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 1980年林彪、江青案审考疑》（29，30）

“泄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资敌罪”

叶群留下的笔记本上，记载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经查证是黄永胜的密报。黄永胜是怎么知道的呢？1971年9月5日，李作鹏陪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刘丰（武汉军区政委）把毛泽东南巡谈话告诉他。李作鹏回北京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大约两天后，他将毛泽东“三项基本原则”传达给海军党委常委。有人说李作鹏是“超级间谍”，是“向林彪告密”，李作鹏很难想通。为什么中央主席的重要指示，不能告诉中央副主席？不能告诉军委办事组组长？李作鹏说：“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毛主席南巡时与那么多地方和军队的同志谈话，不只刘丰一人告诉我，其他人也与我谈过，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提前一点知道毛主席的讲话，是失密问题吗？至于通过黄永胜向林彪‘秘密通报’更是谈不上，如果我要向林彪通报，我办公室设有各种保密电话机，完全可以直接向北戴河林彪通电话。”李作鹏在法庭上说：“黄永胜是我的直接上级，他是总长，我是副总长，毛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我应该向他报告。”黄火青突然插话：“你明知黄永胜与林彪、叶群的关系，是有意告密。你不要利用工作关系来掩盖阴谋活动。”李作鹏说：“我不知道你说林、叶与黄是什么关系，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有意告密，更没有阴谋活动……”伍修权打断李作鹏的反驳，“不要多啰嗦。”律师苏惠渔向李作鹏提问：“你从武汉回到北京，把刘丰的话向黄永胜讲了，当时的动机是什么？”李作鹏说：“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尤其涉及到林彪，我觉得有给黄永胜通通气的必要。我确实对黄讲过，不要告诉叶群、吴法宪。”李作鹏不仅再次申明自己的动机，而且提出了新的证词。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我真想要再回击伍修权，法律明文规定允许被告辩护，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讲完？什么是啰嗦？哪一句是啰嗦？有什么证据说我‘有意告密’？又有什么证据说我‘阴谋活动’？我向我的直接上级，原原本本地报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与‘有意告密’、‘阴谋活动’之间能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吗？堂堂的特别检察厅厅长，就是这样将一件非常普通，非常正常的上下级谈话硬说成是‘告密’，是‘阴谋活动’，是我的一条‘罪行’。是无知？还是有意？”

李作鹏律师张思之、苏惠渔联合辩护发言，主要内容是：李作鹏没有参加“两谋”，没有参与“南逃”，文革中打击迫害干部有些是奉命行事。李作鹏密告黄永胜，与杀毛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不应负刑事责任。这个辩护意见被特别法庭采纳。但判决书的某些局部变化，并没有改变公审判决的实质。“罪行”内容可以删减，但无限上纲的大帽子不能摘，重罪重刑不能减。李作鹏认为这是让他永远做替罪羊，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的政治判决书。

20多年后，张思之说：“我有责任说出实际情况，起诉书罗列的‘两案’主犯48条罪状，……或无直接关联，或竟根本无关。即使‘放飞’这项指控，从案卷证据上看，也是强加给他（李作鹏）的。试想，面对党的副主席、三军副统帅他说走谁敢拒飞？如无禁令，何来‘放飞’？……这，难道应由李作鹏负罪责？当年作为李作鹏的律师，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没有尽到辩护责任，是有愧于被告人的。”“如果今天再让我来为李作鹏辩护，我也不会像当年一样。我肯定会为他做无罪辩护。什么林彪反党集团，哪有这么回事。李作鹏绝对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不可能谋害他。”

判决书免掉了李作鹏密告黄永胜的大罪，但依然维持对李作鹏的判决。

 

迫害彭德怀也加到黄永胜头上

黄永胜在检察讯问期间，与吴法宪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对立情绪大，坚决不承认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更不承认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至于具体事情他说忘记了，没有印象。出示证据后，他承认事实，否认动机，没有反对毛泽东的想法。但是密告叶群之罪算在了黄永胜头上，而且他显然没有意识到，1980年11月25日下午他第一次出庭就承认了密告。审判员问：“你向叶群报告后，造成了什么后果？”黄永胜说：“后果当然是不好的，促成林彪下决心杀害毛泽东主席，后果是很严重的。”“你负什么责任？”“我给叶群通情报，促成他下决心杀害毛泽东主席。”黄永胜哪里知道他在自证其罪，如果他有律师，律师虽然不敢追究“传话”的“源头”，但会替他辩护密告与结局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不可能预想到后果，所以他没有犯罪故意，从而帮他免掉这项大罪。

1980年8月14日，审判员王文正在小组会上提出，起诉书应该加上“彭德怀遭受迫害”的条文，公安部采纳，算在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韩爱晶（北航“红旗”战斗队总勤务员）的头上。王文正认为不行，这两个人不是本案被告，起诉的罪行要对准某一个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言。总政保卫部在复核预审材料时，发现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在专案组《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上批了“同意上报”。

12月5日，审判员问黄永胜：“这个报告从你手里出去的，你要不要负这个责任？”黄永胜头脑还算清楚，“我亲自批了是‘同意上报’，这个责任我负。”审判员又问：“这个报告你批了‘同意’，这是事实吧？”“同意上报”和“同意”完全是两回事情，“同意上报”是上报人没有权利决定，而是“上报”，怎么能与“同意”同日而语呢？但黄永胜被绕糊涂了，承认是事实。最后，特别法庭在合议时一致同意将这一条写入判决书：“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报告中‘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如果黄永胜有律师，律师会替他辩护“同意”上报不等于批准，他只是总参谋长，不可能决定元帅彭德怀的命运。这样就有可能帮他免掉五项大罪中的两项：“密告”和“迫害彭德怀”，虽然只是敲敲“边鼓”而已。