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北京军区杨勇、廖汉生被关押始末 （八）

周恩来紧急接见北京军区造反派

关于1967年1月29日的这次接见，《周恩来年谱》有记载，但却只有说萧华的几句好话，而这次接见的主题打倒杨勇、廖汉生却一字未提。幸好有当年北京军区造反派的记录，我们才能看到这真实而“精彩”的内容。

徐向前问：以什么证明你们是左派？周恩来说：他们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斗廖汉生，抄廖汉生的家，这是一件，和军区大楼串连，后来发生分裂。（郑维山：捉廖汉生后就分了。）得了萧华同志的消息，要捉萧华同志，后来转向杨勇，这以后就扩大了，连郑维山都不信了，政治部一个组织扣郑维山，你们参加了没有？没抄杨勇的家吧？除去郑维山，其他副司令员、副政委还有没有被扣的？（答：有张南生、吴岱、吴先恩。总理一一记下。）徐向前说：扩大，我听说北京军区常委要一个一个来。（“燎原”一同志：我们不同意，那是秘书处一个组织的意见。）郑维山说：开始有个意见，要把副参谋长、副主任都扣起来。

周恩来说：廖汉生和杨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发，不仅是军区大院内，北京（军区）是个大军区，又在首都，下面这么多部队，这么严重的错误，下面不理解，有人会问的。8日贴出廖汉生的大字报，才20多天；杨勇是21日才揪出来，时间这么短。当然有些人弄不清，首先要在军区范围内，知道他们错在什么地方，要揭深揭透，不急于罢官，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对各部、各省都如此。现在知道廖汉生在北京军区一向不突出政治，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徐向前说：你们（指文体单位）是专门闹革命，……你们认为斗杨勇、廖汉生到时候没有？（答：没有。）没到，什么时候到？（徐向前很气愤地站起来）你们认为阻力是什么？（答：爪牙没抓出来。）你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你们这样搞会把打击面扩大，杨勇、廖汉生这样的活老虎毛没拔一根。……对杨勇、廖汉生你们斗过几次？我劝你们把廖汉生斗斗，杨勇是个什么东西，斗斗去。我非常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不斗杨勇、廖汉生，要去抓郑维山，造郑维山的反！方向错了。你们造反，对！造什么反？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这个反不造，你们要扩大，就会扩大到你自己头上，如都搞成杨勇、廖汉生的爪牙、走狗，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个是对杨勇、廖汉生要斗垮、斗臭、烧焦；……杨勇、廖汉生放在那不斗！我保郑维山，我不成了“保皇派”，保皇就要斗，斗我时，下面还有很多人，有秘书、司机、警卫员……等，结果那中国没有好人啦，这样把两类矛盾混淆了，这很危险，这个问题不向你们说清不行，“星火”、“新燎原”这个方法不对。

周恩来说：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得很紧。如果他政治上很强，几个老帅就会帮助他。我们原来对他抱有希望，所以中央提拔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很信任他，但他没起好作用，竟向相反方向发展。徐向前说：搞独立王国。总理：例子很多，比如，主席接见红卫兵，照片很多，为什么北京军区印的画页要加上贺龙的，贺龙就那么一次嘛！主席、林副主席的照片很多，为什么不用？这是对林副主席不尊重。……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当然杨勇也揭了点廖汉生的问题。你们问我时方法也有问题，你们把郑维山与杨勇并提，我只能讲他们是好同志，这个话我讲过。……郑维山我们一直信赖，……这时杨勇出个主意，把矛头对向萧华同志，这完全是错误的，搞的一部分人，有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爬门进去到萧华同志家里把东西拿出来（马国光（战友文工团独唱演员）：还有海军文工团，不要他们去，偏要去），送给我，我怎么能收？萧华同志的爱人给叶群打了几次电话。她也是个红小鬼。这是个大方向问题，说明杨勇要把水搞浑，他自己可以逃脱。他和刘志坚有关系。我就怀疑抓廖汉生是他有布置的，你们很谨慎，来问我，你们应当揭。（贾全仪等几个人说：是他布置的。郑维山：这是个阴谋，他不揭发廖汉生的问题，王尚荣问题出来后，一天他问我，我无意讲了王尚荣有后台，他马上跑到杨代总长那里，要揭发廖汉生，要见林副主席，杨代总长问我，我才知道。）他总是不到林副主席那去，在这个情况下才去。他告诉你们，来试探我们，我们察觉，是否他来考察我们的态度，他有意把郑维山同志拖到一起。那次，你们一走，我就打电话找他，就在这个小屋，你们许多同志到过这个小屋，有一刻多钟找不到他，总机讲，他在一个小屋，没有电话，找不到他。一个大军区司令，找个没电话的地方躲起来，（郑维山：后来我知道他在空军找个房子躲起来，心里没鬼躲什么？）拿你们来侦查党对他的态度。我说这些青年，你们问我，把郑维山与他一起提，我讲你们可信，你们高兴了。郑维山同志在，杨勇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有人讲：据我们知道，出廖汉生那张大字报就是杨勇搞的鬼。）

徐向前说：唐平铸……（郑维山说：他们要求贴大字报，不告诉杨勇，告诉我，要我通知西山，我过去和他们都不熟。）周恩来说：唐平铸、胡痴、和谷岩这些人是太行的。宋琼不是。……杨勇要转移目标。怎么传的那么急？一下子传到东北，东北（沈阳）军区政治部一下子就贴出大字报，围攻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有些人坚决要保护，陈锡联是中央决定的，萧华同志代表去讲的。……这一张大字报传到朝鲜，弄得他们很紧张，东北军区又出问题啦？一张传到福建，围攻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大喇叭天天喊，不是传给敌人啦，动摇东南前线。同志们，你们想想！（有人讲：杨勇讲不要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就在轰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把你（指郑维山）的名字拉到一起。……这次就是暴露了杨勇他自己。……就拿杨勇这件事，这是指向谁的大事。杨勇是违法乱纪，他不报告中央，弄得一时很紧张，阶级斗争很复杂，把林副主席弄得很紧张。……郑维山同志我们很信任他，现在他没办法，只好在城里设个小指挥所，这怎么行呢？应当保卫，要劝说机关的战斗组织，要养成好作风。不要随便抄家、封门、挂牌、戴高帽子，这对我们解放军是个污辱！ ……你们不要主观划线，向上划个什么表，把廖汉生和萧华划到一起，那不把解放军的光荣历史全否定啦。如彭（德怀）、黄（克诚）、高（岗）、饶（漱石）出在中央，能说中央都不好！？不要这样，……解放军高级将领，出生入死，如果美帝国主义来了，我们不怕他现在就来，他来了，99%的将军还要上阵，反正你们现在不能当将军，指挥不了嘛！……矛头向上，向什么上？向杨勇、廖汉生，其他人如掌握了材料，报告给上级。郑维山同志会帮助你们，他实际代替司令员，你们和郑维山同志谈谈。

周恩来说：杨勇、廖汉生是罪有应得，……军区出这么多的事，是有阴谋的，今天揭露了杨勇搞的阴谋，安排抓廖汉生，抄了萧华同志的家，现在揭露出是杨勇搞的。现在要集中目标，要对杨勇、廖汉生挖的深，挖的透，再作结论。……你们只有大方向一致，团结一致，才能把杨勇、廖汉生挖深挖透，才能把刘志坚的问题批倒批臭，不要扩大范围，……对杨勇组织的抓廖汉生，试探党对他信任否。……杨勇散布萧华同志的问题，全国都轰动，全世界都轰动。……“廖汉生和杨勇的问题，要批深批透。”徐向前说：“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这个反不造，你们要扩大，就会扩大你自己头上，如都搞成杨勇、廖汉生爪牙、走狗，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个是对杨勇、廖汉生要斗垮、斗臭、烧焦……”

周恩来说不准对军区领导人一个又一个揪斗，并宣布郑维山代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兼军区第一政委，陈先瑞是军区四位副政委中牵头的。陈先瑞很意外，会后他当面向周恩来表示，他水平不高，能力有限，恐难以胜任，有负重托。周恩来说：“先瑞同志，主席和中央对你是了解的，信任的，你要上靠中央，下靠群众，大胆地把工作抓起来，把军区的运动搞好。”陈先瑞看到周恩来疲倦的脸色，再也不能说什么了。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力干好工作，才能不辜负总理的信任。

 

廖汉生回忆被批斗的日子

廖汉生被摘掉领章帽徽，关进北京军区的一个小房子，由军区保卫部负责，看守是军区警卫营的一个班。廖汉生1960年1月8日到北京军区上班，到1967年1月8日被抓，不多不少整整7年。从被抓的第一天起，廖汉生就要求谈话，搞清楚为什么被抓，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多次要求后得到的答复是：“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没有什么好谈的。”

1月1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罗瑞卿，廖汉生被押去陪斗。所有“黑帮”的脖子上都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名字打着红叉。两个壮汉从身后抓着胳膊，使劲向上撅起，迫使“黑帮”的腰弯到不能弯的程度。同时还有一人从后面揪着头发，把头猛地往上拉，甚至在“黑帮”的背上踏上一只脚，意为“永世不得翻身”。平反后廖汉生得到一张被批斗的照片，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廖汉生”的大牌子，左边是王尚荣，右边是许光达（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再右边是挂着“彭黄漏网分子”的饶正锡（总后勤部副部长），还有刘志坚、苏振华、成钧等人。以后廖汉生听叶剑英说，那天还拍了纪录片。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喷气式”，毛泽东几次提及，但态度是不一样的。1967年1月22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议的高级将领时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是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七二○”事件后，毛泽东在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陪同下，在上海观看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市长）被“喷气式”的电视镜头，说“这不算什么嘛”！9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对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说：龙潜（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不要搞“喷气式”。9月20日晚，毛泽东在武昌同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方铭（空降兵15军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空降兵15军政治委员兼武汉警备区政治委员）谈话说，不知谁批准的搞“喷气式”、挂牌、戴高帽，红卫兵还引用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那时是对土豪劣绅的。但毛泽东始终没有下令制止“喷气式”。

廖汉生自从第一次被批斗后，经常被拉到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军区后勤学校、海军大院、军委工程兵大院、高等军事学院等巡回批斗，几乎天天不断，足有百场之多。每次都是“喷气式”，有时当主角，有时当陪斗。廖汉生有一次被人揪着胳膊押到北京军区大礼堂，他看见杨勇也同样被押在台上。本来他还试图弄清楚，他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着被批斗的队伍越来越扩大，过去在中央和军委会议上经常见面的战友，越来越多在批斗台上重逢。廖汉生对自己为什么被打倒也就不较真了。看来，这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只要是领导干部，只要负点责，就都是走资派，都要享受“喷气式”。

 

专案组审查廖汉生的三个问题

1967年9月以后，批斗逐渐少了，专案组开始审查廖汉生。首先审查的一个问题，是贺龙胞姐贺民英的 “地主土匪武装”。贺民英曾两次要求入党，都被劝说留在党外对革命更有利。1933年春，贺民英姐妹牺牲，她的队伍被贺龙命名为湖北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以后被编入主力红军。长征结束后这支队伍牺牲了100多人，只剩下廖汉生和另一人。这支队伍明明是共产党领导的，怎么能说是“地主土匪武装”呢？

专案组审查的第二个问题“假党员”。廖汉生1933年夏由红3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介绍入党。专案组硬说不是，依据是廖汉生档案里没有入党申请书、党员登记表一类的原始材料。专案人员的无知令廖汉生又好气又好笑。战争年代，特别是红军游击战争时期，哪有现在入党的一套完备手续，干部档案也是全国解放后才正式建立起来的。关向应1946年在延安病逝，参加过支部大会的党德善等人在战争中牺牲了，贺龙如今被打成“大军阀”、“大土匪”关起来，曾主持讨论廖汉生入党的支部书记朱绍田也难逃厄运，只能由专案组乱说一气。以后廖汉生听说，专案组专门问过身陷囹圄的萧克，萧克肯定地说廖汉生是党员。专案组大概也找不到否认的证据，对所谓“假党员”的问题就不再追究了。

专案组第三个问题，说廖汉生“历史上有重大问题”。他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到一本国民党在江西办的旧杂志，上面有“廖汉生等多人被俘”的字句，怀疑他有叛变嫌疑。廖汉生气得拍着桌子说：“这是造谣，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军队，没有被俘过，那时也没有到过江西。”这个“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一直到1971年才不再追问了。

在审查廖汉生“历史问题”的同时，专案组重点问的是贺龙历史上“企图叛变”，并说廖汉生“参与贺龙1933年叛变投敌活动”。1933年春，蒋介石派“说客”熊贡卿到红3军，策反军长贺龙及部队，当即遭到贺龙的痛斥。廖汉生那时是红3军军部书记员，亲眼目睹了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处理此事的过程，并将熊贡卿交给特务队看押。贺龙召集大会，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宣布军委分会的决定，下令将熊贡卿处决。中共湘鄂西分局写过一个报告给党中央，但专案组隐瞒了这个报告，诬蔑贺龙接见熊贡卿就是企图叛变。廖汉生坚持按照他所看到的、知道的全过程，如实写出事情的真相。

专案组追查贺龙的另一个重点问题是彭真、贺龙“企图在北京布置武装政变”，即“二月兵变”，廖汉生是“贺龙预谋兵变的黑干将”。廖汉生说真相是这样的，1966年2月根据有关指示，北京军区担负训练大学生任务的一个团调到北京，因为没有营房，临时借住在校园里。这怎么是彭真、贺龙准备“二月兵变”呢？

专案组说廖汉生在1964年带领北京军区及第1军干部到新疆勘察地形，是贺龙派他到新疆布置“兵变”计划。廖汉生理直气壮地告诉专案组：“这是毛主席给总参谋长罗瑞卿交代的任务，要他每年去一次新疆。1964年罗瑞卿写报告给毛主席，要廖汉生代他去，毛主席亲自批准了，总参谋部向北京军区下达的任务，怎么成了贺龙派我布置兵变？那份报告放在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你们可以去查。”专案组查看了报告，不再追问此事。但他们仍不甘心，又问廖汉生：“你们在北京还有什么活动？”廖汉生回答：“北京有什么活动，没活动！”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专案组仍不死心，一直追查所谓“政变”问题。

廖汉生最初被关在西山营区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屋。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指定他看毛主席的两篇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后来准许看他《毛泽东选集》和《列宁选集》。专案组对看守的战士说：“这个人是反革命，要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小屋里面坐一个战士，外面一个战士巡回，轮流值班。晚上不准关大灯，夏天不许挂蚊帐。从翻身、起床、大小便到喝水、起立、坐下、写“认罪书”等，都要事先报告，得到批准才能去。而且要按看守规定的时间，差一分钟都不行。有一天廖汉生报告了32次。

1968年对廖汉生的审查达到高峰，整个12月，除几天审问两三次外，每天审问四次，凌晨1点到5点，上午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晚上8点到次日零点。临近年底的一天，审到次日凌晨3点，审问的人都熬不住了，回去休息前交代看守，不准廖汉生睡觉，必须再考虑两小时的问题。这种审查，采取的是逼供、诱供的手段，不承认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诚，对党的态度不好，招来斥责、侮辱和谩骂，甚至搞“车轮战术”，长时间罚站，不准喝水等。

1969年10月，廖汉生被押到邯郸某师留下的营房。1970年1月据说有地震，廖汉生被搬到露天。他仅有一床旧棉被，在冰天雪地中熬了一星期，几乎送命，直到地震警报解除才搬回房子里。1970年春末，廖汉生被押到石家庄，这时天还没黑，车子在城外来回兜圈子，直到天完全黑了才进营区。廖汉生曾跑遍北京军区所属的各部队，汽车刚开进大门他就知道是北京军区后勤部七分部。这是一座偏僻的独立小院，西靠猪圈，北靠狗棚，臭气熏天，夏天蚊虫肆虐。以后廖汉生听说，这是关杨勇的地方，他和杨勇对换，杨勇则被押到邯郸他住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