“还没有吃饭呢。”他起身去吃饭。晚上他躺在京西宾馆的高级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就像突然从军区常委会议室关进囚室一样，他在关押5年半零两天后，突然从囚室住进了京西宾馆，简直像做梦一样。
有一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来看望廖汉生，说是毛主席让他来的。毛主席说：“廖汉生出来啦，你去看看他。”叶剑英关心地询问廖汉生的身体状况，随后总政治部安排廖汉生到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治疗被关押多年造成的疾病。7月31日，廖汉生出席建军45周年晚会。8月1日，《解放军报》报道，并登出周恩来拟定、毛泽东同意的与会者名单，包括久未露面的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高级干部。总政治部将他们从全国各地的“监护”中放出来，并以这种方式宣布了他们的“解放”。
可是这时候，廖汉生妻子白林还没有解除监禁。她和廖汉生同一天被关押，关了十天左右放出来。1968年2月第二次被关押，成为北京军区“廖汉生专案”分案。现在廖汉生恢复了自由，而白林为什么还被关着？廖汉生女儿说：“你们不放，我们就闹，闹到总政、军委去！”8月20日，廖汉生解除监护40天后，白林被释放。
1973年12月8日上午，总政治部干部部两个人来海运仓招待所，给廖汉生看了《复查报告》，基本否定了扣在他头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假党员”、“历史问题”以及“参与贺龙的二月兵变”等罪名。但还留有一些“尾巴”，如对他参加过的贺民英队伍的看法，结论也不确切，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总算有了一个结论，为重新工作创造了必要条件，于是廖汉生表示同意。
当天下午，总政干部部副部长陈光兴口头通知廖汉生：“经毛主席批准，你将到军事科学院任政治委员。”12月30日，军事科学院召开全院干部大会，宋时轮（军事科学院院长）要廖汉生讲话。廖汉生已经7年没有在大会小会上讲过话了。在漫长的关押期间，除了审问，被逼“交代问题”、“检讨错误”外，也没有人跟他说话，他连说话也不大会说了。现在要在大会上讲话，讲什么？怎么讲？文革前的那些话不准讲了，当前盛行的那些套话又不会讲，廖汉生只好简单介绍自己，并按照总政治部的复查报告，着重讲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继续改造思想，做好工作。唉！与其说是讲话，不如说是检讨。
贺龙15年后终于彻底平反的经过
1967年1月，贺龙和夫人薛明失去自由。1969年6月9日贺龙去世，薛明被遣送到贵州山沟。1971年5月17日，贺龙逝世两年后，专案组写出《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贺龙被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开除军籍、党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这个报告中共中央没有讨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四处查询薛明的下落，并把她接回北京。
1973年12月21日下午，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军委全体成员。毛泽东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元旦，廖汉生夫妇到叶剑英家拜年。谈话中间，叶帅说：“毛主席说了，贺龙问题搞错了，要平反。”1月9日，周恩来到八宝山参加王树声（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遗体告别仪式，他对廖汉生说：“要给贺龙恢复名誉，毛主席说了，贺龙的问题弄清楚了，这一个方面军的问题就弄清楚了。主席讲了几次啦。主席很关心，我也很关心。”周恩来要廖汉生回忆周逸群、李仲公及熊贡卿等人的关键问题。
5月24日晚7点20分，赵炜（周恩来办公室秘书）给廖汉生打电话，说：“总理现在要亲自抓贺龙同志平反的问题。谷志标曾经写过材料，讲1934年春节过后熊贡卿来红3军是你接待的。你了解这段情况，总理要你写一份有关事实情况的材料。”第二天，廖汉生将贺龙根据党的指示接待并处决熊贡卿的这段历史情况如实写出来，通过机要送到总理办公室。又过了三个多月，9月14日，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尽快解决贺龙问题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委托华国锋、纪登奎代中央起草一份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当天下午6点，叶剑英叫廖汉生来谈话，说中央正在起草“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最初是张春桥等人组织起草的，邓小平、叶剑英不满意，又组织人重写。这份代拟稿关于贺龙的评价部分，叶剑英认为太平淡，要廖汉生写一个对贺龙看法的材料。廖汉生带着怨气说：“我不写，因为我与贺龙的关系问题，我被抓起来这么长时间，过去审查我时，讲我是贺龙的亲信，要我写材料交代问题，现在又要我写材料。”叶剑英谈了他与贺龙在南昌起义相识的经过，并历数了贺龙的革命经历，最后说：“我与贺龙同志几十年来，个人关系并不是很好，但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为了党的利益。”廖汉生被感动了，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再拒绝。他与贺龙夫人薛明、贺龙老部下王尚荣、王震一起商议后，根据毛泽东几次对贺龙评价“革命是坚决的，是拥护党的，是有群众的”，写出对贺龙的看法。
9月15日，周恩来对华国锋、纪登奎的代拟稿进行修改和审定。将原稿中评价贺龙“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要的贡献”中的“重要”改为“重大”。随后送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并报毛泽东。此外，根据周恩来指示，公安部有关部门对贺龙“通敌”证据材料进行技术鉴定，证明确系伪造，蓄意陷害。
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1974]25号文件《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这是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恢复名誉的第一个文件，但其中仍留有“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病故”的说法。10月中旬，叶剑英带着很大的遗憾对廖汉生说：“这个文件对贺龙同志的评价不高。现在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不然不好说话。人们会问：既然贺龙同志这样好，为什么过去对他那样整？”“你写的那一篇材料已经交给纪登奎，现在保存在中央办公厅。你写得也不高。”
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六周年，中央决定在八宝山举行一个小型的安放仪式，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廖汉生等特意向大家说明，在当前形势下能够如此安排，应该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前来参加仪式的有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同志以及贺龙同志生前友好、老部下500余人。仪式开始前，周恩来在休息室亲切慰问了贺龙亲属，他说：“我没保护好贺龙同志。”贺龙女儿贺晓明说：“周伯伯，你也要多保重。”周恩来说：“我的日子也不多了。”听到这句话，休息室里响起一阵哭泣声。叶剑英主持安放仪式，首先在贺龙骨灰盒上覆盖了一面党旗，接着周恩来致悼词：“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1979年，中央指示调查贺龙被迫害到死亡期间的医疗经过情况，总政治部保卫部牵头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1980年3月24日，中央军委和中央保健委员会组织首都各大医院的著名专家对贺龙死因作了科学的分析。联合调查组提出《关于贺龙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推翻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4]25号）的“病故”之说，并被中共中央所批准。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49号）《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对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为贺龙恢复名誉。《决定》指出：“贺龙同志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是十年内乱期间发生的一起令人极为痛心的大冤案。”
杨勇被抓与北京军区领导人无关
杨勇、廖汉生先后被平反了，那么谁应该对杨勇、廖汉生被抓负责呢？
1967年1月，杨勇被关押后，中央军委即令北京军区党委写报告，免除他的司令员职务，随即下达了免职通知。并下达文件，把杨勇列入中央专案组二办直接管理的彭德怀专案，由中央专案组二办负责审查，北京军区只是奉命“监护”。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有人就想让这件事不清楚。
中央军委3月2日的批复全文是：“北京军区党委：同意你们的意见，责令杨勇、廖汉生停职反省。”杨勇、廖汉生“停职反省”怎么是北京军区的意见呢？
杨勇在最初关押时曾给毛泽东和叶剑英写过一封信，说自己被关押，意思是北京军区他已经不能负责了。以后他又给毛泽东和林彪写过一封信。这两封信北京军区一刻也没有压，都立即上送，上面没有人说话。1967年3月，上面追查抓杨勇的问题。北京军区写了报告，并请求批示。但上面没有批复，又几次追查“是哪方面下的命令？谁把他们抓起来的”？陈先瑞对此很不理解，他说：他们一个是副总长兼军区司令员，一个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区政治委员，谁敢抓他们呀？如果抓错了，上面说一句话不就放出来了吗？可是，事情却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周恩来在传达毛主席九大期间的几次谈话中，讲到了杨勇、廖汉生被抓的问题。林彪把北京军区副职以上的领导干部集中起来，查问杨勇、廖汉生被抓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抓杨勇、廖汉生是北京军区“大鬼小鬼之间打架”，要求军区领导成员向毛主席写保证书，讲清事情的经过。北京军区组织人员进行了清查。一些人借机把矛头指向了郑维山和陈先瑞，说他们是抓杨勇、廖汉生的主谋。
陈先瑞辩解说：抓杨勇时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有一个电报，说群众已经把杨勇同志抓起来了。因为有称同志一说，批斗会上还争论起来，说“党委都称同志，为什么不让我们称同志”？陈先瑞还说：批林整风运动中，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郑维山和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林彪有过一些接触，郑维山被关押后，我就成了清查的重点对象。我很坦然，向组织作了多次认真的检查交代，并把每次与林彪接触的谈话记录全部上交中央专案组审查。但总有人不满意，过不了关，最后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说：“陈先瑞我了解他，他的检查是诚恳的。”在周总理关怀下，我才得以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