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 1980年林彪、江青案审考疑》（37，38）

李伟信“九一三”当晚供出“571”

吴德回忆：“九一三”当晚，吴忠审问了李伟信。李伟信交代说他们有一个《“571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只想审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我们那时都在北京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对我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

1971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印发《“571工程”纪要》的通知中说：“中央在审查林彪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 经李伟信、刘世英（空司办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的笔迹核对，证明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林彪死党于新野手记的。

李伟信1971年10月13日交代：“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回上海，当晚他对于新野和我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3月20日，周宇驰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我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他说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571’计划写成后，我没见过，但是于新野1971年9月11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新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刘沛丰1971年8月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员的代号也要去了。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1970年9月以后，林彪加紧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3月21日至24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怎么加紧反革命武装准备了？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是如何密谋的？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林彪派林立果去的上海？至于林立果“这个计划是林彪叫搞的”，是不是话？也无从得知。李伟信说“‘571’正本在北戴河”，也并没有被证实。所有活着的人都没有看过《“571工程”纪要》，所有关于《“571工程”纪要》的讲述都源自李伟信口供。

关于《“571工程”纪要》这个如此重大的问题，仅凭一两个案犯口供，不足以定案，倒有林彪毫不知情的反证。林彪有黄吴李邱四个握有兵权的大将，如果他图谋不轨，为什么不与他们密谋呢？可是历经中央专案组、特别法庭10年审查，却证明林彪和黄吴李邱对《“571工程”纪要》并不知情，并不能以此给林彪定罪。因为没有林彪参与“两谋”的证据，特别法庭判决书不再单独提林彪，而是改称“林彪反革命集团”了。

毛泽东认为，《“571工程”纪要》是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中央政治局讨论时，纪登奎说：“这份《纪要》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还说：“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

 

《“571工程”纪要》的“罗生门”

1971年4月起，林立果一伙几次到空军学院活动，有时连续住六七天，有时十多天。他们占用了原空军学院领导住的13、14号小楼，由接待小组王兰义等人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8月底他们又来了，比以前人多，还有三个年轻女人，车辆来往也比过去频繁。他们不让打扫卫生，送来的东西放在门口。9月13日下午下班时，王兰义把报纸放在小楼台阶上。9月14日晚报纸未动，小楼黑着灯，门虚掩着，库房也没有上锁。9月15日晚依然如故，他们至少两天没来了。王兰义进了林立果、周宇驰住的13号小楼，一股难闻的臭味扑面而来。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弥漫了满屋的臭味。王兰义把灯打开，门口处堆着装满水果的纸箱、篓筐。餐桌上杂乱放着书本报纸和汽水瓶，还有一个敞盖的大书包，好像要把这些东西装走却没有来得及。另一间屋的灶台上一堆纸灰，散乱扔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另一栋楼的纸灰更多，整个墙壁都熏黑了，纸灰中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

王兰义的领导王治松、高文勇也来查看。餐桌上有《英语课本》、《格瓦拉日记》，还有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和一个红色拉链本。红色拉链本上“罗列了一些条文”，也看不懂，他们放回原处，商量打电话问一问。于新野、程洪珍都不在，刘世英在电话里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9月16日20点，王兰义摸黑进到小楼，把红色拉链本等几个本子拿出来。9月17日，周恩来派人调查小楼情况。王兰义的心情更加紧张，那个偷偷拿出来的红色拉链本成了累赘。10月6日晚，李德生来空军学院传达“九一三”事件。10月7日凌晨，王兰义把红色拉链本上交空军学院领导。

10月9日，红色拉链本和王兰义写的发现过程，经空军领导送到周恩来那里。奇怪的是，王兰义因拿出红色拉链本被关押数年，双腿瘫痪，双目失明，周恩来保他才出狱。空军学院几次让他复员，他以病重为由才勉强留下来。笔者两次在空军学院采访王兰义，相信他这个“滴水不漏的故事”，并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有详细记述。可是，5年后笔者采访王树德（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后彻底困惑了。

王树德回忆：“九一三”事件当天，周总理机智果断采取了极为策略的措施，做了周密的布置。措施之一就是召集紧急会议，通报 “一句顶一万句”的人坐飞机跑了，命令北京卫戍区马上派出可靠干部，带领部队把林立果一伙在北京东交民巷、西郊机场和空军学院的三个黑窝点看管起来。9月13日下午，吴忠、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紧急召集机关干部开会。吴忠说：“有一个重要任务，需机关同志去完成，把空军的三个点西郊机场、东交民巷、空军学院看管起来，重点是空军学院。这是林立果经常活动的地方，有住处，有生活，最完善，住得最多的地方。周总理指示：封闭林立果的黑窝点，不许任何人接触，一切设备、东西都看管起来，不要动。”因为当时还不知道林彪摔死，非常机密，怕有同党，执行任务的人不能回家，不让对家属讲。根据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组织了三个小班子，谷禹舜（北京卫戍区通信处处长）负责东交民巷，还有一个谁负责西郊机场。空军学院由我负责。这三处都是空军地盘，为什么要陆军占领？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林立果出事了。9月13日20点后，我带领技术侦查的保卫干事，工兵处刘副处长，通信处阎参谋等四名机关干部，以及刘俊章（北京卫戍区仪仗队一连长）率领一个加强班，荷枪实弹，把空军学院林立果的两幢小楼秘密控制起来，与外面隔绝，任何人不经过中央领导同意不能进来。我们查看了13号小楼，这个小楼有一个大车库，车子可以直接开上楼，楼上有小电影厅，楼下有一个小会议室，也是小餐厅，有沙发、茶几，既可吃饭，也可接待。一个大一点的房间，摆着电冰箱，装满食品，有面包、香肠、牛奶。我们进去先把各个房间看了一遍，看不出逃跑痕迹。每个房间都有电话，里面的格局没有破坏。一层小餐厅都是沙发，有剩饭，闻到有味，不光鱼臭了，菜也臭了，我们没有动。没有印象有纸灰，也没有看见餐厅的《“571工程”纪要》。《“571工程”纪要》红本子是毛家湾办林彪展览时我才看见的。林立果大衣柜里有一封很肉麻的信，是推荐女孩子的，怎么漂亮，怎么有吸引力，有洋味。我们把这封信上交了中央专案组。

我们进驻后，两个楼的两个角设哨兵，外面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不出去。我在这里一直工作了20天才返回机关，另四位机关同志看守了两个月，圆满完成任务，我们小组受到中央专案组的表扬。事后我们才知道，《“571工程”纪要》被遗失在一楼小餐厅的沙发上，在我们进驻前，被“三人服务小组”抢先拿走并隐藏进来。直到他们听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正式传达后，才上交中央专案组。

刘俊章（北京卫戍区仪仗营一连连长）回忆：我们住在测绘局，1971年9月13日的白天没事，晚上连队正在看电影。看到一半，命令回宿舍打背包，执行紧急、特殊任务。怎么回事？真枪实弹，拉到西郊机场小礼堂。中央领导再三考虑，派一个加强班，子弹上膛。当时已经戒严，我们也不认识路，只知道大致方向。为了尽快赶到空军学院，我带加强班翻东墙头过去。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进到空军学院的两栋小楼。先到的王树德表扬我们怎么这么快，这时候才告诉我，这是林立果的秘密据点，控制起来，没有准许，谁也不许进。我们机枪封门，不许任何人接近，如有人冲击，可以开枪。守了十多天。这中间李德生、叶剑英来看过。

按王树德、刘俊章等人的说法，“九一三”当晚林立果的两栋小楼就被机枪封了门，王兰义怎么可能在9月15日、16日晚多次进入13号小楼，并拿走红色拉链本呢？

高德明（空军保卫部部长）说：据空军审理“小舰队”材料记载，《“571工程”纪要》是9月14日在空军学院林立果的据点里被发现的。发现这个草本的人是王兰义、王治松、高文勇。他们是当时空军颇受林立果信赖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的工作人员。王兰义除了觉得楼内冷清得可怕外，更奇怪报纸和饭菜均“无人认领”。怀着满心的不安和疑惑，他先报告了王治松、高文勇，然后三个人一起踏进了林立果的据点，狼籍遍地，没有一个人影。那份《纪要》很明显地摆在茶几上。要不是9月14日林立果据点里情况异常，他们是没资格进入林立果秘密据点的，进而成为发现《“571工程”纪要》第一批人。很快这个秘密据点被封锁，服务人员被派来的工作组人员盘问，王兰义怀着本能的恐惧，经过一番思想斗争，10月6日12点左右，他下决心将“本子”交给自己的直接领导——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政委殷古风。殷古风和学习班主任常平一起上交中央处理空军问题临时5人小组，5人小组中的王辉球（空军政委）、曹里怀（空军副司令员）报告李德生。10月19日，周恩来见到了《“571工程”纪要》。图们（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这样解释：开始，有人翻了翻，也看不懂，就保持原状把这个据点封了。直到李伟信被抓获交代有一个谋害毛泽东的《“571工程”纪要》，才找来这个记录慢慢看。

负责封闭林立果据点的王树德的说法，得到高德明（空军保卫部部长）、图们（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林彪案审办公室副主任）的证实，他们承认“九一三”事件后封闭了空军学院林立果的小楼。那么王兰义怎么可能拿出《“571工程”纪要》的本子？李伟信在“九一三”当晚就交代了《“571工程”纪要》，而记载《“571工程”纪要》的本子26天后才到周恩来手里？这一切都不能自圆其说，难怪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中，只提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发现，却不提发现时间。

至于《“571工程”纪要》的发现地点也有几种说法，除空军学院外，还有东交民巷和怀柔直升机坠机现场。谷禹舜回忆：“九一三”下午，曾绍东（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给我们开会，什么任务不清楚，要求认真检查所有文件物品，详细登记并保密。“九一三”当晚，我带参谋阎忠文等两人到东交民巷42号空军招待所，空军副参谋长接待，告诉服务员是查户口的，服务员很紧张。我觉得不当，都是军人，怎么这么介绍？没水平，没想更多。我们首先检查林立果的屋子，我并不知道林立果是林彪儿子。外面纸箱装的文件，包括所有纸片，我们都一件件查看。一人检查，一人记录，登记到第二天早上才登记完。据我现在的印象，大部分是内部文件、内参资料，有些机密，没有绝密，还有几个笔记本，我没有详细看，只登记了标题，没有登记内容。我印象当时登记有《“571工程”纪要》。林彪专案组组长纪登奎说：“直升机是毛主席下令弄下来的，意义很大，找到很多东西，《‘571工程’纪要》、南逃名单、骨干名单、手令等。”

《“571工程”纪要》的发现时间、发现地点成疑，到底是空军学院，东交民巷，还是直升机现场？如果是空军学院，是放在沙发上，餐桌上，还是客厅茶几上？什么时间发现的？谁发现的？这都是很容易查清楚的事情。为什么不彻查？更加奇怪的是特别法庭只鉴定了《“571工程”纪要》是于新野的笔迹，却没有说明来源，更没有质证。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没有“查证属实”的《“571工程”纪要》怎么能当成证据使用呢？所以有人质疑《“571工程”纪要》是不是真实存在？把它带到苏联是反毛的最好证据，“林彪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都被周宇驰随身带走了，为什么更重要的《“571工程”纪要》不带走？是谁在编织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