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北京军区杨勇、廖汉生被关押始末 （四）

毛泽东对杨勇扣押造反派表示不满

1966年12月间，北京军区接到多起部队的紧急报告。在军队院校造反的同时，地方造反派也在不断地冲击军队大院。12月7日，天津第66军军部被地方造反派贴上了大字报，同时天津警备区司令部也受到冲击。12月8日，山西驻军电话报告，该军干部施宣之的妻子在山西大学党委宣传部任职，山西大学的学生要求进军营大院搜查他家。12月24日，北京煤炭研究院一群学生以索取材料为名，要求进入北京军区八大处营院。经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后，允许他们派代表进入宿舍区。……

1967年1月，上海 “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北京军区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一个自称“星火燎原”的战斗队颇有能量，曾在一个月内“横扫”三个大军区。他们冲进北京军区司令部大楼，砸开档案室，要查抄“华北党”。杨勇命令军区警卫营“请”他们进地下室。康生告了御状，很快毛泽东打电话质问：“杨勇嘛，听说你下令抓人了？”杨勇听出毛泽东明显不高兴，赶快解释：“报告主席，今天上午有人强行冲击办公楼，威胁到核心机密。我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允许他们来，所以……”毛泽东缓了缓口气：“好嘛，马上放人吧，就当成一次防突袭演习吧。”在毛泽东看来，“乱”是好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1966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人民日报》写篇社论，正面劝告工农兵不要干涉。同日，毛泽东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冲击”风越演越烈，各大军区纷纷告急。沈阳军区大院冲进数千学生，殴打警卫战士，唐子安（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被打成重伤。南京军区八名领导的家被抄，两名部长和一名副政委下落不明……

1967年1月14日，叶剑英等老帅经过力争，在周恩来支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但此时廖汉生已经失去自由6天，而杨勇也将在7天后被囚禁。

 

一张大字报导致廖汉生身陷囹圄

1966年10月，林彪“要削其（贺龙）羽翼”的指示在部分高级干部中传达，贺龙的老部下被排除在外，廖汉生很久才得知这个情况，他感到有些事情已经开始回避他了。廖汉生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贺龙部下，而且贺龙是他父亲的朋友，送他读书，给他当红娘，带他参加工农武装斗争，并和关向应介绍他入党，他与贺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廖汉生主持政工干部谈心通气会，主动检讨这些年来学毛著并没有完全学懂，对毛主席指示跟了，但总感觉跟不上，因此讲错了一些话，做错了一些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方面，最突出的是1964年搞大比武跟得紧，而1965年批大比武则转弯慢；二是工作作风方面，表现出急躁、简单、生硬，甚至是粗暴，对同志的态度不够谦虚；三是在抓根本即“突出政治”方面，还没有做到一抓到底。

11月2日，在北京军区常委扩大会上，廖汉生再一次主动袒露思想：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很差，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怕乱，对一些现象有反感；看问题多，看主流不够。廖汉生期望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到自己身上的问题，也找到遭受冷遇等现象的背后原因，努力纠正问题，干好工作。他哪里想到五年的监禁正在等待着他。

1967年元旦后，林彪指示杨勇：“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烧掉廖汉生。”对此，杨勇感到很为难，司令员怎么能对同级的政治委员下手呢？于是他请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问他怎么办。萧华说：“我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后再说。”很快就有了答复，由上面派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点火，这样北京军区机关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就可以乘势展开了。

1月5日，杨勇主持召开北京军区常委会议，传达林彪关于“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的指示，但他没有传达“烧掉廖汉生”。与此同时，北京军区机关做好开展运动的准备工作，起草一个召开动员大会用的讲话稿，主要内容是向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负责人交代，军区司政后机关开展“四大”，要他们抓好部队工作，保持部队稳定。准备1月8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会后，按照军区常委讨论决定，通知廖汉生务必在1月6日回到北京。

1967年元旦过后，廖汉生率工作组到保定地区某炮兵团指导年终总结和四好连队评比。他到炮兵团的第三天，即1月4日，从北京传来“刘志坚倒了”的消息。1月5日，廖汉生接到通知回北京开会，1月6日回到北京。他才离开几天的工夫，军区机关的运动已经闹翻了天。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本来是较早开展“四大”的重点单位之一，但因为有外事演出任务，才没有顾得上造反。1966年6月16日，战友文工团随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国家，7月1日返回北京，9月又到日本访问演出，所以战友文工团特别是歌舞团1966年的年底才闹起来。1月7日上午，战友文工团造反派到处找杨勇，要和他辩论。他们从西山一直找到后海杨勇家，扬言下午还要找。廖汉生对战友文工团造反派说：“你们不是要与司令员辩论吗？那好，我这个政治委员也到场。”他并不害怕战友文工团造反。一来中央一再要求“不要害怕群众和群众运动”，二来这批文工团员是他看着长大的，大多数人的名字他都可以叫出来。战友文工团排演新节目，总要请他和杨勇等军区领导人先看，尤其是1965年战友文工团排演《长征组歌》，他和杨勇作为长征亲历者，多次给他们讲过长征故事。

此时杨勇在85号楼（北京军区高干招待所）召开军区常委第120次会议，决定军区司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于1967年1月9日开始，由陈先瑞（北京军区副政委）、宋玉琳（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等组成一个班子抓工作。也就是说，已经把廖汉生排除在外了。廖汉生并不知道军区党委的安排，他等战友文工团造反派走后，赶到西山营区，在85楼见到杨勇，把上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1月7日下午，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果然来了，他们要把杨勇带走，廖汉生提出一起去。于是，造反派包围着杨勇、廖汉生，把他们带到司令部办公楼，七嘴八舌嚷了一大通。有人质问：“你们敢不敢写大字报？”廖汉生说：“有什么不敢写的？”看他们一时无话可说，廖汉生变被动为主动，指挥他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意思是提醒他们，要听党中央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不要乱来。唱完歌，廖汉生严肃地对造反派说：“明天我们开常委会，你们谁也不能来找我们，不能影响党委工作，这一次就这样算了。”

1月8日星期日上午，为避开干扰，军区常委办公会议改在城里庆王府原军区司令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研究运动的有关问题。虽然北京军区远离市区，军事院校的学员还是有冲进去的，甚至常委会也敢冲，闹得常委会想开会却没有一个安全地方，于是不得不挪到城内庆王府。这个理由在廖汉生看来合情合理，但他完全没想到这是事先设计好的，有人已经在军区办公楼主楼贴了他的大字报。

杨勇宣布开会，他还没讲几句话，军区保卫部打来电话，报告战友文工团的人到廖政委家去了。廖汉生家在庆王府附近，郑维山出去与文工团交涉，会议冷场。列席会议的董奋（北京军区干部部部长）小声嘀咕了一句：“我看这个会开不成了嘛。”因为董奋的话卡在嗓子眼，挨着董奋坐的张南生也没有听清楚，他就喊了一嗓子：“董奋，你说什么？你再说说？”总算有人打破僵局，与会者都睁大双眼盯着董奋。董奋不敢说，又不能不说：“我说这个会恐怕开不成了。”张南生并不知道主楼贴了廖汉生的大字报，又追问“为什么开不成”？董奋说：“今天早上，有人在西山军区司令部办公楼给廖政委贴了一张大字报，文工团大概是冲着这张大字报来的。”以后说董奋泄露“天机”，查了他很久。本来部署抓廖汉生有一套程序，被不知情的董奋打乱了。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气氛紧张而压抑，没有人再说话，廖汉生明白他的厄运来了。

陈先瑞回忆：我对夜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是按照通知去参加会的。我到的比较晚，走进会议室时，看到人人表情沉重，便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我在傅崇碧旁边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傅崇碧轻声对我说“迟到了”。我悄悄地问：“出什么事了？”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胡子，用手比划了个“八”字。当时我想到是贺龙元帅出事了，根本没想到会是廖汉生出事。

郑维山返回会场说：“没有事，他们要廖汉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廖汉生大声问：“你们看怎么办吧？”杨勇说：“我看还是去看大字报，正确对待群众嘛。”廖汉生说：“好吧，我看你们是商量好了。”自从贺龙被抓，他就知道自己岌岌可危了，看大字报只是一个借口。廖汉生边说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机密笔记本和文件柜钥匙，放在办公桌上，对戴眼镜的党委秘书说：“小眼镜，交给你！”他又把衣服上的几个兜底都掏出来，让大家看他一无所有了，然后他对杨勇和全体常委说：“我去见他们，请常委将情况报告军委和总政治部。”

廖汉生一出会场，就被战友文工团二三十个造反派押回一片狼藉的家。领头的造反派大喊“打倒廖汉生”！廖汉生高声回答：“我是革命的，你打不倒！”造反派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纸篓糊的高帽子扣在他头上，还强行给他套上文工团的道具黑袍子，表示他是“黑帮”分子。

廖汉生被造反派押到西山的军区大院批斗，非法关押起来。廖汉生认为，一张大字报可以把一个军区政治委员抓起来，显然是预先谋划好的。1978年底军委座谈会期间，王平（总后勤部政治委员）请南京军事学院和武汉军区的老同学、老战友到他家里吃饭。谈话间，王平对某人说：“你在文革初不是写过一张大字报吗？你应该向廖政委道歉。”某人当即检讨，并向廖汉生道歉。廖汉生表示谅解。1979年秋，在大字报上署名的某人给廖汉生写了道歉信，揭露了全军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写这张大字报的来龙去脉。

 

江青令军报去人贴廖汉生大字报

1966年底，江青、康生等对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说“军队落后了，中央文革要抓军队的运动”。1967年1月4日，江青在打倒刘志坚的同时，导演了贴廖汉生大字报的事件。

1月5日，江青召开会议，她对萧华、唐平铸（《人民日报》代总编、《解放军报》副总编）、胡痴（新华社代社长、《解放军报》代总编）等人说：“北京军区是一潭死水，廖汉生是贺龙死党，你们去北京军区把廖汉生揪出来。”这么大的事好像儿戏一样，唐平铸等人仍按兵不动。

1月7日晚，江青、陈伯达来到毛家湾林彪办公室，叫来唐平铸等人。江青沉下脸问：“怎么还不去？”“你们军队（文革）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就是有人压着，就是有问题！”江青当面布置写大字报的任务，唐平铸等人连夜回到军报大院写大字报。同时派人去北京军区“侦察”贴大字报的地点。因为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字写得很大很稀，凑了几大张。具体是四条罪状：一是杨尚昆、廖汉生两家关系密切，杨尚昆的问题出来后，为什么不揭发？二是1964年大比武的错误，军区政委难道不应该负责任吗？三是身为北京军区政委，为什么插手1军？四是对总部不尊重。

大字报连夜写好了，大半夜的找不到人签字，就把夜班编辑都喊来。夜班编辑邵一海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总编辑让在大字报上签个名，那就签吧。”这样，大字报签上了唐平铸、胡痴、和谷岩等十几个人的名字。

1月7日夜间，总政治部值班室通知北京军区，上面去人到军区大院贴大字报，要军区协助。如果事先不打招呼，贴大字报的人是不可能进入层层岗哨、警卫森严的军区大院办公楼的。1月8日凌晨，唐平铸带队，事先规定了接头地点和联络暗号，直奔位于八大处的北京军区大院。在事先“侦察”好的军区司令部办公楼主楼的门厅横梁上，挂上了大字报。并在军区机关留下一名潜伏人员，在现场秘密观察记录军区的反映和动态。很快北京军区内外已经“烈火冲天”的消息传回解放军报社。

虽然这一天是星期日，办公楼除值班者，没有什么人。但天一亮，一传十，十传百，这张大有来头的大字报还是如同重磅炸弹在北京军区大院炸响了，整个大院顿时议论纷纷，秩序大乱。李奎祥（北京军区宣传部干事）回忆：那天早上我正在政治部食堂吃饭，某副政委秘书说：“主楼贴大字报了。”我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和这位秘书一起去看，人特别多。那个时候，只要穿着军装，战士也可以进入办公楼主楼看大字报。转眼间，大字报糊满了办公楼，北京军区大院的墙上，马路上也糊满了大字报。你革命我更革命，有人大喊“把廖汉生拉来批斗”，马上得到响应。军队内外的各路造反派，纷纷揪斗军队领导人。北京军区跟全国一样，都已经是一堆干柴，谁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呢？一点火星马上燃烧起来。一张大字报不仅导致廖汉生被抓，让北京军区乱了套，也在全军、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

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的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军区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并提出停止军区常委一切活动。先揪斗了廖汉生，接着又揪斗了杨勇。当时军区其他领导和机关部门领导，有的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被打倒、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军区文体、医疗单位的一些主要领导和科室干部以及专家、文艺工作者等，也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被打倒、揪斗或立案审查。致使军区机关一度处于半瘫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