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北京军区造反派半夜抄了杨勇家
林彬深感大事不好，“叛徒”、“特务”、“走资派”，那些战功赫赫的将军一夜之间都成了敌人，会不会有一天轮到杨勇呢？她怕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把那些出国带回来的字画以及历年老照片都抱到锅炉房烧了，一捆崭新的钓鱼竿也烧掉了。家中只有三儿子北北和女儿京京住在后面的房子里，林彬把他们集中到大客厅。
1月21日，廖汉生被抓两个星期后的星期六，白天总算平静地过去了，就到了让林彬坐卧不安的晚上。以前杨勇晚上开会，家人谁也没觉得什么。但这一次不同，有了异常。听说杨勇在京西宾馆开会，林彬和孩子们都吓了一跳，该不是抓爸爸的会吧？林彬明知总机不会接，还是要通了京西宾馆。果然总机不给接。每次京西宾馆开重要会议，都不让接电话。林彬叹了一口气，放下沉重的电话。
夜深了，杨勇家突然响起雷一样的砸门声。还没有搞清楚怎么一回事，门就被一群造反派撞开，抄家的果然来了。一群人围着林彬大叫：“文件呢？杨勇把文件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快交出来！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杨勇是三反分子，已经被揪出来示众，……”家中的男子汉只有老三北北，女儿京京还不满12岁，她惊恐地缩在床上。
转眼工夫，整座房子像龙卷风卷过，办公桌抽屉胡乱扣在地上，保险柜门大开，床上的褥子一层层被抖了个遍，衣服和书籍满地都是，连京京的瓷娃娃也不放过，摔碎在地上。压在玻璃板下的1964年毛泽东观看大比武的照片，杨勇的脸上被打了红叉，这是被打倒的标志。
第二天快中午，警卫员孙启增一个人来到杨勇家，京京上前抓住他的手，“我爸爸呢，我爸爸哪去了？”孙启增望着乱七八糟的家，连自己住的房子也被抄了。他实在忍不住，哽咽着说：“林处长，我……我没有保护好首长，首长叫人抓走了……”话没说完，他就放声大哭起来。林彬吩咐老三北北给孙启增倒了杯水，让他坐下来慢慢说。
杨勇逃到北京卫戍区仍然被抓
从1月19日开始，北京军区机关的大字报开始多了。1月20日早上杨勇还是哪里也不去，让警卫员孙启增下去打饭。快到中午12点半，刺耳的电话铃吓了孙启增一跳，是陈伯达打来的，“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来中国，让萧华去迎接，下午4点以前要找到萧华。”这是哪对哪？萧华是北京军区的上级，怎么也轮不到杨勇去寻找萧华啊，这明明是在出难题。杨勇说：“怎么办？”孙启增说：“是不是问问傅崇碧？”“好，你马上通知傅崇碧，限他半小时找到萧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很快回话：“萧华在叶帅家。”杨勇这才放下心。
1月21日夜深了，几辆卡车开到京西宾馆楼下，车上跳下吵吵嚷嚷的一群人。文化大革命虽乱，但北京军区作战部的作战值班仍在坚持，当晚值班员是防空科参谋刘建林。某副司令员召集四位副参谋长在作战室开会，由北京军区司令部“红旗攻坚”战斗队和政治部“翻江倒海”战斗队出面抓杨勇。某副司令员对刘建林说：“半夜开始行动抓杨勇，把作战部的人都叫起来。”刘建林想：“怎么能随便抓司令员呢？”他给军委打电话，报告“好多战斗队要揪军区司令员杨勇”。军委答复：“现在还没有发现问题，不能揪斗。”所以刘建林投了反对票，但造反派还是按计划出发了。
自从廖汉生被抓后，杨勇警卫员孙启增睡觉总是睁着一只眼。他被刺耳的刹车声惊醒，悄悄打开窗户，听到杨勇秘书说：“杨勇住在某某楼某某号，你们赶快上去……。”孙启增马上叫醒杨勇，护送他直接坐电梯到地下室，从后门坐车驶上了长安街，但始终没有甩掉造反派的车子。孙启增建议开进中南海，杨勇的车可以进中南海，造反派的车则被挡在中南海门外。进了中南海找谁呢？杨勇平时与领导都是工作关系，在这种时候找谁恐怕都不行。回家肯定不安全，军区办公楼更不能去，打了一辈子仗的杨勇此时束手无策。孙启增归北京卫戍区管辖，他提议上北京卫戍区，杨勇同意了。因为他不知道是造反派抓他还是上边抓他，如果是造反派，那么北京卫戍区就可以躲一躲。如果是上边的意思，不要说北京卫戍区，跑到天边也不行。车子在街上跑了近两小时，驶进了北京卫戍区。平时家里的账都是孙启增管，杨勇身上没有一分钱，孙启增给了他一点零钱。这时，杨勇又一次说：“我不是‘三反分子’。”孙启增说：“首长，我相信！”
北京军区造反派在京西宾馆扑了个空，又被挡在中南海门外，但最终他们还是把杨勇堵在北京卫戍区的小礼堂里。孙启增给杨勇当了六年警卫员，他根本不相信杨勇反党、反毛主席。他横在门口，举着顶上子弹的手枪，嘶哑着嗓子说：“杨勇现在还是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个职务是中央军委任命的，我没有接到通知撤他的职，我的任务是保卫首长安全。没有上级命令，我不能交人。如果有人硬抢，我就开枪。你们谁不怕死，就来抓人吧！”闹闹嚷嚷的造反派顿时目瞪口呆，站住不敢动了，子弹可不长眼啊。僵持了好一会儿，北京军区某负责人电话命令孙启增交人，“杨勇有问题，这是领导指示，你交人吧！”孙启增虽然还举着枪堵着门，但杨勇明白了，就像让他抓廖政委一样，这已经不是造反派的事情了。
杨勇大踏步走了出来。造反派扑上来抓住他的胳膊，被北京卫戍区的炊事员拦住了，他给杨勇端来一碗鸡蛋面，对造反派说：“不管杨勇同志有什么问题，也该让他吃了饭再走。”杨勇吃完，从容地站起来，随造反派走了。
杨勇与北京军区作战部打交道最多，他经常到作战室来，话不多，但办什么事情都很干脆，为人也和善，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抓他？张华夫（北京军区作战部防空科科长）是逍遥派，他回忆说：“1月21日星期六我回家了，1月22日我值班，吓了一跳，是不是政变了？怎么军区司令员被抓了？”
1月23日，战友文工团造反派跑到徐向前家门口高呼“打倒杨勇”的口号，要徐向前接见、表态，不接见不走。徐向前接见了他们，说：“杨勇有错误可以揭发，但要掌握政策，‘烧而不焦’，不能打倒他。”徐向前把“上峰”的“烧而焦”改成“烧而不焦”，此时杨勇已经被囚禁两天了。
始终没有查出谁向林彪办公室告状
1967年1月29日凌晨1点零5分至4点45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陪同周恩来、徐向前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军区“燎原”“新燎原”“重上井冈山”“火炬”“革命青年”“革命敢死队”等战斗队的部分成员。这次临时安排的接见与北京军区的神秘人物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下最后通牒有关，这位自称“卫东彪”战斗队的“张红军”威胁说：“如果在1月29日下午6点以前，不罢杨勇和廖汉生的官，我们就要上林副主席家门口抗议。”这事情非同小可，林彪立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让周恩来立即接见北京军区造反派。
周恩来询问：“有一个‘卫东彪’战斗队吗？我想打听，你们有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还有一个叫‘张红军’的？1月27日下午6点半，他直接给林副主席办公室打电话，说明他掌握林副主席的电话号码。”这位自称“卫东彪”战斗队的“张红军”，表示坚决要求罢三反分子杨勇的官，说他是彭德怀、彭真、罗瑞卿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这样的人必须罢官，廖汉生是贺龙的忠实走狗，我们也强烈要求罢他的官。”他下了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我们希望两天之内罢他的官，现在是1月27日下午6点半，如果在1月29日下午6点半还不罢他的官，我们就要集合我们的战斗组织所有的人到林副主席的家里去，林副主席的家我们是知道的。”
周恩来说：“对我们副主席、副统帅下最后通牒，这是一种威胁。下面他（张红军）又说：‘我们坚决要求罢他们的官，因为我们知道林副主席是很英明的，对他们这两个人也很了解，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我们就有这些，不再谈了。’接电话的同志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们是战斗组织，不要记我的名字，接电话的同志说你不告诉名字，无法报告首长，他才告诉叫‘张红军’。这个名字是否是真的，是北京军区那部分的？是不是北京军区的？我们想找这个同志谈谈，开导开导他。我叫郑维山同志找了一下午没找到，请同志们帮助找一找。这样就带来三个问题。一、为什么用战斗组织的名字，而不用真名字，给林副主席打电话还要保密呢？这是一种风气，不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你们不同，是拿了自己的名字来的，来了要填个名字，我建议全军文革也这么办，填个名字，你们闹革命，怎么隐瞒呢？不应用假名，这是对反动派的办法，对本阶级领导人，名字都不敢讲是不妥当的，不能用这个办法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人。这样我们在明处，你们在暗处。为什么见你们几个？上次见了，这次还叫你们，如要组织来，来一次他就换人，每次都有区别。这种办法不是对付人民内部的办法，贴大字报也是这个办法，怕报复，可原谅你们。对负责同志用这个办法不好，这样思想见不了面，不能抓活思想嘛！二、这种秘密方法，易被坏人利用，钻空子。利用你们的名字，如卫东，他就可冒充、利用。三、电话上随口讲一个‘张红军’的名字显然是假的。根据这三条，对群众对上面，都不能隐瞒，所作所为不能弄假。不管任何一个人，一个战士，有权向林副主席提议罢杨勇、廖汉生的官，只是方式值得考虑。这种方式没法找到他（告状者），找的目的不是要怎么他，是借题谈谈，找来开导开导他，估计不易找到。所以毛主席、林副主席要我俩找大家谈谈，只是他的方式不好，你们不要去贴大字报说要冲林副主席住地，这样一搞，好像要追究这个人，你们之间也可能互相猜，打起来，只是提醒这个方式不好。今天来，只是讲不必去冲，可以谈谈，如果有这个人，他听到了就不冲了。”
这位打着北京军区造反派旗号的“张红军”，为什么要向林彪办公室下最后通牒呢？为什么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害怕杨勇、廖汉生卷土重来吗？更奇怪的是周恩来要求查找“张红军”，却始终没有查清楚。打给林彪办公室的这个电话，有时间，有电话定位，怎么可能查不清呢？最大的可能是幕后指挥者不想查，如果查清楚了，幕后指挥者不就暴露了吗？所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位“张红军”仍然深藏不露，由此他也避免了成为“三种人”，被一撸到底的结局。
谢谢沈香。祝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