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王洪文狱中吐露实情
“两案”公审结束,1981年7月15日中午,王洪文、吴法宪、江腾蛟、邱会作合监,允许他们下棋、聊天。
王洪文说:“毛主席说林彪的问题,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问题,其影响都大。毛主席还说不能用处理杨成武(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中央专案组二办主任)的办法对你们。除张春桥、江青以外,汪东兴最积极急于处理你们。”“对你们四人的组织处理,总理提过两个方案。处理吴法宪;处理黄永胜、吴法宪。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席也总是在考虑区别对待。主席开始基本同意只处理吴法宪,保护黄李邱。主席还风趣地说‘以少换多,值得’。康生及江青他们始终不同意,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汪东兴、李德生等也不同意。我也讲了不少不实之词,也起到了不小作用,我对不起你们。其实,黄吴李邱的事,大家心里都明白。”
有一天闲谈,邱会作说起“八八”那天在叶群家谈话,吴法宪立即紧张起来,扑到邱会作肩头流着眼泪说:“老邱!对不起你,我说了假话,可能对你有连累。我交代过,8月8日在毛家湾,叶群和我们说的主要是‘要准备政变的问题’。”邱会作说:“为什么要说这样天大的假话?你不只是连累我,你还连累了黄永胜、李作鹏,连累了解放军!你给江青(没敢说主席)帮了大忙。他们找不到我们参与‘政变’的台阶,你把大家送上了这个台阶。你的假话,对我不能没有影响。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对得起对不起都没用了。我心里很明白,对我们的公审决不是仅根据你的假交代决定的,没有你的交代他们照样干。我不怪你,你放心好了!”吴法宪哭得更加伤心:“是他们逼我说的,他们说这是给我提出了找出路的方法。我就是照着他们的需要说的和写的。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还是关到现在。”王洪文说:“我想起来了,李震、郭玉峰、吴忠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曾说到你们在叶群家谈话的问题。总理最后是这样说的,这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最重大的问题,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但吴法宪、邱会作的口供不一致,待把‘八八’问题搞清楚后再讨论处理。我记得对你们的问题也就拖下来了。”邱会作认为:吴法宪说假话当然不对,但说明他们很需要这样的假话,想把我们往“两谋”上连。如果他们有了林彪“两谋”的确凿证据,也不会无数次地追问这个‘八八’问题了。
费四金坚持实事求是拒绝伪证
如果林彪搞政变,怎么可能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黄吴李邱呢?!黄永胜被收审后,几乎没有交代什么问题,甚至大发雷霆:“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们软磨硬拖比吃‘花生豆’(子弹)还残忍。”他坚决否认林彪、叶群向他讲过“两谋”,……更不知道林立果谋害毛泽东。中央专案组不怕黄永胜封口,他们掌握了一个爆炸性的材料。
“九一三”事件后不久,京西宾馆服务员集体揭发,1971年9月12日,黄永胜在京西宾馆会见了林立果。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大小“舰队”的“会见”,说明黄永胜知道“两谋”。中央专案组要黄永胜的“贴身保镖”费四金(黄永胜警卫参谋)作证。25岁的费四金对几天前发生的事情印象深刻,他说:“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没见林立果,也没有去京西宾馆,更没有准备去广州。”
中央专案组专门把费四金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9月12日黄永胜在京西宾馆见了林立果,还拿出值班日记。费四金学过保卫专业,他一眼看出这个值班日记是事后补记,钢笔水颜色、字迹都一样,总不可能好几个月只有一个人用一支钢笔值班吧?显然是事后补抄的。费四金说:“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情况。”
中央专案组不死心,又多次提审费四金,甚至封官许愿。黄永胜已是囚犯,多泼点脏水不算什么,你承认了马上释放,前途光明,否则就是黄永胜一伙。费四金说:“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对黄永胜、也对我自己负责,我不能作伪证。即使被双开,也要有良心。”中央专案组为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最后纪登奎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并不认识黄永胜,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无中生有。如果他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费四金的实事求是,让中央专案组“安排”大小 “舰队”在“九一三”前的见面破灭了。
谢花儿。就如我们在实验室一样,有一群老老实实的人,甘于清贫和寂寞;也有抛弃科学,投机取巧获名利,自认可糊弄世界的“聪明人”
还记得当年听到“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搞一次”像是听到笑话,历经浩劫后的中国人决不可能再搞一次的。但历史就是在重演。
舒云几十年来一直潜心做林彪事件的研究,查找资料,访谈上千人,作了大量笔记。以前在香港出了几本书,如“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百问九一三”“林彪画传”等,也曾被请去喝茶。出版的书曾被盗版,正版书不可以进大陆。这几年来,她著的“九一三事件后的大清洗”及这本案审考疑是以电子书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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