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莲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王秉璋逝世12年后的遗体告别
周建平从丰台押到亚疗时，公安部押送人员在路上告诉他，“你就这么点问题，没什么事，干嘛闷闷不乐？有什么担心的？周总理叫冷处理，不着急，会释放你的。”1978年5月，亚疗给从江西搬回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医院（整形外科研究所）腾地方，王秉璋（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周建平等13人被告知换个地方，结果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周建平问“我的罪名在哪里”？回答“华主席批准的”。监管员训斥：“不许乱说乱动。”问一问怎么就叫乱说乱动呢？周建平没有再讲。
王秉璋被秦城监狱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他坚决不进监狱，打死也不进，“僵”了足足40分钟。1972年3月，王秉璋就“僵”过一次。三个人审他，王秉璋说：“不让说情况我就不说。”过两天还是只让讲有无，不让讲情况，王秉璋坚决不讲。秦城还没有犯人不进监狱的事情，普通案犯二话不说就捆进去了。面对老红军，狱方终于说了软话：“你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是华主席以中央的命令让你来的，你是共产党员。”王秉璋表示：“我保留意见，同意坐监。”但他坚决不在逮捕通知上签字，“都拉到监狱了，还给我看这个干什么？”他写上“我不是反革命”。监管员出去20多分钟，回来说“算啦”，就把王秉璋押进监房。
1981年7月26日，王秉璋被取消现行反革命罪。中纪委找他谈话，甘渭汉（总政副主任、军纪委书记）、黄克诚在场，告诉他成钧（空军副司令员）官复原职，你的事情比他轻，我们已经报告上边，只要批准你就可以出去了。7月28日，关押近10年的王秉璋被释放，9月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告诉他三个月可以恢复工作。甘渭汉夫妇来看望他，说：“你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你和林彪反革命集团中几个人的来往，不属于同他们一起搞阴谋活动的范畴；你的身体不好，应尽快进301医院查体治病，三个月后接受新的工作任务。你愿穿军装还是穿便衣，由你选择。”临别甘渭汉说：“我来此之前，告知韦国清主任，他也讲，王秉璋身体不好，有思想负担，你去看望好。”
王秉璋住进301医院后，1982年元旦，他去看望也在住院的黄克诚，借机报告被关押的情况。黄克诚说：“你搬回原来在空军住的那所房子没有？你的问题已经清楚了，会有人同你谈话，把问题说清楚，你在谈话时要冷静。”
2月，军事检察院突然给王秉璋送来《免予起诉决定书》，并定了“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玩忽职守罪”，正师退出现役。短期内竟有这样大的变化，王秉璋困惑不解。明明已经无罪释放，即将恢复工作，为什么突然收到《免予起诉决定书》，为什么不审就判？这既是越权，又属违法。王秉璋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情。”他强烈要求复查，否则死不瞑目。中纪委也认为他没有问题，但就是不摘“帽”，只给他解决了生活待遇问题。
2005年9月25日，骨瘦如柴的王秉璋含冤逝世，享年91岁，他留下“不给正式结论”不火化的遗嘱。12年过去，他的结论依然没有任何松动，而他生前所在的军委装备发展部北京第二干休所被北京卫戍区收编。他的子女也都进入疾病缠身的晚年。2017年5月31日，覆盖党旗的王秉璋遗体告别仪式在301医院西院告别厅举行。
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1971年11月批林整风中被免去中央委员，罪名是向李作鹏泄漏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他在监狱中始终想不通，自己怎么就成了阶下囚？自杀未遂。11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约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情况。11月18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武汉地区的会不如成都地区开得好”，但“后期有大进展”。同时报告刘丰自杀未遂。1972年2月，刘丰被免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的职务。关押10年后，1982年他被免于起诉，按师职待遇退休。1993年2月刘丰在武汉病逝，享年78岁。
周建平1982 年 7 月被退出现役，师职退休，10 月被开除党籍，2016年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
……
被免予起诉的老红军、老八路明明是可以享受离休待遇的，为什么一律退休呢？原来，总政副主任黄玉昆请示邓小平：刘兴元（军事学院政委）、刘贤权（济南军区顾问）这两个老红军怎么处理，邓小平说“退休”。邓小平对自己都说退休，所以他这个“退休”是否包含离休，黄玉昆不敢再问，结果就让这两个老红军退休了。按此办理，所有“两案”人员一律退休处理。
据李宜俊（总政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少将）回忆，在他任职期间，被判免予起诉的王秉璋、冼恒汉、周建平、陈励耘、戴金川、王希克等或本人、或子女来找过，有的临死之前还表示生活太悲惨。中央没有精神，虽然没说不让复查，但也没说可以甄别，我们也无能为力。免予起诉的人中，有个别人后来改了离休。中央某领导说了话，冼恒汉1985年6月改为正军职待遇。王绍渊（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找过张震，张震说：政治上的事不好说，生活上的问题可以帮助解决。大多数人上诉者只是多给一点钱，解决生活困难。
吴李邱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录
1980年12月18日、19日下午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辩论，黄永胜写有28页辩护发言稿，自我辩护将近3小时。他只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并没有犯反革命罪行，“既未参与”，“也未共谋”，而且“毫无所闻”，所以他不是主犯。不能笼统地认为他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央专案二办主任，就认定他是主犯。黄永胜最后陈述：“十年中间我想了两句话，‘惟有赭衣供瘐病，不曾涓埃答人民。’”旁听的军事学院老王说：“别看这个老家伙70多岁了，头脑可一点儿也不糊涂，有些事讲得还挺有道道咧！”
1981年9月，黄永胜保外就医，他的肝病已经非常严重，行走困难，被从复兴医院直接上火车到青岛台西医院，每月生活费100元，想看彩电却买不起。1983年4月26日，黄永胜用最后一丝力气，断断续续说：“……我要求中央给我平反……我没有反党……我……没有反主席……军装……军装……”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两滴眼泪滑落下来。孩子们不顾青岛市公安局的严令禁止，坚持在他的军装上缀上红领章，给他戴上有红五星的军帽，让他以军人的身份和着装，走完军人的一生。黄永胜留下十几个小时的录音，没有留下回忆录。
吴法宪1981年8月1日保外就医到济南，才看到毛泽东1970年南巡讲话。他说：“毛主席言行不一，他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明明他亲口对我们说，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明明他让周恩来给我们做了结论，到了下面却说现在不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做。庐山会议后我三次求见，都被他拒绝了，到了下面却说他们不来找我，我去找他们。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他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吴法宪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开始撰写回忆录，自序的落款日期是1995年。
吴法宪写道：判决书说我“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也根本不是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林彪本人想当国家主席，相反他多次说过他本人无意当国家主席。如果说的“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件事，指的是林彪“谋害毛泽东”和“另立中央”，那么就该拿出有力的证据来。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来，我一直没有看到过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林彪直接策划了“政变”和“谋害毛主席”的行动。如果有这样的证据（我不是说林立果、周宇驰他们活动的证据，而是指直接证实林彪个人直接指挥和策划的证据），为什么一直不让我们看到？直到今天，林彪是不是直接策划和指挥了这样一个“政变”，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谜。当年的确曾有人想把“政变”扣在我们的头上，但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确切证据，只好放弃。判决书里说我“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那更是无稽之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参加的三个组织——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那是毛泽东和中央组织机关，不是我们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除此以外，我就再也没有组织和领导过什么集团了。至于林立果的“小舰队”，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自然也就更谈不上“组织和领导”了。事实上，在“审判”过程的调查中，他们也从多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点，最后不得不承认“吴法宪和林立果的反革命政变以及谋害毛主席没有直接关系”。在我同林彪多年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有关反对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更不要说是有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搞政变”这样的事情。而且在长达近10年的审查里，也没有发现我们同“九一三”事件有任何牵连，但是就是一定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不可，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李作鹏的健康情况极差，关押十年七次住院，1981年7月底他在复兴医院被中央保释出狱。出狱后他的心脏病也常发作，有两次特别严重，幸好老伴董其采是医生，一次次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李作鹏说：“有人希望我赶紧死掉，好盖棺论定，没那么容易！他们强加在我身上的莫须有罪名还没有澄清，我批驳他们的谎言还没有说透，事情的谜团还没有解开，我不能就这么死了。马克思不要我，他还要我继续坚持真理。我活着就是战士，我活着就要战斗！”李作鹏坚决反对强加在他头上的罪状，他相信终有一天真相会战胜谎言。
1982年春节过后，李作鹏就开始思考写回忆录，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进行写作构思和史实材料的准备。1984年开始到1996年，前后12年，写了近百万字。他上午带小保姆买菜，下午、晚上整理回忆录。2004年4月22日，李作鹏70寿辰时回忆录基本定稿。他在家宴上说：“别有用心的一群人，以捏造‘有意放跑林彪’的罪名，把我打入‘林彪反革命集团’，纯是冤案，纯是替罪羊，纯是诽谤诬陷。我当然不能说瞎话，我当然不能承认，我当然不能求饶下跪！批判我是顽固分子，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肯定。”“我们是打不垮、压不碎、隔不断、摧不垮的。我们不靠天，不靠地，不靠鬼，不靠神，……”“不管向我身上泼多少脏水，强加多少罪名，我还是我！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我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中，没有倒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以身殉职，而是最终成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这真是天大的冤枉，这真是千古的悲剧！我想给世人留下的，正是这悲剧人的心声。”“无论50年，还是500年让我的子子孙孙知道我的冤情，替我申冤。”2008年10月19日晨，他对大儿子李冰天说了他最后一句话：“我16岁参加红军，跟党革命出生入死，我的骨头都是红的！”
1981年9月11日，邱会作终于走出秦城监狱的七道铁门，到西安保外就医。他原以为公审只是走个过场，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党中央在文革时期工作中的错误担当一些责任。没想到公审竟是以“创造性”的法律形式解决党内路线问题，用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衡量文革时期的工作，还给他们戴上一顶反革命帽子，甚至还无端地把他们和江青一伙捆在一起。这一切实际上直指毛主席、周总理及党中央。邱会作认为：黄吴李邱的冤案是个人作用造成的，他们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决定与处理都不是根据事实和政策办理的，而是以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办的。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政策问题。邓小平为了政治需要，要把“林彪反革命集团”定成死案。过去我从未想过写个人回忆录，公审之后我想写回忆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1981年冬夜，邱会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动笔。当时他不但没有任何资料，连纸张都买不起，幸有老伴胡敏四处请邻居帮忙，用百家纸写成第一部分草稿。
邱会作没有系统地上过大学，1937年1月他进延安抗大二期，1944年2月进延安中央党校二部，时间都很短。1956年他进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57年转到高等军事学院，1959年他中断学业，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部长。在北京卫戍区关押期间，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学习机会。为了撰写回忆录，他报名参加了兰州军区老战士大学，成为年纪最大的学生。在三年多的学习中，他听了很多场讲座和报告，看了不少教材和书籍，系统学习了中国现代史，还选读了世界近代史，特别注重学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教训，使他的视野比过去开阔了。每天早饭后他就坐到桌前写作或回忆，午睡后继续写，晚饭前后才到院子里散步，作一些锻炼和活动。每天工作在6个小时以上，他一口气写了20多年，决心活着一天，就要坚持写下去，就要修改充实下去，让回忆录尽可能丰富完善起来。到2000年，黄吴李邱的冤案仍无人过问，这让他非常失望。邱会作认为他的案子恐怕只能如此了，因为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案子，而是变成了一个政治上要用的工具了。
1983年73岁的黄永胜病逝青岛；1991年77岁的江青在北京保外就医时自杀身亡；1992年57岁的王洪文病逝秦城；2002年89岁的邱会作病逝北京；2004年89岁的吴法宪病逝济南；2005年88岁的张春桥病逝上海；2005年74岁的姚文元病逝上海；2009年95岁的李作鹏病逝北京；2009年90岁的江腾蛟病逝北京。值得庆幸的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生前都留下了回忆录。他们的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伸冤还在继续。
2020年5月完稿
2022年8月修订
如果中共有一点点实事求是，都不至于现在还没有平反。
革命党人的下场应该如此。
不能够只有你那么爽，老革别人的命，
沈香中秋快乐。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